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馬62】少女黑幫與酷兒鬼差，在成長故事拆解國族神話──專訪《核》導演陳思攸
旅居美國的新加坡導演陳思攸（Tan Siyou），以首部劇情長片《核》（Amoeba，2025）入圍第 62 屆金馬獎最佳新導演，並接連拿下「台灣影評人協會獎」和「國際影評人費比西獎」兩大會外賽獎項，儘管最後並未獲得金馬決選評審們青睞，但影展期間累積發酵的好評，讓《核》儼然成為影迷們之間口耳相傳的寶藏電影。
在金馬頒獎典禮前一日，入圍者們紛紛趕著參加大合照拍攝以及午宴，《放映週報》把握上午的空檔，在《核》製片陳寶瑩陪同下，與導演陳思攸進行專訪暨攝影，儘管來臺行程滿檔，約訪時間還是早晨，穿著輕便的她臉上始終難掩興奮笑容，像極了高中班上那些總有獨特想法、不甘於威權體制，卻又不會真的為非作歹的「微叛逆」同學。
如此，便更加令人相信，電影會反映創作者的氣質，或者反過來說，創作者的個性、思考模式與教育養成，皆會融入電影，影響電影的敘事邏輯和美感選擇──尤其在首部長片中，導演的身影通常特別明顯，這也是我們觀賞新導演作品時必須珍惜之處，因為就算是同位創作者，也難再現、複製「初嘗試」時的直覺與純粹。
繞世界一圈，用首部長片走回家
談起「陳思攸」這個名字，臺灣影迷們或許略感陌生，其實她先前執導的短片《歸》（Hello Alma，2019）曾入選 2021 金穗影展觀摩單元，《血色草莓起士蛋糕》（Strawberry Cheesecake，2021）則在同年金馬影展的「華語映像」單元放映，可惜當時因疫情，《血色草莓起士蛋糕》僅進行線上 QA，如今完成首部長片《核》，陳思攸終於首次親臨金馬影展，她喜愛與觀眾實體交流感受到的能量交換，也從新導演論壇、亞洲電影新銳沙龍和奈派克頒獎典禮當中，獲得與其他創作者深度交流的難得經驗。
陳思攸邁向長片的歷程，或許與大部分臺灣常見的本地「學院派」短片導演養成路徑不太相同。在臺灣受限於學校畢展和補助制度，大多新銳導演都必須先拍幾部短片，得到獎項、受到矚目後，才有辦法申請補助、籌備長片。但陳思攸早在 2019 年，也就是首部短片《歸》推出的時候，就開始構思《核》的劇本，同年她先於新加坡國際電影節獲得「最有潛力東南亞電影提案」（Most Promising Project of the Southeast Asian Film Lab），2020 年再參加為期九個月的東南亞劇本工作坊（SEAFIC，現因經費問題已停歇），雖然獲獎，卻感覺劇本尚不足表達心中真正想傳達的意念，她便將計畫先放置一會兒，待完成《血色草莓起士蛋糕》後，2022 年再赴義大利參加杜林電影節的劇本工作坊（TorinoFilmLab），總算產出完整劇本，並順利得到鹿特丹影展 Hubert Bals Fund 的協助，之後從 2023 年初開始進行正式的籌資，又再花了一年多才完成前置作業。
籌備《核》的過程中，陳思攸還加入以坎城影展為基地的「導演工廠：菲律賓篇」（Directors' Factory Philippines），與菲律賓導演 Don Eblahan 合導短片《Cold Cut》，在坎城導演雙周首映；至於《核》的選角，則在坎城結束後的 2024 年 6 月落定，電影於同年 10 月正式開拍。
如此迂迴並廣納國際資源和觀點的製作歷程，與陳思攸自幼在多元文化混雜的新加坡社會中成長，以及移居海外就學、工作的經驗息息相關。由於青少年時期就是師長眼中不愛讀書的「壞學生」，她不滿新加坡成績大於一切的教育制度，便積極爭取到美國念大學：「去的時候跟父母說是讀經濟，其實那個學校（衛斯理大學，Wesleyan University）的電影科是很難考的，我也沒有想到我可以考進去。」一開始她仍維持經濟和電影雙主修，但經濟系課程修著修著，開始出現很多表格與數學公式，她自覺讀不來，便將重心轉往電影。
