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小與巨大的存在:專訪《愛別離苦》導演楊力州

2022-02-22

黃香;圖/《愛別離苦》海報,查理小姐插畫,後場音像紀錄工作室提供

《愛別離苦》是關於一條無名街道的故事,拍攝時間不長只有10個月,團隊編制簡單只有4個人,導演楊力州喜歡「尋常對話不經意間流露的哲思」,電影便從隨興自然的對話開始,往生活深處鑽探,看這6位因緣際會聚在一個地方創生小街區的女性,如何展現韌性面對困境。女性可能遭遇的好或壞的經驗,幾乎都涵融在這近一個半小時的紀錄片中:男尊女卑、婚姻失敗、經濟弱勢、性別平權、愛戀深情、懷孕生產、親子關係、權勢性侵、創業夢想、政治認同。

楊力州的紀錄片,總是關於拍攝對象也關於自己,他在拍攝過程中回望自身,從而找到故事的核心以及剪輯的觀點。跟拍掌中戲大師陳錫煌10年,他想到自己的父親,拍攝中後期他最在乎的不是技藝與傳承而是父子關係,所以《紅盒子》的核心脈絡是父子/師徒關係;拍攝《愛別離苦》他想到自己的母親,「她很安靜,存在感微弱,是幾乎沒有自己的舊時代女性」,他對母親的愛混雜著不解與心疼,有時甚至會生悶氣。

「現在回想起來,很多創作是一個整體,就是有開啟、過程跟結尾。我相信這個回望是很重要的,甚至跟生命的死或生是有關聯的。」深入聊《愛別離苦》之前,楊力州先談遠赴南極拍攝,目前還在剪輯的紀錄片《無邊》(暫定片名)。《紅盒子》完成後他前往南極,拍攝台灣首度越野滑雪長征南極點的壯舉。因為南極酷寒惡劣的氣候,出發前他和所有人員都寫了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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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眼見為憑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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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訪問分為兩大主題,討論《紅盒子》之外,還著墨於楊力州的紀錄片美學。他細細描述了關於新作的命題設定、風格轉折,也略略提及李陳兩家的分產風波,以及拍攝後期他自己遭受心理疾病折磨的困境。最後也最重要的反省是:他如何看待紀錄片上院線的行銷策略;面對「溫情有餘,深度不足」的批評與攻擊,如何堅持自己的創作初心。

 

「冒著生命危險在南極工作,每天就是好好吃飯、好好穿衣、好好走路,想著如何好好活著,包裡放著一瓶舌下含錠(緩解預防心絞痛)。」他笑著回望身心經受的嚴酷挑戰。「平安回來,我對生命的瞬間有一些準備,也越來越理解生命的不可測。」

沒有名字是地理現實也是生命狀態

從南極歸返,楊力州在2019年擔任客委會駐村藝術家,以紀錄片導演的眼光觀察各地客家文化的脈絡與特色。他去了桃竹苗許多鄉市鎮,桃園龍潭的「菱潭街興創基地」,一條在谷歌(Google)上查不到的街道吸引他的目光。

「這個沒有名字的街區曾經是非常熱鬧的市場,後來因火災廢棄沒落,變成佈滿針頭的暗黑角落,一般人不想親近的地方。對面龍潭國小每天放學時段,校方就會廣播,提醒小朋友放學之後不要經過。」

一條街的沒落與興起,牽引楊力州去挖掘女性的共相。「這條無名街道整理之後變得很漂亮,有很多手作小店或個人工作室進駐,但是生意爛透了,完全沒有人光顧。這絕對不是台灣唯一的景象,也正是吸引我的第一點;第二點是它沒有名字,好有魅力,難道沒有名字就沒有故事嗎?某種程度上『沒有名字』是一種象徵,也跟她們的生命狀態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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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透表象的男性言說

拍攝一個街區場域的群體,要讓場域的故事推進,必須依賴場域內所構成的角色,一定是先接觸那個場域的人。作為男性導演,楊力州自然先接近男性,訪問了不少當地的男性,如「菱潭街興創基地」的發起人張智宇、移民台灣賣沙威瑪的土耳其人等。「如果就這樣拍攝下去,只會橫向移動,呈現男性對這條街的詮釋跟理解,也許會停留在這個主創的男性多麼年輕有為、一個老外為什麼要移民來台灣等。」

然而拍攝不到四分之一的時間,楊力州就有獨特眼力,看到背後相對沒有聲音的女性。「因為片中沈默的媽媽一句重要的話,『導演,我女兒是不是不正常?』,帶領我穿越表面的男性觀點,轉而追索女性以及同志故事。」

2018年的同婚公投,開啟他與片中女同志愛侶家華、陳喵以及母親的對話。「女兒沒有出櫃,大家就是心照不宣,維持一種表面的和諧與平衡。我最糾結的是要不要讓家華與伴侶看媽媽告白的那一段錄影,我沒有資格去破壞那種平衡(讓愛侶們知道媽媽知情),我甚至不喜歡自己做這件事情,但是我好想讓女兒知道媽媽非常支持她,最後我還是選擇介入,攪動那種刻意的平衡。」

《愛別離苦》是楊力州第一部涉及同志議題的作品,他完全支持婚姻平權,但是之前從未觸及同性議題。「我覺得有比性別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人的存在與困境。而且我知道有人做得比我好,做得更深刻,好友陳俊志(《美麗少年》紀錄片導演)作為同志的身分就可以。」然而陳俊志在2018年早逝,「他去世時我人在南極,回程在智利轉機時才得知噩耗」,這部影片冥冥中誌念他與陳俊志超過20年的深厚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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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追求表象的客觀

