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你沒辦法看到這部電影，也要讓你能看到我們的存在」──專訪《顏色擷取樣本.mov》導演王紀堯、陳卓斯

2024 年，兩名由香港來臺求學的學生，分別就讀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研究所與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跨域研究所的王紀堯和陳卓斯，整合兩人在香港擔任記者時期的影像素材，與求學後養成的政治與美學論述觀點，完成短片作品《顏色擷取樣本.mov》，以前香港區議員溫子眾與同儕於 2020 年臺灣總統大選期間來臺觀選的經驗為引，走入一段以顏色為引，思考政治認同異同的旅程。原先並非劍指影展，僅想透過巡迴放映進行討論與對話的作品，在 2024 南方影展拿下南方首獎，又接連在 2024 金馬獎獲得最佳紀錄短片，短片觀點戳中時代癥結，低成本的製作亦不阻礙其影響力之廣傳。

「很多人認為這部片在講顏色，但我們最想講的是光，我們不用特別懼怕黑暗，因為光和影是相依共存的，唯有走入影子的黑暗，才能看見屬於時代的真光。電影就是這樣，在最黑暗的電影院裡面，哪怕是黑畫面，也會有光的存在，我們的故事，就是在黑暗之中尋找時代的光」，在 2024 金馬獎的頒獎現場，陳卓斯哽咽地致詞，團隊成員也在臺上情緒激動。這段感言不僅僅只是在影展殿堂獲得肯定的榮耀表達，也是兩個來自香港的創作者，透過影像創作、透過拍攝、透過紀錄片，做為一種行動，終於將聲音與光亮，透過影片，共同傳遞回到影片歸屬的地方。

作品獲獎，只是其生命週期的開端；2025 年，王紀堯與陳卓斯持續在全臺各地進行《顏色擷取樣本.mov》的獨立放映，廣邀來自各地的觀眾加入討論。本期《放映週報》與兩位導演進行長篇訪談，從本片製作的緣起始談，一路至如何將素材逐漸化為作品成貌的關鍵轉折、參考與創作判斷，再到兩位導演如何將香港拍攝紀錄片、籌辦獨立放映的經驗，融入到如今的創作思維。一點一滴匯聚出《顏色擷取樣本.mov》的成形過程。在香港、在臺灣，看見政治認同後頭的細微變化，也看見背後打光的人。請見本篇訪談。

※※

──製作《顏色擷取樣本.mov》的緣起是什麼，為什麼選擇溫子眾成為主要角色？你們兩位是如何分工的？

陳卓斯（以下簡稱陳）：這部片開機的第一天是 2019 年的 12 月 31 號。當時我們是在香港的一個很小的獨立媒體工作，想拍一部放在 Youtube 上，10 到 20 分鐘的新聞人物專題，追蹤不同政治人物到臺灣大選組成的觀選團。

至於為什麼選他？因為他跟當時一般支持香港運動的人——我們說是「香港黃」──想法有點不一樣。當時支持「香港黃」的，來到臺灣一定是支持蔡英文，支持臺灣的綠色，但他是支持臺灣的藍色，就是國民黨，這一點是讓我和紀堯對於眼前這個人充滿好奇的。

雖然我們當時拍了一堆素材回去，但還是發現有蠻多無法駕馭的地方，一方面是對於「國民黨」、「中華民國」、「臺灣藍」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們是搞不清楚的，再加上我們還要寫其他的文字報導，這部片就被擱置。更重要的是，在電影裡面，我們對於 2020 年總統大選的立場跟他的立場蠻不一樣的，如果硬要做他的人物紀錄片，在當時香港的政治氛圍下，好像是在為他做政治宣傳。

這一放，就放到 2024 年總統大選，中間還是有不間斷地跟拍。一直覺得這個人物很有趣，不太願意放棄。很多觀眾都會很在意，片中哪個人物怎麼了。其實我們的主角不是片中的任何一位人物，而是顏色。我們不想要把幾年前的片段拿回來後，依然是做出一個政治人物的宣傳片、新聞紀錄片，所以在後製時我和紀堯就考慮把自己放進去，每一個人，在這部片都是一個顏色的樣本，我們也是其中一個樣本。分工上，我主要負責電影美學的呈現、如何討論顏色。紀堯則是負責政治論述，脈落整理。