不過身處異鄉，人生地不熟，她又並非出生於鼓勵孩子從小學藝術的「開放」家庭中，陳思攸一度對於自己能否成為導演感到懷疑，大學畢業後，為了拿到美國簽證，她拍廣告、MV，當其他影視作品的幽靈寫手（Ghostwriter），甚至在酒吧工作，幫別人遛狗，做過各種足以維持生計卻不穩定的工作，直到 2018 年，距離畢業已經五年，她寫了短片《歸》的計劃案，出乎意料地獲選美國電影學院（American Film Institute，縮寫為 AFI）的女性導演工作坊（AFI DWW Class），才開始一系列正式的影像創作。
「語言」作為身分與階級的標誌
《核》刻劃出校風保守、思想傳統的女校，並以四位叛逆好友自組「少女幫派」的行為，對僵化的體制以及建立在謊言上的國族想像做出批判，身為同樣經歷過威權時代與思想控制的臺灣人，觀賞本片時應該很能共感，就電影中的「語言使用」部分，陳思攸解釋道：「新加坡曾受英國殖民，獨立後決定保留英語作為通用語，所以新加坡大多數人，在外面或正式場合上，都是用英語溝通；但在家裡就不一定，在家用英語和父母說話的，是比較高等的家庭，如果在家用中文溝通，在學校容易被看不起，同學會覺得你階級比較低。」儘管華人佔人口比例超過七成，殖民傷痕仍在新加坡形成「以英語為貴」的現象。
至於電影中師長們使用標準捲舌腔華語的選擇，乃出於陳思攸個人經歷：「通常在學校要講英文，但我中學讀的剛好是華校，學校不僅用中文教學，還會要求學生練習書法、寫春聯等等，刻意推行傳統中華文化。」而陳思攸本身中學時期最要好的三個朋友，則與自己不同，在家都是用英語溝通：「雖然我讀的是華校，但學校為了體育成績，拉了很多體育生進來，她們三個都是體育生，功課都不是很好，我也很懶惰，功課不是很好，於是我們就漸漸走在一起。」為了忠於真實情形，片中主角對家長和師長講華語，在朋友之間則講英語。
友誼不真，電影就沒說服力
電影中四位主角互動真實、自然，看著看著，觀者彷彿也化為小團體的一份子，談起選角和開拍前的演員訓練，陳思攸有她的堅持：「一開始我就知道，如果觀眾不相信四位主角的友情，這個電影就不好了。」起初，她傾向找素人青少年，曾希望只要在街頭上閒晃，就能遇到一群 15、16 歲的青少女，並邀請她們來拍電影，但壓馬路一番後，卻發覺現在新加坡大部分少年都在網路上，鮮少在街頭上「hang out」，為此，團隊也如《左撇子女孩》導演鄒時擎一般，不斷刷 instagram，並下載 tik-tok，嘗試向時下年輕人靠攏：「我和選角看了很多 10 幾歲的少女，跟她們聊聊後，卻發現她們多半沒有理解到電影是很認真的，可能需要花好幾星期拍攝，每天早出晚歸，她們會以為只要來個一、兩天，玩一下就好。」除此之外，錄用未成年演員，在取得家長同意部分也比較艱辛，實際銀幕測試後，陳思攸發現，20 多歲，思考較成熟、較有表演經驗的演員，更能勇敢地表達出內心感受：「其實很多 17、18 歲的也很好，有很 raw（生猛）的特質。但是，雖然她們外表很有趣，裡面卻空空的，一旦擺上相機，她們就關掉了，不讓你看到心裡的東西。」
最後確定的四位演員，年齡都是 20 多歲，因此與陳思攸並不存在太大的「代溝」，其中飾演主角 Choo 的鄭凱心和飾演 Gina 的陳琡璇（Genevienve Tan）有舞台劇表演經驗，鄭凱心還是專業的太極拳選手，飾演 Vanessa 的李雯（Nicole Lee）和 Sofia 的林詩安，則出演過短片。
為了培養演員之間如真實般的朋友的默契與火花，2024 年 6 月確定選角後，陳思攸便「偷跑」開排：「當時還沒給她們劇本，而是以『煮飯請她們吃』之類的名義，讓她們互相了解、談天，是很 relax 的那種方式，不是很正式地做些什麼事。」除了時不時約見面，她也與女孩們成立群聊，在上面以語音訊息分享各種日常瑣事，唯一舉辦的一次工作坊，也僅進行簡單的呼吸練習，以及能夠增加彼此親密感的遊戲。
