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私我的紀錄身體抵抗公眾記憶的遺忘──《雪水消融的季節》

編按：獲得 2024 台北電影獎媒體推薦獎，並前往瑞士真實影展、韓國全州影展、科索沃 Dokufest 影展，導演羅苡珊首部紀錄長片《雪水消融的季節》本月於臺灣院線上映，敘述在 2017 年，摯友發生山難之後，羅苡珊以影像面對事件的歷程。本期《放映週報》刊載作者翁皓怡評論一篇，以紀錄片中的私人與公共性質出發，結合事件結束之後的影像與出版作品，敘述羅苡珊在作品敘事中，因直面紀錄影像之極限，方得以完成的紀錄主體交接。請見本篇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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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雪水消融的季節》的過程，我有種奇怪的異化感，作為觀眾，我幾乎有點不知道把自己放在什麼位置。一直到電影最末，我終於鬆了一口氣。紀錄片最後，羅苡珊來到好友劉宸君發生山難的山洞，攝影機架在遠方，拍下他脫下鞋襪，攀入潮濕、湍流著溪水的山洞。他的身軀消失在景框後，下一顆鏡頭切到他進入洞穴後手持搖晃的主觀畫面，黑暗的環境裡僅靠著他的手電筒光線，在生苔的濕濘石壁上找到潰蝕的手套。接著他的畫外音解釋了這趟路線，自己嘗試進入山洞，甚至備妥了能過夜的物資與糧食，想在好友生前最後困居的空間待著，以此想像、理解他是怎麼度過那段日子的。然而他做不到。「我真的沒辦法」──大概正是羅苡珊的這句話，化解了我那些奇怪的異化感覺。原來這是最坦然、真誠的「紀錄所不能」。《雪水消融的季節》以極為私密、個人的視角出發，羅苡珊看似用紀錄回返、再走一次摯友劉宸君生命中最後一段路徑／時間，卻其實創造出了另一種時間感與故事時空，當這兩種時間感交織、相會，某種「沒辦法」的紀錄，反倒成了「活下來的人」能夠說故事的一種方式。

「活下來的人要說出這個故事」，這是梁聖岳與劉宸君的約定，也是驅動羅苡珊拍《雪水消融的季節》以及出版《我所告訴你關於那座山的一切》的動力。如果說「故事」意味著一定程度的敘事（narrative）和虛構（fiction），那麼朝著真實靠近的紀錄片該怎麼抵達如是「故事」時空？

電影一開始，我們看見明確的第一人稱視角，幽暗、積雪的山林裡，持攝影機的人一步步前行，在雪地中留下足跡。電影並無以明確的字卡寫出影像的時、地，接著羅苡珊的畫外音道出好友劉宸君與梁聖岳經歷的山難，以及自己回報失蹤、請求搜救的電話語音，影像畫面則是兩人出發前於機場留下的相片，黑白底片的顆粒感，微微失焦的身影。一切從此開始，一種模糊、看似客觀，「私」與「公」開始相互交織的時刻。「私」乃羅苡珊嘗試聯繫失聯的好友；而「公」的搜救隊聲音、相關新聞報導也開始溢入，觀眾於此也不免稍稍召回七年前許多報紙的頭版新聞。於是《雪水消融的季節》處理的正是這樣的「故事」。羅苡珊在《我所告訴你關於那座山的一切》後記中明確表示，「編輯這本書的動機，不是為了體驗模糊不清、自我療癒的緬懷，而是迫切地感受到回應公眾的『記憶責任』」（注1）。如果說，公眾的記憶抹除了個體面對悲傷可能有的萬千姿態，以及更私密的「故事」，反而可能導向更快速的遺忘與弭平，那麼紀錄片拍攝和書本的編輯與出版，則成為羅苡珊以「私」抵抗公眾記憶悖論的遺忘本質之行為。

一、召喚離開人的影像身體

觀看《雪水消融的季節》很難不感受到「公」、「私」間的拉扯和交織，「私」記憶要用什麼姿態，走向「公」，並擔負起所謂「記憶責任」？羅苡珊在文章與訪談中提及，自己紀錄的鏡頭語言受到河瀨直美早期紀錄片影響，尤以《擁抱》（Embracing，1992）和《蝸牛》（Katatsumori，1994）為深刻。（注2）《雪水消融的季節》許多鏡頭確實使我想起河瀨。《蝸牛》的「私」是一種攝影機本身即為「私」的狀態，亦即，河瀨根本不用去思考怎麼讓攝影機或是紀錄一事的存在消解，是以更貼近被攝者，他反而與攝影機融為一體，他就是攝影機，攝影機就是「私」（我）。