王紀堯（以下簡稱王）：香港一向會有非常多的觀選團來臺灣看「大選」，但後來因為各種因素，臺灣選舉這件事在香港也變得非常敏感，所以即便是學生、記者協會、NGO、政黨，都不會再來臺灣看大選，即便來也是私人行程。所以，我們才再去思考怎麼做這部片。

我跟卓斯的路徑、背景非常不一樣。他在城市大學修讀創意媒體，運動期間去嘗試當記者，後來再回到藝術領域，到北藝大修讀藝術跨域。從感性到理性，再到感性。但我是從小到大就是想做記者，我成長過程中的感受，都是跟整個公民社會的發展連在一起的。我來臺灣的時候，又變得更理性，因為我要念政治。但也是從 2019 年後，我開始覺得，事情不是像我認定那樣有客觀中立，也開始更關注我自己的情感世界，因為理性終究有解決不了的問題。

兩年前，我意外地接到一部紀錄片製片的工作。臺灣其實有很多紀錄片的創作者，做出很不一樣的作品。我之前從來沒有接受過電影教育，我以前學新聞，是真正的電視台新聞，我想成為在電視台做直播的那種記者，後來開始寫字才接觸報導文學是什麼。如果我之前想做的是類似新聞電視類的紀錄片，那我現在接觸到的，比較像是 Creative Documentary，但可以包含你自己在裡面。

有一次我和卓斯去看金馬影展，剛好看到同一場紀錄短片：《打光》（2021）。以前的我，完全不能接受這樣的東西作為「紀錄」和「真實」，但《打光》讓我覺得太有趣。我才發現我們兩個頻率開始有對上。

陳：我那時候回他，紀錄片本來不就可以這樣？記得我們有一次在香港現場採訪後，坐車回家，在車上，他很不高興，因為我們當時跟一些電影相關背景的朋友在聊天。他就說：「你知道我為什麼念新聞嗎？因為新聞就是非黑即白，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中間沒有灰色。你們念藝術的，就會有一些曖昧的狀態，我真的超級討厭。」三年、四年過後，我們紀堯竟然就完全栽進去了（笑）。

──你們如何從一部人物紀錄片，發展成以「顏色」為主角，並結合「掃描」的概念，創造出特殊的紀錄片形式？你會同意別人用論文電影（Eassy Film）來稱呼你們的作品嗎？

陳：金馬的簡介上寫說我們是「視覺小論文」，後來有一些朋友會來問我們拍的是不是論文電影（Eassy Film），但其實我是太不同意的。我自己覺得論文電影不是長那樣，我還是覺得自己是 Documentary，只是用比較特別的方式去呈現。

王：在 2023 年年底，我看到一篇討論政黨顏色的論文（注1），但只有討論西方國家，沒有討論亞洲。我開始意識到，我們之前記錄觀選團來臺的素材，不就是這樣嗎？所以就開始注意到「政黨顏色」這個概念。

後來，卓斯記住這個想法，他對顏色非常敏感。我則是回頭處理主要被攝者的論述：檢視他對國民黨的論述、他的整個政黨顏色與意識形態。我們先形成人物紀錄片的雛形，試了之後覺得不行，發現我們的主角不應該是單一的政治人物，而是我們一直討論的「顏色」，接著就延伸討論整部片的架構，會有不同顏色來區分章節，像一本書一樣。後來卓斯就再進一步冒出掃描器的靈感。

陳：那時候，紀堯問了我一句：「如果想要把我們在後製時對於顏色的討論內容放入這部片，我們該如何去放？」

雖然當時已經確定這是一部從一個人出發帶我們去看不同顏色的紀錄片，發展到「把我們自己也放進去」，但「我們到底要怎麼把自己放進去」，成了下一個難題。紀堯說，他不知道怎麼去放，因為是視覺層面上的問題，而且我們發現，比起我們的主角，還有一個更有趣的點是製作過程當中的討論本身。