「我直到開拍前三個星期才給劇本，並分別跟每個人深刻地談角色。」除了四人團體的和諧感，女生之間兩兩關係的細緻差異，也是陳思攸在意的點：「Choo 和 Gina、Sofia、Vanessa 各自的友情都不太一樣，這部分必須要做到很清楚。」不過，在演員正式進入角色之前，陳思攸早已默默觀察她們，並將每位演員的個性、背景和歷史，稍稍融入劇本中，為電影增色，如此細膩卻不帶壓力的合作模式，令四名演員拍完電影至今仍是好朋友。
20 年前後對比，在新加坡的慘淡青春
《核》拍攝製成的年份，已與陳思攸實際成長的 2000 年代差了 20 年，而電影中並沒有明確的年代指涉，形成一種時間錯置的曖昧性，對此，陳思攸表示她並未嘗試「還原」2000 年代：「我在場勘時見到有些學校會在門口設立一個櫃檯，專門收手機，所以現在孩子仍可能在學校是沒有使用手機的。」再加上她已於《血色草莓起士蛋糕》裡使用過手機畫面，雖然覺得好玩，卻不想做重複的嘗試：「就我小時候的經驗，手機是父母給的 Air Tag，用來掌握行蹤，可以隨時打電話給我、知道我在哪裡，甚至檢查我在跟誰說話、傳訊息，手機是家長拿來控制孩子的手段，所以對片中少女們來說，她們不會想用手機，而想擁有自己的祕密世界。」
那「祕密世界」是什麼呢？陳思攸選擇納入晃動、顆粒感重的手持傳統攝影機畫面，與全片主軸沉穩、安靜的影像做出對比：「我兩、三年前在洛杉磯參加演唱會，現場看到一群 Gen Z 在用以前的小相機拍攝，可能是因為 Y2K 復古風潮吧，我覺得很有趣，我自己也很喜歡 Y2K 影像的粗糙質感，就把它寫進劇本裡面。」
連續拍攝校園及少女成長題材，陳思攸也提出她對當下新加坡年輕人的觀察：「我做《血色草莓起士蛋糕》的時候，因為離開新加坡很久，自己年紀又沒那麼小了，所以很積極地想了解現在少女的感受，我 cast 了很多女生，找機會跟她們聊天，發現雖然她們有手機、社群網路，但心裡感受到的壓力仍和當年的我是差不多的，例如家長會期待你進入好大學、找正當工作、賺很多錢、結婚生子，她們普遍會覺得去學校沒意義、整個生活都沒有意義，有些人甚至因此產生自殺念頭，我聽了覺得很傷心。」
陳思攸回想，儘管面臨差不多的壓力，但她成長的那個年代，青少年還比較敢叛逆：「2000 多年時，新加坡還在建設、摸索中，不像現在這麼富有，還看得到綠樹和工地，但現在的新加坡已經達到很國際化、很高級的狀態。」社會整體經濟水準提高，反而削減了國民的創造力，讓整體氛圍變得更壓抑。為了拍片回母校場勘時，陳思攸和以前老師聊到，才發現現在學生反而比以前更守規矩、自我審查更深：「我老師現在看到我還說『你以前這麼叛逆，我們全部都記得你』。」據此，陳思攸也擔憂，新加坡年輕一代的反叛能量，正在逐步衰減。
鬼魂與洞穴
有別於一般少女成長故事粉嫩、乾淨的質感，《核》加入鬼魂、民俗傳說及洞穴儀式等元素，為電影增添跨類型雜揉的趣味，更提供觀者就表面意象做深層政治解讀的模糊空間。
「在我成長的時候，我的房間有一隻鬼。我看不到，可是我真的感覺到，家裡只有我的房間有。」影片加入微量鬼魂及驚悚元素的安排，竟也出於陳思攸的真實經歷：「我跟我媽說我房間有鬼，她不願相信，說『我們家裡沒有這些事！』但我到學校，朋友們見我臉色不好，都很相信我房間真的有鬼，他們會來幫我、給我建議。」
儘管好不容易搬新家，擁有自己的房間，卻發現房間不完全是自己的房間，是件十分掃興的事，但漸漸地，陳思攸習慣與鬼互不打擾地共處一室，以致長大後回想，她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想像力太豐富，其實根本沒有鬧鬼？而關鍵證據是，她體質更敏感的妹妹，事後也表示記得她房間那隻鬼：「可是我明明沒有跟我妹說過這件事。」