《雪水消融的季節》開首與片尾，那些主觀走入、走向山的鏡頭，以及能微微聽見的喘息聲，幾乎就像河瀨在《蝸牛》中走向祖母的鏡頭，羅苡珊必須成為攝影機，攝影機必須「私」（私密）也是「私」（我），他方能進入山，並開始嘗試理解和敘述這個死亡事件。他寫道：「若不知道你（劉宸君）的死訊，這本書就不會存在」，而紀錄片亦然。所以第一件事是：我（私）（羅苡珊）必須認知你（劉宸君）的死。必須是「確切、不容質疑，在積雪消融的春天」。（注3）

在電影開首非常簡單地提要山難發生，以及羅苡珊聯繫搜救隊、梁聖岳返國住院的經歷後，鏡頭馬上來到山上，羅苡珊與甫出院幾週的梁聖岳再次走進山林。羅苡珊反覆問梁聖岳關於劉宸君留給自己的那封信，畫外音朗誦起信中字句，死亡／離開的人徘徊在對話與這段攝錄之間，拍攝者與被攝者都避不開，卻又欲言又止、時似避而不談。所有劉宸君的詩句、文字被引用於影像中時，都像是種無盡哀悼的過程。作為「私」／「我」的羅苡珊的畫外音間歇讀出劉宸君的文字，配以諸多山巒的空景鏡頭，時而烙刻離開的人的字跡，有一種奇異、抽離的「召喚」感。空曠的遠景，人形體的缺席，以及聲音、字跡、思想（文字）的呼喚，好似不斷地召回亡魂。紀錄片建構出的影像空間是以成為一個介於生者與死者；離開的人與留下的人之間的魔幻時空。但我會說，這個時空，以及這些鏡頭反倒標誌了一種「斷裂」，那正如我們在前半段羅苡珊拍梁聖岳的鏡頭中感受到的，一種「死亡事件」與個體去「認知死亡事件」的斷層；一種「公眾記憶」與「私我感受」的斷層。

在《雪水消融的季節》之前，羅苡珊的短片《之後的那些日子》（2018），以極短篇幅記錄山難事件後梁聖岳將近一年的變化。短片最末，羅苡珊問梁聖岳，之前在醫院留下的日記和文字是否還在，梁聖岳表示早已全數丟掉。「你要留下來幹麼？你要拍喔？」梁聖岳最後對著鏡頭說。我想，羅苡珊如此清楚地知道，拍攝（任何形式的）「記憶」將成為他抵達「之後的那些日子」的依憑。而《雪水消融的季節》前半段，那些「召喚」，以及魔幻影像時空的建構，都是第一步，此時「紀錄」／攝影機，還像層屏障，或說，像羅苡珊望向山、望向梁聖岳、望向劉宸君，或是架在遠處凝視自己與梁聖岳的稜鏡。活下來的人首先不斷透過這面稜鏡詰問自己、想像離開的人，故事才說得下去。

二、兩種創作身體的疊合與分離

電影中後段，梁聖岳退出了拍攝，羅苡珊獨自踏上旅程，走上劉宸君和梁聖岳曾走過的山路。旅人下了飛機，主觀鏡頭搖晃拍著眼前的山路，我們已然熟悉的聲音再次讀起劉宸君的詩句，這個剎那幾乎給了我一種錯覺——羅苡珊成為了劉宸君，兩人的第一人稱敘事重疊了。正如羅苡珊寫道：「然而，在他（劉宸君）留下的手稿裡，我似乎也發現了兩個極端——寫作與閱讀——匯聚為一，並實現了屬於我們之間、心照不宣的共同期盼：他那趕不上思緒之流的虛弱雙手，刻畫下一個字所需的時間，也許就等同於我辨認遺書的一個字跡時，所流逝的時間；而當他支撐起身體，就著熹微日光，凝神注視頁面時的坐姿，彷彿也重合上我垂眼閱讀遺書的姿勢」（注4）。在這段話裡，我們看見兩種不同時空的身體，因為不同形式的「創作」而重疊——劉宸君的筆、羅苡珊的鏡頭。

若說，電影前半段，羅苡珊的「私我」以很明顯，甚至衝撞的方式，不斷出現在鏡頭前，不斷想詰問自己、梁聖岳面對事件的心情。那麼在梁聖岳退出拍攝後，這個「私我」則隱身了，它幾乎藏匿進了影片前半段不斷以空景、字句建構起的劉宸君的影像身體中。羅苡珊來到搜救隊的村落，畫面不時穿插著搜救隊搜救時留下的檔案影像，時間序被刻意打亂，曖昧的影像時空，曖昧的第一人稱視角——到底是誰在走這趟路？是緩步接近死亡的劉宸君？還是以生為目標的搜救隊？抑或已認知到死亡存在的羅苡珊？

