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坎城】我們應該勇敢地做自己──專訪《左撇子女孩》導演鄒時擎

導演鄒時擎首部獨立執導的劇情長片《左撇子女孩》，於坎城競賽單元「影評人週」（La Semaine de la Critique）進行世界首映，講述一位單親母親與兩個女兒在臺北的生活，有一天，外祖父禁止小女孩用左手寫字，這個事件改變了她對世界以及對自己的看法。

首映標誌著這部影片從構思到完成歷經 25 年的歲月。在此期間，鄒時擎與西恩貝克（Sean Baker）開始了電影創作，並擔任了西恩貝克執導作品《小明星》（Starlet，2012）、《夜晚還年輕》（Tangerine‎，2015）、《歡迎光臨奇幻城堡》（The Florida Project‎，2017）和《火紅大箭男》（Red Rocket，2021）的製片人，但是，他們倆的合作比平常導演和製片人的關係更加互為因果。鄒時擎與西恩貝克共同編導的第一部作品《外賣》（Take Out，2004），以及她獨自導演的《左撇子女孩》，都聚焦於透過做菜維持生計的勞動階級。在我想像中──如果將拍電影與做菜的過程比較起來的話──《左撇子女孩》就像是一碗在家準備的泡麵：加入雞蛋、酸菜、豆芽菜、金針菇和蘿蔔，一切你所渴望的。這種菜既能帶來溫暖，又能令人滿足。

《左撇子女孩》展現了鄒時擎對臺灣的觀察和情感，也是她長期以來想要實現的導演計劃。鄒時擎從青少年時期起便獨自生活求學。她一直都自己決定人生方向，在面對不確定性時始終保持專注，並堅持自己的創作工作。離開臺灣 30 多年後，鄒時擎終於將這個計劃付諸實踐，完成了這部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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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撇子女孩》是您獨自當導演。也許我們可以先回到您第一個導演嘗試：與西恩貝克一起編導的《外賣》。我最近重新看了一遍，依然覺得非常前衛。我很好奇，《外賣》的發行過程為何如此漫長？當初您是怎麼開始準備這部電影的？又是怎麼想到要拍一部關於送外賣的電影呢？

鄒時擎（以下簡稱鄒）：其實，我和西恩是 1999 年在紐約的新學院（The New School）認識的。當時他已經從紐約大學畢業三年了，之後去了新學院學剪輯。我們是在剪輯室裡碰面的，發現彼此喜歡相同的電影，比如逗馬宣言（Dogme 95），還有很多臺灣電影和亞洲電影。因為這些電影比較小眾，所以找到知音讓我們特別開心。

之後我們開始想，要不要一起嘗試做點什麼，拍自己的電影。當時我告訴他一個故事，是關於《左撇子女孩》的。我外公曾經跟我說過，左手是「魔鬼的手」，不能用左手。我把這個故事告訴他，他覺得很有趣，也許可以去臺灣找點靈感，拍這樣一部片子。

於是我們在 2001 年去了臺灣，尋找故事線索。當時我覺得檳榔攤是很臺灣的東西，所以我們把這些元素放在一起，拍了一些照片，然後剪輯成一個短片式的預告片。但後來我們發現這個企劃的規模太大了，需要很多場景和角色。當時他還沒有拍過自己的第一部電影，而我也從沒拍過電影，所以覺得不如先從小型製作開始。

回到紐約後，我們發現當時電視劇《慾望城市》（Sex and the City）很流行，卻完全沒有展現我們眼中的紐約。於是有了《外賣》的想法。這部電影只用了 3,000 美金拍攝，就我們兩個人完成的。但因為它是一部很小眾的電影，主題也比較冷門，發行過程非常漫長。我們在 2004 年完成後跑了影展，直到 2008 年才自己在美國發行。

後來西恩拍了《百老匯小王子》（Prince of Broadway，2008），直到 2008 年《外賣》和《百老匯小王子》在美國發行之後，我們又重新考慮《左撇子女孩》。2010 年，我們再次回到臺灣，在那裡待了一個月，探訪不同的地方和夜市。最終選中了通化夜市（信義路二段），我們在那裡發現了一位五歲的小女孩，她晚上經常跑來跑去，跟著媽媽在麵店工作。她的故事啟發了我們，將夜市和她的生活融入劇本。我們寫了第一版劇本，並拍了一支短片式預告片。