陳思攸選擇以低畫質的夜視房間錄像當作片頭，在剪接時得到不少反對意見，認為一開始就放這種影像，會讓觀者會以為《核》是部鬼片：「我心裡就在想，就算觀眾覺得是鬼片，也不見得不好，因為鬼可以代表很多東西，可以代表新加坡社會、代表主角的孤獨，對我來說，心裡想壓抑的東西，總有一天會壓不了、會浮上來，就像 Choo 和 Vanessa 之間的感覺，人與人之間的喜歡是看不到的，但那些看不到的喜歡，確實存在於兩人之間，很奇怪，像火在燒。」
而鬼魂延伸出來的死亡意象，則能扣回新加坡的教育系統：「新加坡的學校系統是很有暴力感的，那種暴力不是肢體上的毆打，而是它會慢慢把你心理弄到死掉，我認為成長過程應該要很有好奇心、要去尋找自己的興趣，但新加坡教育，正在扼殺我們這種創造力。」 原來《核》當中不同類型的混搭，終究要回到陳思攸身為一個少女，在新加坡成長的經驗。
至於電影中多次出現，充當少女幫派「結義」地點的洞穴，既與學校追求現代化的景觀形成對比，也提供主角吐露真心話的逃逸空間，諷刺的是，劇組實際拍攝的洞穴，其實位於菲律賓：「我們在新加坡找洞穴找很久，但那些都是政府控制的，有些拿來放炸彈，有些是管制區域，我們到處拜託，他們都不讓我們進去。」一直到開拍 10 多天後，都還找不到適合的洞穴，龐大進度壓力之下，許多劇組成員紛紛勸陳思攸將洞穴場景換成其他地點，或乾脆刪除洞穴場景。
「我 2024 年 3 月在菲律賓拍攝短片《Cold Cut》時，認識了一些菲律賓的電影人，我很喜歡跟他們合作，他們態度比較樂天、鬆弛，新加坡人有點太認真了，所以這部片除了美術指導，第一、第二副導演也是從菲律賓來的。」經過同時通曉製片工作的第二副導演百般詢問之下，劇組才得以在預算範圍內，移師菲律賓，完成對陳思攸而言很重要的洞穴戲。
黑白無常與酷兒情愫
電影中角色多次講述「黑白無常（七爺八爺）」故事，並強調他們宛如殉情一般的濃厚情誼，一改人們對這對來自陰曹地府的鬼差的印象。透過黑白無常，陳思攸想講的，其實是人如何以自身實現「被賦予的敘事」：「例如我妹妹從小被講很漂亮、很斯文，她長大後就變成一個很斯文的人。」個體會逐漸內化他人評價，若往上推及，群體也會，乃至國家也會：「黑幫有一種故事，新加坡也有想變完美的一套國族敘事，我想探尋的終究是『故事』。」
而少女們學習、模仿黑幫的過程，某種程度上正是在挑戰、衝突既定的男性黑幫神話迷思：「我寫劇本的時候，很多人質疑她們到底算什麼幫派？她們也沒有去偷東西、打人，但對我來說，幫派不一定要打打殺殺，其實歷史上說的幫派，像『天地會』這種，是很多人聚在一起抵抗政府的組織，我對一群人有想法、一起集體前進這部分比較有興趣。」
雖然描繪少女想成為黑幫，但陳思攸不想在她的電影裡表達暴力，於是比起大部分黑幫拜的、很陽剛的關公，她從道教中尋找另外的形象，最後選定黑白無常：「他們的故事對我來說很有趣，一對好朋友，一個因意外死掉，一個為了對方自殺，我覺得很浪漫，他們簡直是 BL！」從小與鬼同住的陳思攸，一點都不害怕大眾普遍覺得恐怖的黑白無常，反而對其投射破格的腐女遐想。
既然談到酷兒情愫，就不得不提起電影中一段精妙的安排──Choo 和 Vanessa 在最親密的時候，於房間錄下兩人曖昧的影片，後來錄影機因故被沒收，影片遂成為 Vanessa 疏遠 Choo 的理由，因她害怕兩人「過從甚密」的關係被師長發現；但最後，學校卻只針對女生們模仿幫派的影片進行指責與懲罰，並沒有揭露 Choo 和 Vanessa 不為人知的關係。
