【回顧楊德昌】套層、結構與分裂:重探《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的冷戰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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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25
  • 張晉瑋

在將近四小時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1991)中,相較於描繪電影原型「茅武殺人事件」,楊德昌更試圖呈現此一「事件」身後,那個熾熱與冷冽、極權與民主、封閉與自由矛盾地並陳於社會的臺灣(注1)。我們知道,片中設定的 60 年代初期,是中國國民黨意欲反攻大陸,自撤退後在臺島展開一系列準備活動的備戰時期;同時,亦是美國藉由大量金援,將其拉攏至自由主義陣營,以此抗衡蘇聯勢力的冷戰情境。此二因共享政敵而看似合謀的異質政體,表面上多呈現相互協作的關係;然而,我們並不能將國民黨與美國視為融洽相處、攜手前行的共謀者。在被「推遲」的國共纏鬥與「行進」中的美蘇爭霸之間,臺灣,這個同時作為國民黨政令下的「復興基地」與美國論述中的「自由之窗」,實際上正因兩大政體背道而馳的價值系統,處於近乎精神分裂的社會情狀內。

過去針對《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相關討論,取徑多元,楊德昌以時間堆疊出「寫史」般的社會回望,留給後世諸多切點深入探究。然而,在觸及社會文化或歷史情境的詮釋面向中,前述「分裂情狀」甚少被提及(注2)。尤其,當論者將小四(張震 飾)最終的行動歸因於「時代」時,大多側重論述白色恐怖與國民政府的權力體現,或是省籍鬥爭所形塑的生活情境;而構成 60 年代的另外一半——片中既明顯又隱蔽的「美國」,及其與黨國政權斡旋互涉所創成之時代語境,則始終位居次席。究竟,在戰車的轟鳴、子彈的喧囂外,動人的美國樂音、鮮明的雜誌影像,提供了臺灣人民何種立於國家機器反側,與之南轅北轍的文化啟蒙與生活想像?美國,及其與黨國交錯生成之價值系統,又是如何構成小明(楊靜怡 飾)口中「不會變的世界」的樣貌,並影響了人物的命運?

寫作世界,讀作美國

在《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裡,一個關於國民黨政治宣傳與美國文化輸入之間的關係隱喻,可以在滑頭(陳宏宇 飾)與山東(楊順清 飾)合辦的演場會中瞥見。「先唱國歌,後唱貓王」,是如同反射神經,或已不復存在、卻曾是全民記憶的橋段。唱「國歌」——實際上是國民黨黨歌——以示「時時以國家為念」,是國民黨相對軟性且不著痕跡的政宣手段之一,其得以進入許多非政治場合,割下一段真空的時間,將個體浸入思家念國的規訓情境。此一斷裂,如同兩種文化於彼時臺灣社會的表層樣態,上一秒,中華民國國歌將全民定置於反攻戰備的肅殺狀態中;下一秒,〈Never Be Anyone Else But You〉則讓觀眾進入歡快奔放的歌舞情境內。兩個政體的文化傳播,如同上述發生在同處,卻各自分立的情境,貌合神離般地為同一群人民灌輸背道而馳的文化想像。

倘若兩方僅是平行自為、互不干涉,那小四一家也許不會遭逢種種變故。隨美援抵台的文化輸入,不僅帶來一波又一波的流行風潮,更向臺灣展示了美式文化,或者說,「自由民主」的可能性。我們應當注意的,不僅是角色言談中對美式生活的嚮往,或舉手投足間對流行文化的實踐。相對,那藏身於隱蔽(unattribute)且中介(mediate)的美國權力(注3)中,看似被白色恐怖肅清的「自由」,亦正隱隱發力,影響著人民的思想。其以不見其身、只見其形的姿態,潛伏於片中——即數次出現,由香港美國新聞處(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 in Hong Kong)出版的《今日世界》(World Today)。

