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時間與空間書寫臺灣電影——《放映週報》，在與電影一同前行的路上
「國片」、「網路電子報」、「深度訪談」、「評論」——2005 年，《放映週報》在www.funscreen.com.tw 開館。那是國片最慘淡的年代，2002 年臺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全面取消外片輸入拷貝數量之限制，對外市場大開，好萊塢電影大舉入侵，削弱國產電影量能，國片市佔率不到 1%。「只是很單純地想為國片做點事情」，《放映週報》創刊人之一林文淇說。《放映週報》這個數位報館選擇在國片墜入低谷的時候，以雙週報為目標，透過電子郵件向訂閱者提供國片深度訪談、電影評論內容，為的是讓國片被看見、創作者被聽見。
催化《放映週報》誕生的，則是一間校園電影院以及隱身於校內的電影公司。千禧年初，林文淇以任教的中央大學為起點，搭起一塊涵蓋電影教育、商業發行至文化推廣的版圖。這個電影夢，有兩個追夢人共同支撐。
在沒有電影的地方，做一場別人不敢做的電影夢
2003 年，林文淇為了讓中央大學有個像樣的戲院，找來剛從英美文學所畢業的學生陳德齡協助。鎖定文學院的舊階梯教室，接收蔡明亮拍攝《不散》（2003）的福和大戲院的老椅子、架設放映機，107 電影院於焉開張。一所沒有電影系、甚至側重理工學系的大學，在英美文學系老師對電影研究的熱忱下，讓一間電影院就這樣長了出來。電影院有了，中央大學育成中心又來了機會，鼓勵老師開公司、促進產學合作，林文淇擔任輔導老師、陳德齡為執行長，2004 年開立中映電影公司。
「中映辦公室在校園裡頭，一個簡單、昏暗的空間，我們永遠是最晚下班的」，陳德齡幾乎獨自打理中映的大小事，從財務方面尋求政府補助、企業贊助，或公司營運方針，從電影發行逐漸轉型至影像教育推廣，不只在商業戲院映演，也逐漸走進非營利組織、社區與校園。育成中心給的協助並不多，只提供租金划算的辦公空間、協助財務報表管理，專業都靠自己養成。
電影公司業務尚未真正上軌道，林文淇又起心動念要做個媒體。林文淇很早開始接觸網路，回國教書的 1993 年，網路世界正被創生，「www」還是一個新的概念。真正在網路上做非主流電影報導的，只有楊元鈴創辦的網站《小電影主義》。《放映週報》原本預計像 The Criterion Collection（標準收藏）一樣，發行高規格的 DVD 搭配評論，轉向鎖定發展成電子報形式的獨立媒體，才找來同為英美文學系校友的黃孝儀加入中映，創刊《放映週報》。
在戲院中心呼喊觀眾
黃孝儀帶著在春暉電影台累積 3 年的影視從業經驗，彼時也剛出版自己的著作《驚悚100》，一股熱血被林文淇一點火就燃燒了起來。「國片的環境需要有人推一把，去報導。」黃孝儀帶著理想，和對電影同有信念的兩人一起，在中映一邊努力經營發行業務、一邊經營《放映週報》。林文淇當時認為，《放映週報》能協助推廣中映代理的影片，更天真地以為《放映週報》能有一些廣告收益。但國片票房慘淡、資源缺乏、行銷概念也不成熟，《放映週報》反而得靠收入仍不穩定的中映養著。
「當時，每天跑銀行三點半的就是我！」忙得焦頭爛額得那段日子，陳德齡歷歷在目。雖然《放映週報》完全沒有收益，但中映仍然聘請資訊工程師、美編，力求建立一個相對完善的團隊。財務問題是最大困難，「為了讓《放映週報》可以生存下去，什麼方法都想過了。」募款是一招，但當時群眾募資尚未盛行，團隊也曾想過透過發送紙本單張，賣廣告版面。「有一次我開車回家等紅燈的時候，看著對面大樓貼著高利貸的廣告，還動了要去借錢的念頭」，林文淇也曾懊惱到這個程度。