後來我們回到美國，嘗試在不同市場尋找投資，但因為我們不夠有名，《左撇子女孩》又是中文電影，所以很難在美國找到資金。2010 年金馬創投，我們也參加了。接下來的幾年裡，我一直協助西恩拍攝其他電影，比如《小明星》、《夜晚還年輕》、《歡迎光臨奇幻城堡》，直到《火紅大箭男》。

《火紅大箭男》在坎城主競賽放映後，我們的法國片商 Le Pacte 看了《左撇子女孩》的劇本，非常喜歡，我們才找到了第一個願意支持這個项目的公司。隨後我回到臺灣，申請了輔導金和台北電影委員會的國際合拍資金，最終促成了《左撇子女孩》的製作。這一路走來花了 20 多年，籌資的過程非常艱難。

──25 年過去了，臺灣的變化也很大。那麼這個劇本中體現了怎樣的變化呢？

鄒：從一開始到現在，這個劇本經歷了許多變化。我們是用英文寫的劇本，因為西恩不懂中文。他從小就是用英文寫作，而我是移民到美國讀書的，所以我的英文不如他好，我們合作的方式是由他打字，我口述所有的情節和內容。

那段時間我們在臺灣，西恩親自去體驗當地的生活，比如逛夜市、感受文化和氣氛。因此，我們的劇本從一開始就是英文的。 直到正式開始製作前，我才把英文劇本重新詮釋成中文，並加入了許多臺灣特有的元素。

比如說，劇本裡的角色大多是我身邊的人，包括我的家人、朋友，或者是我聽到的故事。細節方面，加入了很多我的個人經歷，比如改名字這件事。這源於我從美國回臺灣時的真實感受。我本來較少回臺灣因為在美國求學和工作很忙。但自從我有了女兒後，每年都會回去，希望她能學中文，也能與家人多相處一些時間。

回臺灣後，我與以前的同學重新聯繫，發現許多人都改了名字。臺灣人喜歡算命，而算命老師可能會建議改名字，說這樣可以改善運勢、提升財運。我媽媽也要我改名字，因為我的名字像男生的名字。算命老師說，一個女生有男生的名字，命會很苦。我覺得可能也有道理，你看我，花了 25 年拍了這部電影，是蠻「苦」的（笑）。

劇本中還有很多情節來自真實的臺灣生活，比如「鮭魚之亂」。那時候某餐廳推出促銷活動，改名有「鮭魚」兩個字的人可以免費用餐。 結果很多人去改名字。雖然荒謬，但也很真實。

──我記得我 2017 - 2018 年住臺灣的時候，就有很多人改名字，像「柚子」這樣的名字。您本來是輔仁大學宗教系畢業的，1998 年去美國念媒體研究。您是怎麼開始對電影感興趣的呢？可以分享一下您的「起源故事」嗎？

鄒：我記得小時候，我媽媽是一個非常外向、開放的人。她對很多事情都感興趣，比如學彈鋼琴、學各種樂器。她也會帶我們去接觸這些新鮮事物，比如聽外國音樂、嘗試不同的藝術形式。小時候她帶我去看侯孝賢的《兒子的大玩偶》（The Sandwich Man，1983）。那部電影對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讓我覺得電影是能夠和人建立情感聯繫的一種媒介，可以引發共鳴，還能讓人反思自己的生活。那時候我就覺得，電影有一種特別的魔力，可以讓你進入自己的內心世界，並重新審視生活中的點滴。所以，從很小的時候，我就對電影產生了迷戀。

但在臺灣成長的環境里，父母通常希望你有一個穩定的工作，有固定收入，這樣生活才會有保障。雖然我非常喜歡電影，但從來沒有想過這是可以成為職業的。一直到我在紐約認識西恩之後，我們一起拍了《外賣》，才開始認真地做電影。我們的拍攝方式比較像紀錄片的手法。我們會進行大量的田野調查，與紀錄片中的主角互動，觀察他們的生活，並融入其中。這種方法也延續到了我們後來的創作中。

比如說，準備《左撇子女孩》時，我們深入夜市，和攤販聊天，交朋友，從他們的日常生活中尋找靈感。我記得其中一個小攤販的媽媽，自從 2010 年我們認識她後，每次回臺灣我都會拜訪她，持續關注她的生活變化。這些真實的經歷幫助我們構建電影中的角色和情節。所以，對於我們的每一部作品，製作過程都包含了這樣的深入探索與互動。每一個角色，基本上都能找到現實生活中的原型。