《今日世界》原名《今日美國》,是彼時價格低廉,卻擁有精美印刷與豐富資訊的刊物。明面上,它以「世界」為引,刊載大量藝文、科技、政治、生活新知;然而,從「改名」此一政策,以及出版社的微妙轉換(注4)即可察覺,大量流通於臺灣社會的《今日世界》,實際上報導的並不全然是如刊名宣稱之「世界」事。作為誕生於冷戰情境、由美方主導編採的刊物,它體現的,是繞道而行、稀釋淡化的美國權力,其試圖創成潛移默化的閱讀狀態,使讀者的「世界」由「美國」主宰,並建構「美國即世界」的紙上情境。紙上的「世界」,直觀來說並不抵觸國民黨虛妄的大同想像;然而,書中所描繪的民主價值、自由思想,以及不時「現身說法」的德先生(democracy),卻與彼時臺灣的社會情境與官僚文化大相徑庭。此種差距,是另一種斷裂,其將文化層面的差異選擇,抬升至生活境況的價值判斷。同時,自由作為一種「舶來品」,雖同貓王以軟性表徵進入常民眼光,但其身後和「美援」的政治經濟扣連,以及藏於深處的冷戰意識形態,實則遠超樂音中描摹的浪漫與情愛。

片中《今日世界》現身的片段大致有四,不論是倒置於小四母親(金燕玲 飾)的書桌上、出現在大姐張琄(王琄 飾)和小四的手中,或是懸掛在小四父母重逢時身後的雜貨店,(注5)皆離不開小四家的成員。在容易取得且蔚為流行的現實情狀下,這樣的安排,也許並非巧合。我們知道,《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特點之一,在於對不同出身、省籍以及社會地位的群像描繪,這是它具備「歷史感」的來源,亦是其能夠稱作「冷戰表徵」的原因。但是,為何片中雖有諸多深受美國文化吸引的角色,卻僅見小四一家持有、閱讀《今日世界》?


(圖/《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電影截圖;僅作報導與評論用途)

最直接的原因,也許和小四一家之於整部作品中的位置有關。宏觀來說,小四家僅是電影意欲呈現的家庭類型之一,楊德昌並不意在聚焦單一家庭之於時代的關係,而是傾向將家庭置入角色身後,使其成為不同人物間碰撞編織而成的關係網絡中,能夠憑依參照的脈絡性因素。易言之,家庭之於整體敘事結構,並不直接觸及電影母題——也就是楊德昌於訪談中提及的「環境」——而是作為背景,推動著角色抉擇與敘事行進。然而,在此種結構下,小四家的境遇卻仿若時代回音,氣若游絲地覆述 60 年代的樣貌:父親是片中唯一直面白色恐怖、遭受牢獄之災的人物;也許能夠理解小四的二姐(姜秀瓊 飾),是手持經書、虔誠禱告的基督教徒;而讀著《今日世界》,即將拿著獎學金(注6)赴美深造的台大生大姐,則是真正意義上與美國文化背後之政經根源——美援,關係最為密切的角色。父與姐的境遇,並不單純反映彼時社會上的幾種權力徵候,而是在家庭的象限中,促成的一場化學變化——夾在中間的小四,繼承著父親起初的耿直,並徜徉在美國建構的文化暖流,二者看似得以調和整併,不料其身處之專制年代,卻借官僚之手扼殺自由與理想。

換言之,小四家在電影中不僅是鉅觀層面下的外省公教樣板,亦是整部作品的套層結構(mise en abyme),圍繞在小四家的種種刻畫,反射的是冷戰情狀的鏡像指涉。與常見在敘事中置入另一文本的策略不同,此處的套層形式,以親屬關係為邊界,散落在片中各處。對小四家的描寫不僅是為了在電影中置入能夠與之對照的次級結構,其本身既是構成整體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亦是能夠與之互文的獨立文本。(注7)因此,若以整部作品為尺度,觀眾能透過不時現身的行軍隊列、此起彼落的打靶聲響,以及唱著貓王歌曲的演唱會等要素辨識出國家機器與美援文化,並藉此確立楊德昌的冷戰社會描寫;而將目光轉向作品中的套層,則同樣能在小四家中發現異質權力的運作與滲透,也就是白恐審訊逼供、嚴密控管內容的廣播,以及經書和《今日世界》。