在重重挑戰中，《放映週報》如期開館。創刊之時，林文淇與黃孝儀就堅持要有訪問與評論。深度訪談單元「放映頭條」，以 6,000 至 10,000 字的篇幅，讓創作者暢所欲言。「有幾年的時間，只要有國片上映，《放映週報》就一定有導演的訪談」，林文淇說。《放映週報》成為國片最黯淡無光時，聚焦於臺灣電影創作者和他們的作品的平台。評論單元「焦點影評」則不受院線映演時程限制，提供賞析觀點。
《放映週報》第 1 期的放映頭條，以〈在「戲院」的中心呼喊「觀眾」！？〉為題，請陳德齡談中映於 2004 年發行的電影《珈琲時光》（2003）。當年由藝術總監黃文英致電林文淇，中映便接下了這部連導演侯孝賢都不堅持要上映的作品。從第 3 期開始，周美玲、蔡明亮、林育賢，接連在「放映頭條」談他們的作品，徐若瑄、桂綸鎂都曾是座上嘉賓。「當時做這樣的報導，是一件很寂寞的事情」，黃孝儀在《放映週報》擔任 4 年（2005-2008）主編，「誰會注意這些電影？想知道導演在想什麼？持續做下去、發酵之後，才發現原來可以有這樣的成果」。
在中映的編制下，《放映週報》發行了 70 期，直到 71 期，2006 年歸到林文淇、李振亞共同主持的電影文化研究室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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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戲院」的中心呼喊「觀眾」！？──專訪《珈琲時光 》幕後發行團隊
在跌跌撞撞之間，滾出一個電影文化養成的孵化器
一年半共 70 期的發行，打下《放映週報》的基礎，但挑戰並沒有減緩，《放映週報》同樣面臨籌資困難。林文淇發起募款，寄信給所有聯絡人，最高一年募得20萬元。他也感念一個校友，在《放映週報》隸屬電影文化研究室期間，定期定額每月捐款 3,000 元，長達 7 年。《放映週報》開始主要以學生為團隊，招攬研究生、大學生參與編務、寫影評、做報導。學生的流動性高，都是義務性質、沒有稿費。頻頻缺稿是一個難題，林文淇憶起，有次到美國探親、旅遊的時候，都得緊急租一片 DVD 寫影評撐滿版面。人力更是問題，黃孝儀一手處理編務、找贊助，也花大量精力帶學生做訪問。「《放映週報》在做一件非常正確的事情，希望有更多人參與，但也不希望是無酬的。」培養人才與無酬勞動之間的矛盾，對黃孝儀來說是最大的兩難。熱血終究是會燃燒殆盡的，「這是一個震撼教育，許多事情必須先搞定現實。」不過，林文淇也指出兩難中的正向結果：「許多學生在非常年輕、沒有經驗的時候，就有機會訪問知名導演、接觸影評寫作」。
「可能我們生不逢時啦！」林文淇笑著說。他當初期待《放映週報》能打敗剛發跡的開眼電影網，要結合電影資訊、售票、評論、報導等功能，成為一個綜合性的入口網站。可是，龐大的野望沒有現實支撐，終究回歸資金問題。
《放映週報》關注國片、中映推廣國片，兩者的困境，也是當時國片的縮影。沒人看、沒人做，幾乎是兩相加乘加速墜入低谷。「產業真的不好」，陳德齡回想，中映直到 2008 年《海角七號》空前成功，讓觀眾逐漸回到戲院看國片之前的那幾年，中映的命運緊貼國片脈動，「當時誰也沒想到是紀錄片救了國片產業，《無米樂》（2005）站上排行榜，發行紀錄片，多少也讓中映比較有機會回收」，中映陸續發行《無米樂》、《醫生》（2006）等片。中映的經營困難，對陳德齡而言還是回到資金問題，但當年為了突破困境所做的嘗試，回頭看都像「超前部署」。為了走下去，中映逐漸走向與企業結盟，和富邦合作影像教育，一同摸索；向公部門申請補助，也似如今獨立片商承接標案的生存法則。對陳德齡來說，《放映週報》和中映都在走新創模式，「有點像一個孵化器。一種電影文化推廣、發行經營模式的孵化器。」