──《左撇子女孩》有非常強烈的紀錄片特色。我在看這部電影時，感覺自己彷彿置身於夜市之中。這也與影片中光線和顏色的表現有關，非常鮮豔飽和。影像風格非常獨特，我很好奇您是如何選擇這樣的拍攝方式的？

鄒：我希望能夠帶領觀眾身臨其境。去過臺灣夜市的人都知道，那裡五光十色，每個攤位的音樂都不一樣，非常熱鬧，而且顏色非常鮮豔。我想通過這部電影，讓觀眾通過小女孩的視角，感受到臺灣夜市的獨特魅力。

影片以萬花筒視角看世界開始。這個靈感來自於我女兒四歲時的一個手工萬花筒。有一天，我把它拿起來看，發現那種視覺效果非常特別，也非常吸睛。於是我想到，也許可以從這個角度出發，用小女孩的視角來展現整個夜市的環境。

小孩子對一切事物都充滿好奇，因為所有東西對他們來說都是新鮮的。這種新鮮感讓他們的感知更加鮮明，印象也更加深刻。所以，我希望通過這種視覺方式，讓觀眾不僅看到夜市的熱鬧與色彩，也能從小女孩的視角感受到她的好奇心。

──那您是怎麼找到飾演這個小女孩的演員？您可以談一談選角過程呢？

鄒：我們當時在前製階段就一直在找這個小女孩，但是每次找到的時候，資金還沒有到位。後來到了正式開始前製的時候，我開始做很多街頭試鏡，大概看了 90 到 100 個試鏡影片，可是都沒有找到特別合適的。 之後我們還進行了幾個工作坊，我請了一位表演指導帶著孩子們做活動，希望通過這樣的方式來找理想的演員，但還是沒有成功。一直到快開拍的前一個月，有一個商業試鏡經紀人推薦了這位小女孩：葉子綺給我們。她那時六歲，但從三歲就開始拍廣告，可以說是廣告明星。打開電視，幾乎每個廣告裡都有她。

另外，我想特別提到飾演姐姐的馬士媛。我是在 Instagram 上找到她的。她之前從沒演過戲，但表現得非常出色。我看她第一眼就覺得，她就是我們要找的人。其實，我不太干涉演員的表演，因為我相信他們知道怎麼去詮釋角色。當然，我們會在前期溝通劇本，但拍攝時完全沒有彩排。我希望給演員足夠的空間去展現自己。

──您是在 Instagram 上無意中發現馬士媛的？

鄒：是的。我們其實本來想做街頭選角。但我沒辦法在臺灣待那麼久，所以我乾脆就在 Instagram 上找人，然後慢慢滑她們的帳號。我老公還常罵我說：「你怎麼一直滑 Instagram 啊？ 」我跟他說：「我在工作啊，在 Instagram 上找女演員。」（笑）

──我覺得這個方式很酷，社群媒體有點像是在街頭遇見人。整部電影的選景非常有代表性，讓觀眾能看到臺灣的幾個特色的場地和社會現象。那麼在夜市拍攝會不會很困難？ 過程中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經歷？

鄒：我們選的這個麵攤是真實存在的，不是搭出來的。 它從早上七點開到下午七點開著，所以我們租下它後，從晚上七點到半夜可以用來拍攝。麵攤老闆很善良，不僅把攤子租給我們，還包括食材。這個攤子在通化街中段一個角落的位置，比較偏，過往的人不算多。

但我記得第一天拍攝時，現場有二十多人，結果很多路人好奇地過來拍照問問題，完全沒法拍。第二天，我決定讓所有不必要的人都離開，只留五個人在現場：兩個攝影師、我自己、音效師和燈光師。甚至連音效師都要藏在攤子後面，因為只要有一隻大麥克風，大家就知道我們在拍電影了。

我們一直以來的拍攝方法都很類似：用很小的團隊隱身在人群中，捕捉最真實的氛圍。

──那拍攝的時候有沒有人真的來點餐？

鄒：有啊！常有人走過來跟蔡淑臻小姐點麵，挺有趣的。有幾次我們乾脆讓她煮了幾碗（笑）。

──《外賣》和《左撇子女孩》都涉及烹飪和食物買賣。亞洲電影中常見的場景是家人圍坐一起用餐，而您的電影雖然展現了許多烹飪的場景，卻很少呈現家人共同用餐的畫面。您是否考慮過設計更多這樣的場景？