套層、結構、分裂

可是,為何在足以深刻描繪角色、社會以及時代氛圍的篇幅中,仍然需要此種看似僅作呼應,或如鏡像般重複主要敘事的套層結構?我認為,此一套層除了呼應片中各執一方的權力刻畫外,亦反向補充並展示了冷戰情境下,未必能快速在社會表層辨識的價值「分裂」。而究竟所謂「分裂」源自何處?對照美新處 1953 年 4 月與 12 月所制定的「國別年度計畫」(country plan)(注8)可以發現,原先「強化『自由中國』民主制度的基礎」一點被刪除了。在冷戰最淺層的二元結構中,美國代表且支持的,應當是與之共享自由、民主價值的政體;然而,為了防堵蘇聯與中國共產黨的擴張可能,其援助的,實際上是「對臺施行極權專制,但共享反共抗俄目標」的國民黨政權。美方始終知曉,應然在維持自由陣營論述同一性的前提下,尋覓共享此一價值的合作者;然而,國際冷戰的實然佈局,卻始終比伴隨相生的「民主」論述更加重要,從而導致理念與現實產生嚴重斷裂。這份檔案告訴我們,不該將後續亦出現在美方論述中的「反共基地」(rallying point),反向超譯為其忽視本地政治實情,甚至將臺島捏造為與中國、蘇聯共產主義相反的「自由民主據點」,或認同國民黨反攻大陸野望所產出的相似口號(實際上恰恰相反);而是應當視其為冷戰框架下顧全「大義」,而向國民黨此一優勢政權靠攏的妥協論述。

反過來說,國民黨雖樂見美援經費挹注臺灣,並藉美國鞏固其政治合法性,但這並不代表他們對隨之而來的文化輸出持接受態度。試想,一個在臺施行高壓戒嚴、動員戡亂以清除異己的政體,又何嘗能接受強調還權於民,試圖在臺引介民主制度的「美化」意識?不過,相較於美國對國民黨的諸多質疑,後者因高度仰賴前者而難以對其表示不滿。這並不是說國民黨僅能私下撻伐,現實中,不滿並未消解,而是在政體到民間的過渡中,變形為種種迂迴暗喻的間接形式。不過,比起積極詮釋,楊德昌將更多心力花在奠基於自身經驗與歷史脈絡雜揉而成的「時代建構」,在《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觀眾看見更多的,並非價值衝突或情狀斷裂的「具身體現」,而是時代樣貌與人物互動的「旁觀呈現」。是故,黨國機器與美式文化在電影中大多處於互不干涉的並陳狀態,或作為族群鬥爭(幫派-省籍)的衝突背景。這也導致不少論者描述片中美國文化時,大多帶有「未盡」眼光,將其視為僅見其身但無從「實踐」、始終在鼻息之間卻未能紮根人心的美好「想像」。

在套層外,較為明顯的「不滿」表徵,僅能從夜間部老師對英語嗤之以鼻的態度略見一二。而若將套層納入討論,則會察覺楊德昌實際上將「分裂」情狀的種種線索,密藏在家庭關係間。照理來說,在領著兩份公職薪水的公教家庭中,父母對黨國(及其體制)不該出現過多怨言;然而,黨國之於社會,實際上如同必須擔心續聘問題的母親,以及無法苟同汪狗(徐明 飾)利益交換而受刑的父親,並沒有真正為服膺其系統的人民提供穩定踏實的生活。成人對黨國的失望與逼不得已的屈從,不僅體現在父親為小四出頭,以及兩次和校方協商截然不同的態度,更直接反映在母親與大姐自路上到雜貨店的對話中。表面上,母親希望大姐不必擔心家計、儘速出國,但此一催促,也許亦是對知曉父親是被警備總部帶走的大姐喊話,望其能夠遠離國民政府,進入那片僅在《今日世界》中出現,卻能夠實踐民主的土地。大姐獲得獎學金、能夠出國留學的資訊並沒有在片中其他段落揭露,若是抽除也不會造成任何影響,那麼,為何要在父親被帶走後特別置入此一橋段?我們不該忘記,片中唯三實際讀過《今日世界》的人,便包括大姐和母親,讓這兩位最有可能通讀書中自由理念的角色,述說暗示著「離開威權、親近民主」的對話,可以被解讀為是在接受現實與想像間的分裂後,對黨國政體進行的被動反抗。