三年、三個人，闖出電影院、發行公司跟電影媒體，彷彿三位一體的野望。除了依憑對電影本能性的熱愛之外，對陳德齡來說，與不同時期加入夥伴們千年一遇的緣分更是難能可貴。「不分年紀、世代，一群熱愛電影的人能擁有一個共同信念，艱難時刻甚至沒想過要放棄或離開。這樣的組合，幾乎很難再遇到了。」黃孝儀則在相對險惡的商業環境中闖蕩，在中映主要負責《放映週報》以及接觸發行的經驗，讓他意識到電影業界與觀眾的距離，也成為他往後致力於電影發行的基石。
《放映週報》克難經營卻堅持到底的營運方式，雖然辛苦，卻也培養出了一群人。《放映週報》在中映的時期，黃孝儀以微薄的稿費或幾張電影票邀作者發表影評，後成為影集《我們與惡的距離》、《茶金》導演的林君陽，也曾是《放映週報》的影評作者。「當時沒想到這個媒體可以培植出一些人才」，黃孝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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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教慾》Bad Education
聽見臺灣電影的聲音：為電影做註、為電影寫史的《放映週報》
國內對楊德昌與新電影時代最完整的對話錄《再見楊德昌》作者王昀燕，也曾是《放映週報》的執行編輯以及採訪作者。
每逢農曆年節，《放映週報》固定推出年節特輯，王昀燕擔任執行編輯的那一年，拖稿拖到連自己的年夜飯都拖沒了。回想起擔任編輯的辛苦彷彿歷歷在目，「年輕真的是一種本錢，當時的作為真的是憑著熱血」。王昀燕的熱血，協助《放映週報》於 2010 年完成第一本專書《臺灣電影的聲音：放映週報vs臺灣影人》。「出書對我來說是一件很自然的想法」，林文淇說。當時除了王昀燕之外，其他編輯都是研究生。專書的編輯、出版工作，因此就全落到王昀燕身上，要一手包辦編輯、潤稿，還得重新索取圖片授權、美術設計等事務。《臺灣電影的聲音：放映週報vs臺灣影人》收錄 25 篇曾刊載於放映頭條的訪談，訪談對象涵蓋導演、攝影師、發行商，從名導如蔡明亮、侯孝賢至正要發跡的陳芯宜皆在列。經歷了這一回「折磨」，2014 年，旅居國外的王昀燕又「自討苦吃」提案，發行了第二本專書《紙上放映：探看臺灣導演本事》，一口氣收錄 35 篇導演訪談。
「這兩本書像是臺灣電影的斷代史，紀錄了臺灣電影人的產出」，王昀燕回頭看這兩本專書的意義。專書不僅重新彙編、檢視《放映週報》10 年來的積累，更透過臺灣影人的訪談，在話語之間看見創作的靈光，也記下了這 10 年臺灣電影的軌跡。
2012 年，《放映週報》成為第一個拿下台北電影獎卓越貢獻獎的得獎團體。台北電影節時任總監胡幼鳳回憶，在當時幾乎找不到機會做電影專業報導、嚴肅議題探討的媒體環境中，《放映週報》拋開點閱率、不依賴政府補助，卓然獨立地經營一個專業媒體，「靠自己發光的《放映週報》非常難能可貴。」當屆卓越貢獻獎遴選委員、學者郭力昕，則看重《放映週報》當時已滿七年的累積，「《放映週報》並不通俗、閱讀門檻不低，更不是具有暢銷、流行商品性格的電子報，卻堅持做出深度的報導以及提供銳利、年輕的評論觀點」。《放映週報》的積累，第一次被正式看見且給予肯定。當年，代表領獎的林文淇，拿著獎盃發表感言，除了感謝之外把握機會公開募款，他心中最掛念的還是財務問題。
耕耘時間灌溉文化，爭取空間滋養創作
在台北電影獎肯定《放映週報》價值屆滿 10 年之際，重新審視《放映週報》於當下的價值與特性，郭力昕同樣先以時間積累切入。「《放映週報》在臺灣電影環境的重要性不是象徵的，而是實質層面，細水長流的。」郭力昕認為，《放映週報》作為唯一長期耕耘深度電影報導、評論的媒體，正是臺灣缺乏的要件，「《放映週報》做的是教育性、文化性的工作，面對觀眾，打下基礎，長時間培養文化土壤。」透過引介經典電影補足歷史知識、讓年輕的評論者有機會刊載自己的觀點，兩相加乘之下，逐漸打開觀眾對電影的想像以及對藝術文化的判斷力。這樣的培養同樣能回饋到創作者身上，「有了觀眾，獨立製作就會有一定的觀眾基礎」。《放映週報》鼓勵有創作企圖的創作者，也與主流媒體、娛樂性報導分眾。這是《放映週報》自始至終堅持的信念，經過時間深化而更堅固。胡幼鳳則以「夢幻騎士」形容《放映週報》，「縱然是發出微光，但卻長久照耀，這是一種勇敢、堅強面對逆境的精神。」