一開始，我們把攝影機放著，拍我們去剪片、討論，拍出來的畫面超醜的（笑）。我們卡在這邊，但討論還是持續進行中，以筆記的方式記錄。有一天，我去北藝圖書館列印東西，我忘記關上列印機的蓋板，突然有一束光一閃過去。當下，我開始發瘋似地拼命按好幾次，有一種感覺就好像我整個人都被掃描。

我不知道，你們小時候有沒有玩過，把自己的臉放在列印機上？那天我在北藝也把自己的臉放進去，印出來還是我，但那是一張變形扭曲的臉。那時，我在那邊想了很久，開始用手機去試：我可以把那束光拍下來嗎？再回去跟紀堯討論，「想到了！就是掃描器。」但我暫時沒想到該怎麼去處理這件事，後來我們繼續我們本來的分工，紀堯處理論述問題，我處理表現方法、美學問題，並嘗試用後製方法模擬掃描器。紀堯因為參與過紀錄片製片的工作，提出蠻多實際問題，他有一次說：「卓斯，你要留意你剪接的期限，因為我們還要送去弄聲音和調光。」

當時我的直覺是這部片好像不用調光。後來發現一個很簡單的道理：你親眼看到的影像、透過機器處理掃描出來的影像，再放進剪接軟體裡輸出的影像，最後投影出來的影像、每個人心目中感知到的影像，這幾種顏色完全不一樣。我跟紀堯說，回到基本步驟，你的攝影機看到的人物，跟我的攝影機看到的人物；你的攝影機看到的那面紅旗，跟我的攝影機看到的那面紅旗；都是不一樣的，因為機器的感光元件不一樣，我們兩個的感光也不一樣。

這個概念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本來我們沒有想參加影展，而只是去做獨立書店的放映。所以，我們想像，每一間書店投影出來的東西，因為設備不一樣，可以創造每一次不一樣的觀影體驗。

王：這個假設有得到驗證。有位觀眾來看《顏色擷取樣本.mov》，他第一次看是在淡水的獨立書店，第二次在 Giloo 主辦的放映活動。他一看到我們就說，第一次，他在影片中看到的中國國旗有點偏向橘色，今天看到的則是純紅色。我聽到之後非常感動。真的有觀眾看到，那純粹是美學、感知上的衝擊，對政治的思考，好像子彈打到牆一樣。有些觀眾可能是第一道牆被打到，如果那子彈可以一直飛，其實可以打破很多、很多感知的牆，如果可以打到裡面，力量非常的強。

陳：我私底下試過滿多掃描器，掃出來的結果非常不一樣，很興奮。但是，紀堯會從理論角度補充：為什麼我們會在意顏色有不同層次？你說你支持綠色，但是你有多「綠」？你是支持藍色的，你有多「藍」？從 2019 年開始，我們會說，你有多「黃」？掃描器捕捉了這中間的曖昧，也就是：「你有多黃」、「你看到我有多黃」這件事。

──你們的作品超越「黑盒子」的觀影邏輯，而會因為放映空間的不同，有不同的理解方式，並回頭去界定：「觀影到底是什麼」。我們從影院接收到的資訊和美學，會限定在影院特定的觀影條件，但是，你們的作品具有回頭重新思考這件事的潛力，已經脫離傳統電影的邏輯。

王：我們曾經做過一部從未公開關於香港運動的紀錄片，片子長達兩個半小時。這部作品沒有公開，而是做許多私下的放映。我們跑了香港各區，大概有 30 多次。兩個半小時的時長其實非常漫長，對一個香港人來說，可能沒有辦法接受這樣的長度。那時候，我就問卓斯爲什麼剪成兩個半小時，他說，因為他覺得那場運動的痛苦就像兩個半小時的觀影過程，觀影就是跟他們一起進入那場痛苦。

放映作為一種行動，觀影本身是電影的一部分，電影不是只是電影，你觀影後帶走的感受到底是什麼？可能是一整個體驗，一個 Package（套裝）。為什麼我選擇在獨立書店放映，是這整個關係非常吸引我們。