楊力州對真實的定義有自己的思考。「拍紀錄片不是要做平衡報導,很重要的是我站的位置,我會很明確讓觀眾看到我站的位置,我要站在誰的旁邊,從她/他們的角度來詮釋事情。」《愛別離苦》全片只有女性單方面的陳述,完全排除對立方的男性說法。

製作手工皂的離婚媽媽佩佩與兒子這段,更能展現楊力州不追求表象客觀的一面。佩佩在兒子很小時離婚,夫家完全不讓她探視,直到孩子5歲她才去幼兒園偷偷看望。這一段故事直接呈現母子雙方「記憶的不可靠」,因為兒子與佩佩的記憶截然不同,然而楊力州並不糾結事實的正確與否,因為「佩佩所認定的真實記憶,對她非常重要,幫助她撐過最悲傷的日子。」

楊力州續舉正在拍攝的紀錄片為例,新片關於走私的馬戲團表演動物,因為被惡意配種基因有缺陷,目前被收容在屏科大野生動物保護園區。他請主任安排拍攝阿標,由獅子、老虎配種的畸形動物,主任說兩位照護員一定盡力說明,孰料楊力州回:「但是我要訪問的是阿標,我會找動物溝通師協助,第一個問題是:你快不快樂?」園區的動物專家大感驚駭,很疑惑地問他:「動物溝通師說的是真的還是假的?」「真的假的有那麼重要嗎?最重要的是我看到一個被惡意配種才出生的動物,因為某些台灣人的自私而在這裡受苦。」因此,對於楊力州來說,《愛別離苦》中的女性困境是真實的,這才是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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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小與巨大的存在

談起弱勢女性,楊力州再次提到他的母親。「我曾經憤怒,但後來我釋懷了。全世界有71億人口, 我母親對這世界上所有人而言,是一個微小的存在,但對我而言,即便世界只剩下我一個,我母親也是巨大的存在。同樣的,這條沒有名字的街道,這些沒有名字的女性,透過一部紀錄片,我想讓大家看到她們微弱的存在,會有一個地方,她們的存在是巨大的。」

「我拍《拔一條河》拍很多新住民媽媽,她們在台灣社會很容易被貼上『弱勢者』的標籤,但是請相信我,她們都不是弱勢者。她們斷然拋開一切離開家鄉,飄洋過海來到異國開始新的生命歷程,她們都是狠角色,很有元氣很敢冒險,被視為弱勢不是她們本質的問題,是外在環境讓她們和我母親成為弱勢,比如來自重男輕女的家庭,法官判決孩子的監護權往往只考慮經濟條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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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力州特別提到有一場特映的觀眾都是律師,前立委尤美女律師看完後對他說:「影片裡面,在這條街,你拍的每一個女性的故事,就是我從事婦女運動40、50年來的題目,每一個都是。」「我們應該反思一個問題:這是巧合嗎?還是普遍現象?」楊力州語重心長地說。

是他去找故事還是故事來找他?

聊起片中角色,我們特別問起淇姊。她穿著黑酷皮衣,冷眼抽菸旁觀,卻又賣著蕾絲小物,強烈的對照與衝突,特別吸引楊力州,因為所有衝突背後都有理由。楊力州不急,慢慢等著故事找到他,直到拍攝後期淇姊才道出衝突背後的理由,說出自己深重的創傷:她15歲時被父母所信任的長輩性侵。

「很多朋友總認為是我去記錄這個故事,但是你們有沒有想過,會不會是她等待有人來聽她說這件事?或者她希望有一個平台,讓她可以說出這件事?雖然說不管哪個方向,都叫作一個紀錄片的完成。到底是我去找故事,還是故事來找我?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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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淇姊先從夢境說起,比如夢中她沒有穿衣服,所有的夢境都是符號,非常抽象卻又具體,都導向同一件事,非常好判斷。在適當的時機點,我會把那句話丟出去:『你小時候有碰到什麼不愉快的事情嗎?』然後就是等待淇姊說或不說。」

「我不只震驚,也感動她相信我,我更要小心處理如何呈現,我決定儘量不剪輯,不修掉言語間的贅詞,比較完整準確地表達她想要傳達的訊息。除了她的話、她難過的表情,這些比較視覺的東西外,我有一個超越這些外在的意象,我看到的是她跟15歲的自己說:妳要勇敢。所以我就選擇用插畫跟動畫的形式呈現這個部分。」

人死了去哪裡?

全片著墨最多的是MOMO,她深受家族男尊女卑的價值觀所苦,父母兄姊相繼去世後,家也離散了,還得肩負起照顧重度智能障礙妹妹的責任。她在除夕夜去祭拜自殺身亡的哥哥,在靈骨塔外面忽然鄭重其事地問:「導演,人死了會去哪裡?」楊力州完全無法回答。「因為我和她是一樣的,我也不知道答案,最後只能給她一場生命來臨的紀錄作為回應。」

也許是年紀到了,經歷南極之旅,又遭逢同儕好友相繼死亡,楊力州也想用創作探究生死。《愛別離苦》片末放了一段完整5分鐘在家生產的過程,導演說沒有太複雜的想法,想以新生命降生「呈現一個女性成為母親的模樣,想讓觀眾去直視一個生命的到來。」這個新生命降生的結局是開放的:「可以是希望,雖然我不這麼認為,這也可能是苦,『生苦』是人生八苦之一,正如『愛別離苦』這四個字可以有不同的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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