(圖/《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電影截圖;僅作報導與評論用途)

而片中唯一的主動反抗,來自另一位讀者,小四。在電影開始、中段以及尾聲,楊德昌總共安排了三次父爭子權的橋段,其中,除了父親與小四信念逐漸對調(父親從抗議到道歉,而小四則從緘默到行動),終使子繼父志之外,也許亦埋藏了小四殺人的潛因。在第一次記過處分後,父親對小四說:「讀那麼多書,就是要在其中找出一個以後做人做事的道理,如果到頭來還不能很勇敢地相信它的話,那做人還有什麼意思啊?」顯然,父親指涉的應是建中課業與校園生活;然而,若擴大解釋此處的「讀書」,則可將閱讀《今日世界》的經驗亦納入討論。綜觀小四涉及閱讀的情境,除了學校外幾乎便是自家雜誌,而在第二次記過處分後,小四安慰父親:「其實你說的話我都記得,我一定會聽你的話的。」那麼,這裡的問題是:究竟小四從何種「讀書」經驗中,找出了什麼樣的做人做事道理?也許,小四最終堅信並貫徹的「道」,並非單純來自壓抑侷促、混淆是非的校園經驗,或是熠熠生輝、充滿想像的雜誌思想;相對,在無法簡單地「選擇」——並藉此徹底「排拒」未被選擇的——既有價值的前提下,現實與思想、信念與實情,這些充滿巨大分裂,甚至接近二元結構的悖反論述,只能共存於小四心中,使其蒙受無法調和所帶來的巨大痛苦與茫然,並生成無法整併、尚待協商的價值認同。

對小四而言,世界之於自身的不明關係,並不是在經歷種種事件後才逐漸浮現,電影開頭便已暗示——這位患有假性近視的懵懂少年,自始自終,都無法真正「看清」世界的樣貌。朦朧的視線,並未因手電筒而改善(注9),他始終在未明的心智狀態下,與貧瘠的現實和鮮明的思想相遇。在一系列的事件後,小四將裂解的思想裝進體內,仿若呼應彼時矛盾的本地情狀,成為分裂的主體。這也許亦說明了,在退學處分後,父親雖希望藉由「購買眼鏡」,為已繼承耿直性格的小四,提供更加明晰,或者說,能夠趨吉避凶的眼光;但父親不知道的是,小四繼承的,絕非僅止於父親的意志——與世界格格不入的剛正,雖提供了一套穩固不動的處事邏輯,卻也同時加深了意志與現實的深層分裂。

論者常言「時代殺人」,是的,荒謬的時代殺了人;但殺人悲劇的肇因,也許並非僅由過往時常被提及、分析的國府政權,或是位居時代另側,深刻影響、甚至擄獲人心的美國文化所構成。相對,正是二者始終分裂、暗自相抗的鬥爭張力,賦予了「時代」擬人化的可能,並使其成為將利刃刺入軀體的推手。時代既是一股具主動性的「力量」,亦是遠觀一切發生的「背景」,其不僅是殺了人的「幫凶」,更是使殺人事件發生的「脈絡」。

因此,尾聲的殺人事件,不僅是小四的反抗,更是他對內在價值衝突與外在社會分裂的回應。少年殺人,的確是「少年」殺「人」,但被害者未必得是自比世界的小明,兇手也不定要是嵌於敘事的小四。威權與自由的對反、現實與書中的差異、事實與理想的裂解,種種時代潛像,並不是獨屬小四、促其作案的 60 年代樣貌,而是楊德昌口中那個「可能發生這種事」的時代表徵,以及,多數臺灣人民共享的冷戰經驗。

.封面照片:《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電影截圖;僅作報導與評論用途

張晉瑋

獨立研究者,研究興趣包括影像史、電影研究、冷戰視覺文化等。關注影像和視覺事件的觀看實踐與視覺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