陳：當我們邀請一些臺灣的獨立書店做放映，書店的負責人會很抱歉地告訴我們，他們設備不夠好。但其實以前我們當時在香港做放映時，有些空間是完全沒有設備的，我們自己需要帶設備過去。臺灣其實蠻幸福，獨立書店基本上都有設備，只是設備有些比較老舊。線不是用 HDMI，是用 VGA，然後出現的顏色會不一樣。我們常常反而覺得這太好了。這意味著如果你在 10 個不同的書店看，你可以覺得自己是在看同一個作品，但在我的心目中，你是看了 10 部不一樣的電影，得到的東西完全不一樣。

──香港如今的特殊政治狀況，是否形成讓以香港為題的電影成為非典型影片的條件，放映行動和影像連結。我想到《時代革命》（2021）的巡迴放映、周冠威即時連線的映後，甚至是金馬影展放映現場，片尾觀眾站起來唱〈願榮光歸香港〉。透過巡迴播放，產生不能在香港內部完成的團結。

陳：放映作為行動，對香港導演並不是新的東西。2019 年到現在，作為香港的創作者，已經很習慣你拍某一些內容，就注定是某一條路。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都不會很驚奇，說誰誰誰特別勇敢。我稱之為常態。

以我自己來說，聚集香港人看片，當然是第一件想做到的事，但是身處於後運動時代，我們在想的是：「還可以怎樣講香港的事？」，我們要繼續停留在香港人自己圍爐取暖，還是我們這個爐子可以容納更多人呢？第二件事是，我們希望電影的背後，能不能附帶一些東西，把香港人凝聚在一起。許多香港人問我們：可以從哪裡看這部片？但我們暫時不會做串流，還是堅持實體放映，堅持每一場出席映後座談，很大部分的香港人沒辦法看到這部作品，除非他們來到臺灣，去海外看。

金馬獎最佳紀錄短片要宣布的當下，我由衷坦白地講，我真的非常希望頒獎人講的是我們的名字。那種欲望很大、很大，這是我從來沒有經驗過的，也是之前在其他影展沒有的感受，因為我們知道，很多香港人很難看到《顏色擷取樣本.mov》，但全部人都可以看到金馬的頒獎典禮，全部人都可以聽到我們講話。那時候是 11 月，是香港很沈重的一個月份，我們知道我們講話的力量在哪。我們後來真的在電影專頁收到一些回饋，「謝謝你們在 11 月帶來一些終於能讓我們笑出來的事」，我們居然有能力讓香港人稍微開心一下下，這好像比起做出一部電影來還更感動。

不但是是放映作為一個行動，或是電影作為一個行動，而是就算你沒辦法看到這部電影，也要讓你能看到我們的存在。

王：最好笑的是，我們沒有準備任何東西。頒獎典禮當天，我們想要很慎重對待這件事。兩個人坐在北流外面的咖啡廳。我說寫好了，你寫好了嗎？你來念，他唸完第一句就開始哭了。然後我就想說，沒關係，那你先休息，我來念，但我唸第一句我也哭了。最後決定那就不要唸了。

陳：我當時那麼大的慾望是來自於你意識到你這輩子大概只有這一次機會，講話給全香港人聽。你那時候突然覺得，這麼重、這麼重要。就是 Bonding，電影作為聚集一群人的力。

王：那時候讓我感受最深刻的，不是金馬的所有活動，而是回家之後，收到一個很簡單的訊息：「我本來打算放棄，但我現在可以繼續做下去。」

其實我來臺灣之後，有一個很大的失落。因為 2020 年那場選舉，給我們的期待太高了。我會覺得臺灣的每一個人都在 care 香港。我在政治所的 proposal 就是研究這場選舉，但是我後來發現並不是這樣子。即便是政治所，對香港議題有興趣的人其實非常少，大部分都是香港人自己。當然我是非常的失望，有好多好多的苦澀，會覺得臺灣人不 care 香港，那為什麼說我們是命運的共同體、為什麼沒有人要看我們的故事；是不是我們今天沒有很好看的畫面，很激烈的打鬥，就沒有人關注。