「電影中林老師最喜歡的學生是 Vanessa，她對 Vanessa 有奇怪的好感，就我設定上是有些小小的暗戀！」陳思攸給出令人驚訝的答案，藉此，師長不再是大部分酷兒故事中，拆散同性戀人的扁平反派，而成為進入到關係裡頭、有私慾的行動者：「Choo 跟 Vanessa 變好後，有點像成為林老師和 Vanessa 之間的第三者，導致林老師會想將兩人分散，但同時又想保護她們兩個。」因此，林老師選擇不給雙方家長知道她們的同性情愫：「那樣後果會太嚴重，她們甚至會被踢出學校，不能考大學，這在新加坡形同於死掉。」不讓情節走向狗血，是陳思攸留給角色們的溫柔。
但以創作面來看，陳思攸實則用此情節，傳達新加坡不會在檯面上討論同性戀議題的普遍現象：「在學校，老師可能覺得你是 gay，卻不會因此直接說你是壞孩子，他會轉而求其他，用裙子太短、頭髮太長等理由懲罰你。」在新加坡的教育現場，學生的情感和性向從來不在討論範圍：「好像如果我不說，它就不存在。」陳思攸感嘆。
《核》先前於平遙電影節放映時，有不少觀眾拿它與空音央的《青春末世物語》（Happyend，2024）比較，巧合的是，空音央正是陳思攸在衛斯理大學的學弟，兩位旅外新銳影人，經歷多年淬鍊，繞了世界一圈後，剛好都回歸自身成長經驗，以有些異質元素拼貼的風格，切入校園故事，直面學校威權體制的壓迫，並且兩者皆挾帶若有似無的酷兒情愫。這組出乎意料的對照，也給予影迷們在戲外指認、連結的無窮樂趣。
臺灣新電影與高捷
身為臺灣影迷，自然會好奇一部在新加坡獨立製作的少女成長電影，怎麼會請來高捷飾演片中唯一有份量的男性角色「文叔」？
「我很喜歡臺灣新電影，世界上所有電影浪潮中，這或許是我最喜歡的，聽到台語時我會有種親密感，像外婆在對我說話。」陳思攸不諱言侯孝賢、楊德昌電影對他帶來的深刻影響，以至於當她想在首部長片中刻劃黑幫時，自然想到了高捷：「高捷大哥很酷，又有一點溫柔的感覺，特別是《千禧曼波》（Millennium Mambo，2001）裡，他在外頭殺人後，又可以回家給舒淇煮麵。」如此反差的形象，吸引著陳思攸，讓團隊們「初生之犢不畏虎」地對高捷遞出橄欖枝。
「我也不知道是怎麼說服他的，我們在一個線上會議中說明劇本、角色，他可能看到我們的誠意，時間又剛好安排得過來，就快閃來新加坡五天，他的戲份總共只拍三天。」電影是講述四個女生的故事，劇組工作人員也有很多女生，且大部分沒有長片經驗，因此拍攝期間大家都十分放鬆，氣氛如同身在女校：「但高捷來的時候，就像真的大哥來臨，一開始我們都有點怕，好在他本人很善良、親切，也像劇中的 Uncle 一樣，會和年輕人們分享自身生命經驗。」
《核》的放映旅程從今年九月的多倫多影展起跑，接續走過釜山、平遙、金馬，將於 12 月回到新加坡放映，對多年旅居在外的陳思攸而言，她最在意的，仍是家鄉觀眾的反應。儘管先前兩部短片《歸》和《血色草莓起士蛋糕》也有在新加坡放映過，但它們都沒有像《核》一般碰觸到敏感的政治議題，提到新加坡保守的社會氛圍與電影審查制度，陳思攸坦言有些擔心：「雖然電影中完全沒有暴力情節或裸露，但我們卻被分在審查的最高級，需要 20 歲以上才能觀看。」
先前在多倫多影展受訪時，陳思攸提及新加坡的獨立電影工作者很難只待在國內，一定得向外尋求資源，近期，甚至連當地最重要且唯一的獨立電影院「The Projector」都歇業了，只剩下大部分播映好萊塢商業片的連鎖影城，藝術片的映演空間極其不足，顯現出整體社會氛圍不鼓勵藝術創作，更缺乏制度鼓勵的現象：「我覺得在新加坡拍一部電影，可能就夠了，花費很貴，場景也很難找。」礙於現實條件，陳思攸的未來或許只能持續遠離新加坡，然而肉身不在，卻不代表心也不在：「我心裡想的東西都會跟新加坡有關，我的心也還在新加坡，但可能實際操作上，下一部不會在新加坡拍。」■
．封面照片：《核》導演陳思攸；攝影／張之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