鏡頭靠得極近地拍下當時劉氏與梁氏被找到後一齊搜出的物資、用品，登山鞋、指北針、手套、手電筒⋯⋯這些時刻攝影機開始有了觸覺，它觸摸這些物品，記錄下它們的紋理，那些與濕壤、泥水、蘚苔，以及時間作用後的肌理。尚有許多晃動在溪谷間的主觀鏡頭，它們上下掃視所在的環境，濕水潺湲而過指尖的冰冷幾乎能穿透銀幕被觀眾感受，正是因為如此，羅苡珊攝影機的存在有了身體性，它在這些剎那超越了僅以空曠遠景想像、虛構的劉宸君的影像身體，所以我們能確鑿地發現，這個「私我」就是攝影機，它們一直是留下的羅苡珊，而非離開的劉宸君。於是在公眾記憶下被昭告的死亡／離開，於此終能被私我完整認知：羅苡珊「私」的紀錄身體觸摸得到留下的物品、山的自然身體，卻無法觸摸到劉宸君被想像的影像身體。如此「私」的紀錄身體確信了自己就是活下來的人，於是他繼續向前走，說故事。

三、在雪水消融的季節，私我的紀錄身體向前走

紀錄片最末，羅苡珊終於最「靠近」劉宸君，也最靠近他的死亡。羅苡珊緩緩走入山洞，山洞內的畫面由探照燈點亮，時而因攝影機靠得太近而失焦，時而晃動得分不清眼前方向。走出山洞後，羅苡珊將一路蒐集到劉宸君的遺物、他留下的信件，在生命最後時刻裡讀的書全都攤展在溪石上，再緩緩以鏡頭拂過這些物件，觸摸它們。正如那些他代替劉宸君念出的句子、嘗試表述的情感與精神，他一路的身姿近到幾乎要有與離開的人重疊的錯覺，卻在最後非常明確地表達了：「我真的沒辦法」，羅苡珊無法在這個山洞裡待下去，無法全然地體會劉宸君生前最後一段時間是怎麼過的，他的敘事始終是他的敘事，是留下來的人嘗試說故事的靠近身姿，而非去復返、重演已逝時空的緬懷。而這就是那紀錄的私我一路在攝影機前後穿梭，乃至最終與攝影機合而為一的探索。走出山洞就像走出電影前半段介於生者、死者；公眾記憶與私我情感間「斷層」的時空，然後放棄用「紀錄」完整記錄，客觀還原事件，或是完整建構出離開的人的影像身體，轉而以紀錄說故事，讓紀錄成為私我，以紀錄一路向前走、無盡地走，以此抵抗公眾記憶悖論的遺忘特性，是以告別，是以銘刻「存在」。

所以「故事」的時空何在？它存在雪水消融的季節，當「死亡」事件被完整認知、全盤接受，無可復返，當「召喚」逝者的影像身體失效、斷裂，唯有首先把紀錄視為一種完全的「私」，並讓自己成為那具紀錄身體，在積雪慢慢消融的日子裡，再次走向山，用自己的身體觸碰山，才可能找到故事。故事的時空從未被限制在那座山洞裡，它恰恰就長在這具「私」（我）的紀錄身體身上。活下來的人離開山洞，穿著藍白拖鞋踩在雪地上，觸碰結霜的松葉，呼吸著，不斷呼吸著，向前走，向前延伸，這就是最終紀錄所能抵達的「故事」時空。

我又想起《蝸牛》，電影最後，河瀨用孩童般的聲音喊著「天空」、「太陽」、「小蟲」、「玫瑰刺」、「小蘋果」、「祖母」、「蜘蛛」⋯⋯好像在用聲音和影像去指認、認識這個世界。而《雪水消融的季節》裡，所有緩慢靠近、聚焦物件、山林中草木、水壤的過程，也都像是種「認識」，一種紀錄者即攝影機的直接認識。活下來的人用自己的眼光和身體繼續體驗山、體驗世界，繼續旅行，在之後的那些日子，雪水消融的季節裡。■

「如果有天你死了／我想我會去旅行／我得去確認世界是不是好的／直得你為了它的魅惑／而不及經歷」
　　——劉宸君，〈旅人之死〉（注5）

．封面照片：《雪水消融的季節》電影劇照；希望影視行銷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