但當我們有一點一點慢慢走出那個創傷後，才意識到，如果沒有辦法走進臺灣的社群，或用臺灣的視覺來看整件事情的話，那憑什麼臺灣人要 care 香港的故事。有觀眾問到我這部片是做給香港人看，還是做給臺灣人看，我會一開始就把它定調為兩者都是，我們一定要在片中有著香港人的視覺，但同時也一直找臺灣人的代表，就不要去掉臺灣人在乎的事情。

我們在獨立書店的放映，觀眾會有臺灣人也有香港人，可以大家一起講，大家在片子裡看到的是什麼，也有政治所的學生，也有藝術所的學生。我們一起來聊政治到底是什麼，藝術到底是什麼，那個對話是很有趣的。我一直在想，香港的影人，有些人去了外地，成為移民，到底還要怎麼樣去講香港的故事。我們到底是怎麼樣，在香港和「你身處的地方」那個縫隙裡鑽，鑽出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電影，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課題。

──頒獎典禮原本就可能被視為作品的延伸，但因為香港電影的特殊情況，創造出跟作品本身高度關聯，是否因為注定有一群觀眾看不到這些電影，所以這些東西成為理解它必然的一部分，甚至改變產銷一部紀錄片的邏輯──上映、下檔、串流──也成為作品傳遞訊息的一部分。

陳：承接紀堯剛剛說，我們私下放映的那部未公開紀錄片。其實印象最深的，不是在獨立書店、接觸早已知道紀錄片是什麼的那群人。我們最開心的，是有幾次到不同人的家裡放映，邀請可能 10 幾個人塞滿自己的家，看著同一台電視、看一部電影，那其實是一種蠻特殊的氛圍。

有一次，我們去了一個非政府組織的辦公室辦放映會，觀眾都是低收入戶。那一場來看電影的人，都是一輩子不知道什麼是電影的人。有的 50、60 歲，有的比較年輕 40、50 歲，旁邊還有一群小朋友在玩。一張門票的錢，可能就是他一整天吃飯的費用。那一場放映和一般在電影院或藝文空間放映很不一樣，會有很多小朋友在跑來跑去，那些老人家有時候看不到，就站起來說：「這個是拍什麼？」、「喔，這麼暗。」、「喔，這裡為什麼會沒有聲音？」。大家基本上都會問些你在戲院裡會覺得蠻不合適的問題，但結束以後，你會發現他們其實看得很認真。

我們最感動的是，有個伯伯就過來，他給了我們換算起來新臺幣兩百塊的捐款，說：「我們總有一天會看到光的。」你問他看了什麼？他明白了什麼？紀錄片是什麼？電影是什麼？這個問題還重要嗎？我覺得不太重要。我覺得重要的是，他可能花了它一整天吃飯的錢，付給我們，為的就是我們當天一起看的，那個銀幕裡的東西。

《顏色擷取樣本.mov》後來獲得很多邀約：「卓斯，你這部片可以上院線，或者串流」，但其實香港的片子做臺灣當地戲院的放映，入場人數不會很多。但坦白說，我們不想觀眾看完電影帶著問號離開。所以我情願默默地做，步伐慢一點，還是可以做下去，哪怕兩年、三年，慢慢來跑完整個臺灣，去其他的影展。

──討論短片跟長片的差別可能有點冗贅，但本片的片長讓人很難不去注意。你們是故意剪成 59 分鐘嗎？

王：我認罪。因為我們沒有想過這部片要去哪裡，想要報影展，抱持的心態是，我們怕獨立書店不做巡迴放映，沒人來看。我們看了臺灣很多影展的準則。如果報短片，就需要 60 分鐘以下，那就是 59 分鐘。

陳：沒想到，金馬短片徵件準則今年改制，從 60 分鐘以下，改為 40 分鐘以下，我們成為尾班車，也算是幸運吧。其實我們原片的長度，是大概 75－80 分鐘左右。但後來，我們共同覺得一部比較幽默的政治片，剪到 60 分鐘以下是比較合適的節奏。