除了長期耕耘的不可取代性之外，郭力昕與王昀燕也都提及放映頭條在篇幅上的特性。縱使網路時代消磨掉讀者對長篇、深度文字閱讀的耐心，但郭力昕認為：「文化藝術的土壤需要足夠篇幅才能談，否則會太輕率」。放映頭條至今仍以上千字的版面讓創作者談觀點、談創作，也是王昀燕認為《放映週報》最難能可貴的特性。「《放映週報》向來把訪談重點放在創作本身，加上篇幅廣闊，更能談得深入，不管是創作理念或作品。」
在歷史長河中，看見《放映週報》的軌跡與流向
2013 年，林文淇出任國家電影資料館館長，把《放映週報》帶進國家級單位，也把陳德齡找來工作，中映才熄燈。在電影資料館下，《放映週報》不穩定的財務問題出現了一絲曙光。林文淇想做的是梳理資料館在出版刊物方面的資源，將投注在《電影欣賞》的資源分一些給相對需求較低、透過網路增加觸及率的《放映週報》，也終於可以聘用專職的編輯。《放映週報》就這樣一路待著，從電影資料館成為國家電影中心，至如今的影視聽中心。如今《放映週報》在影視聽中心的圖書出版組下，如何和《Fa電影欣賞》、《in影視聽生活誌》整合資源之後各自做出特性？「內容整合當然是發展的第一步，進而將價值發揮到最大。」陳德齡說明，《放映週報》網站改版了，首先強化的便是檢索功能，讓歷來報導能成為一種資料庫。加強與年輕讀者社群互動，增加活躍度，也是可行目標之一。
一走 17 年，歷經國片從低潮慢慢回到浪頭，《放映週報》累積發行 711 期內容、近 40,000 名訂戶。這是林文淇沒妄想過的成績，「那時候只覺得可能做一年就要死掉了」。豈知《放映週報》並沒有消失，但面臨數位時代評論者百花齊放、國片稍見復甦曙光之後，各家媒體報導洶湧澎湃，《放映週報》要如何走下去？或許眼前是另一座要挑戰的高山。
「把握時間、掌握方向」，或許是《放映週報》的生存之道。林文淇認為在積累的訂閱會員數量之上，維持《放映週報》的信譽、尊重創作者的招牌，是不可小覷的根基。至於未來的走向，則仰賴影視聽中心的方針。無論是以推廣文化為目標，或強化電影教育、年輕人參與進而培育人才，都是可能。郭力昕也認為，除了把握影視聽中心既有資源之外，更該向外爭取，把有志投身電影評論、報導的人才留下。身為創始元老，林文淇對《放映週報》的未來並沒有答案，但他認為：「思考獨特性，評析現況，才能找到自己的活路。」
給臺灣電影的見證者們
《放映週報》曾有一段時期，會在訪談的最後請創作者們提供一個必看自己的作品的理由。像是自產自銷，也是讓創作者們說出創作的亮點。在媒體百家爭鳴的年代，林文淇、陳德齡、黃孝儀仍給出電影愛好者們一定要讀《放映週報》的理由——
陳德齡：「2000 年以後所有臺灣電影的現象，《放映週報》沒有錯過任何一秒，紀錄下臺灣電影的重要時刻。《放映週報》是唯一掌握臺灣電影過去的軌跡、追蹤現在、探詢未來的平台。若想了解臺灣電影，《放映週報》是不可錯過的媒體。」
黃孝儀：「《放映週報》是一個寶庫，提供了研究、回溯的脈絡。《放映週報》以客觀的立場報導尊重創作者的思想，是觀眾不可忽視的資源。」
林文淇：「《放映週報》是唯一完全免費、沒有廣告干擾，單純因為喜歡電影而穩定提供讀者關於國片導演的創作理念，並且致力於電影文化養成、藝術賞析的媒體平台。只要你願意，雖然《放映週報》不一定很準時，但一定會送上讓你可以品嚐很久的電影內容。」■
．封面照片：攝影／Gelée L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