鄒：可能是劇情設計的原因。做生意的家庭裡，一起吃飯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大家通常是吃完飯就趕緊忙自己的事，所以鏡頭中呈現的更多是這種來來去去的狀態。臺灣家庭吃飯時通常也不太說話，吃完就走，這跟西方家庭很不一樣。西方家庭可能會邊吃飯邊交流，聊很多事情。我覺得這也跟臺灣的社會背景有關係，比如經歷過日本殖民時期，或者像我爸爸這樣的外省人，他跟著軍隊到臺灣，在軍隊裡長大。這種背景讓家庭關係變得很緊密，但連接方式卻和西方文化不同。

──所以您爸爸是外省人，然後您媽媽是本省人嗎？

鄒：我媽媽是宜蘭人。我媽媽有五個妹妹和一個弟弟，很多重男輕女的觀念是從她的原生家庭承傳下來的。我在想這種吃飯的習慣，應該是跟階級有關係，因為如果你很窮，沒什麼錢，吃飯可能就只是一個必要的事情。你吃飯只是為了不餓，不餓才能活下去，所以吃飯更像是一種生存的需求。這樣的話，跟西方文化裡把吃飯當作一種家庭交流的方式，就很不一樣了。

──這部電影探討了很多家庭問題。特別是片中的爸爸這個角色，雖然他在銀幕上出現只有幾分鐘，他對三個女生的生活影響很大。

鄒：這個角色其實來自我身邊一個好朋友的真實故事。我記得他跟我說，他小時候爸爸因為欠債而跑掉了，他和姐姐就跟著媽媽住。後來他爸爸得了重病回來找他們，但他姐姐堅決不肯原諒，也不願意去見他。

這個故事給了我很大的靈感，因為我聽過太多類似的經歷。比如，我媽媽的朋友們，很多太太以前會為了先生簽本票，如果票跳了，她們就得去坐牢。這種犧牲讓我覺得很不公平，但它卻是那個時代的常態。

在這種傳統家庭裡，女性常常是家庭的支柱，而男人在外面工作，回到家什麼都不用管，所有事情都交給太太處理。我覺得爸爸這個角色反映了很多家庭的權力結構，尤其是在經濟條件較差的家庭中，這種角色設置很值得探討。

──在很多最近的亞洲電影中，父親角色常常被描繪得很負面，甚至充滿怨恨。特別是在臺灣電影中，家庭關係經常不太好。您覺得《左撇子女孩》對臺灣觀眾來說會引起怎樣的反響？

鄒：目前在影展上看過這部電影的臺灣觀眾都很喜歡，他們告訴我這部電影引起一些共鳴。臺灣確實有一些傳統需要改變。當然，不只是臺灣，全世界都存在一些類似的問題，比如父權主義，以及那些強制要求每個人都「必須一樣」的觀念。舉個例子，左撇子被糾正的問題。這種觀念讓人覺得不能與眾不同，必須和別人一樣。從小被糾正的孩子，可能心裡會留下陰影，但卻很難解釋清楚這種感受的來源。這些東西，是從小就不斷被灌輸的，但很少有人會去質疑為什麼。實際上，這對一個人的成長以及人格的形成會產生非常大的影響。我希望大家在看完電影後，能夠重新審視自己的生活。很多觀眾告訴我，這部電影讓他們想起了自己的家庭和童年。想起小時候聽過的一些荒謬的理論。這些回憶可能很可笑，但也很真實。希望大家能打破一些不好的傳統，建立新的、更平等的觀念，比如性別平等，以及家庭關係中的相互尊重和支援。這部電影非常非常「臺灣」。它展現了許多臺灣獨有的荒謬情節。我希望觀眾在看到這些情節時，能感受到電影的親切感，同時也能藉此思考和反省。

──不過我覺得，《左撇子女孩》也很具有普世性。我小時候在波蘭也有人盡量糾正我用右手寫字，但我沒有改。這部電影讓我想到，我們應該回歸自己的本真。

鄒：對，我相信每個人天生都有一些與眾不同的特質，而那些差異其實就是我們的力量。我們應該勇敢地做自己，而不是被迫去迎合他人的期望或社會的框架。成長的過程中，最難也最重要的功課，就是相信自己那個與眾不同的聲音值得被聽見，值得存在。■
 
．封面照片：《左撇子女孩》導演鄒時擎；攝影／Maja Korbeck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