王：我們剪掉了一些發生在香港，與區議員相關的會議段落。原本開會畫面佔的比例比較多。後來我們討論，這些跟我們主題比較沒強烈的關聯。

陳：因為主角是顏色。

王：政治相關的內容，拖長了，大家會覺得有完沒完。

陳：我們後期剪接磨合最多的部分，就是我比較期待鏡頭多留一點，觀眾會自己明白，紀堯是記者，認為既然被攝者都講出來了，為什麼不用他幾秒鐘講出來的那一句。但我覺得，如果畫面是觀眾能夠感受到的，那不是讓觀眾感受，比講出來更有力嗎？所以在這方面，有某些片段，分別有些是剪掉，有些是補上去。互相達到平衡。

──為什麼片名後面要加「.mov」？

陳：這是我堅持的。那時候我們的原片名很長：「紅黃藍綠黑」，甚麼甚麼，我們片子上面不是有個 Color Bar？就是照那順序，把所有顏色寫出來。後來我跟紀堯說，最後片名絕對不可以這樣，好醜，好難聽。

片名要有顏色，因為主角是顏色。紀堯說，那一定要有樣本，因為所有想法都是從那邊開始的，所以就確定要有「顏色樣本」四個字。我就說，因為掃描器，光束出現的那一霎那，好像電腦截圖，所以就發展成「顏色擷取樣本」。那為什麼要「.mov」？我那時候非常堅持。紀堯還很生氣，覺得拗口。

在我的心目中，香港電影不是只看一部，你就知道什麼是香港電影，香港電影如果拉大來看，是整個檔案總管的概念。很大的檔案總管內，有很多不同分類，所以「.mov」是給自己留一個後路，它只是其中一個影片的檔案。拉大來看，他就是香港電影其中一個小小的碎片，然後這檔案還可以繼續下去。

紀堯嗆我說，那為什麼是「.mov」不是「.mp4」（笑）。我說，因為這部片是在臺灣做，「.mov」相比起來，比較沒有經過這麼大的壓縮，檔案比較大，「.mp4」壓縮比較小。這部片在臺灣剪的話，能容納的數據也是比較大。

──聽起來，你們是邊做邊調整的方式在進行製作，一開始並沒有完整方向，自然也不會先預計會有多少資源，事先做規劃？

陳：沒有，我們全都是自己的錢。

王：從製片的角度看，我沒有真的去找錢，聲音後期都朋友價。

陳：顏色筆還買最便宜的。還在光南跟紀堯討論，這支五塊，這支八塊，我買五塊的可以嗎？影印機不太捨得去 7-11 印。

王：做一部片子，錢是很重要，尤其是我在一些製作公司做實習後。但我的想法是，一部片可以不用大錢做出來，五萬塊也可以做一部很動人的作品。紀錄片是一個門檻很低的形式，真的不用先找錢再做，而是可以邊做邊想辦法。

陳：我是做完才知道的，其中一位聲音設計，他有輕度色盲。這是他第一部可以站上金馬台上拿獎的作品。這部片乘載了很多很多人的第一次，我們當初甚至連 DCP 是什麼都不知道。這部片承載了很多 10 年過後不會再做的事情，我當然希望 10 年過後的我也會如此地為了一件想做的事情那麼努力去做，那麼不畏成本去做。

金馬之後，我們才知道，通常每個片子的團隊，都會預定一間餐廳酒吧，辦慶功宴。但我們的團隊其實只有五、六個人，都是朋友，拉著友情價來做，我們沒錢，南方影展的獎金還沒下來，所以我們也去不了酒吧。我就說，我們去 7-11 買酒，這個我還可以請。在南京復興的捷運站下面，幾個人離開金馬酒會後，就坐在那邊，大家說：其實我們好像走了蠻遠的路。從沒想過會發生，就在短短兩個禮拜都發生了。■
 
．封面照片：《顏色擷取樣本.mov》導演王紀堯、陳卓斯；攝影／古佳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