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小與巨大的存在：專訪《愛別離苦》導演楊力州
《愛別離苦》是關於一條無名街道的故事，拍攝時間不長只有 10 個月，團隊編制簡單只有四個人，導演楊力州喜歡「尋常對話不經意間流露的哲思」，電影便從隨興自然的對話開始，往生活深處鑽探，看這六位因緣際會聚在一個地方創生小街區的女性，如何展現韌性面對困境。女性可能遭遇的好或壞的經驗，幾乎都涵融在這近一個半小時的紀錄片中：男尊女卑、婚姻失敗、經濟弱勢、性別平權、愛戀深情、懷孕生產、親子關係、權勢性侵、創業夢想、政治認同。
楊力州的紀錄片，總是關於拍攝對象也關於自己，他在拍攝過程中回望自身，從而找到故事的核心以及剪輯的觀點。跟拍掌中戲大師陳錫煌 10 年，他想到自己的父親，拍攝中後期他最在乎的不是技藝與傳承而是父子關係，所以《紅盒子》的核心脈絡是父子／師徒關係；拍攝《愛別離苦》他想到自己的母親，「她很安靜，存在感微弱，是幾乎沒有自己的舊時代女性」，他對母親的愛混雜著不解與心疼，有時甚至會生悶氣。
「現在回想起來，很多創作是一個整體，就是有開啟、過程跟結尾。我相信這個回望是很重要的，甚至跟生命的死或生是有關聯的。」深入聊《愛別離苦》之前，楊力州先談遠赴南極拍攝，目前還在剪輯的紀錄片《無邊》（暫定片名）。《紅盒子》完成後他前往南極，拍攝臺灣首度越野滑雪長征南極點的壯舉。因為南極酷寒惡劣的氣候，出發前他和所有人員都寫了遺書。
延伸閱讀
超越眼見為憑的真實──專訪《紅盒子》導演楊力州
「冒著生命危險在南極工作，每天就是好好吃飯、好好穿衣、好好走路，想著如何好好活著，包裡放著一瓶舌下含錠（緩解預防心絞痛）。」他笑著回望身心經受的嚴酷挑戰。「平安回來，我對生命的瞬間有一些準備，也越來越理解生命的不可測。」
沒有名字是地理現實也是生命狀態
從南極歸返，楊力州在 2019 年擔任客委會駐村藝術家，以紀錄片導演的眼光觀察各地客家文化的脈絡與特色。他去了桃竹苗許多鄉市鎮，桃園龍潭的「菱潭街興創基地」，一條在谷歌（Google）上查不到的街道吸引他的目光。
「這個沒有名字的街區曾經是非常熱鬧的市場，後來因火災廢棄沒落，變成佈滿針頭的暗黑角落，一般人不想親近的地方。對面龍潭國小每天放學時段，校方就會廣播，提醒小朋友放學之後不要經過。」
一條街的沒落與興起，牽引楊力州去挖掘女性的共相。「這條無名街道整理之後變得很漂亮，有很多手作小店或個人工作室進駐，但是生意爛透了，完全沒有人光顧。這絕對不是臺灣唯一的景象，也正是吸引我的第一點；第二點是它沒有名字，好有魅力，難道沒有名字就沒有故事嗎？某種程度上『沒有名字』是一種象徵，也跟她們的生命狀態有關。」
穿透表象的男性言說
拍攝一個街區場域的群體，要讓場域的故事推進，必須依賴場域內所構成的角色，一定是先接觸那個場域的人。作為男性導演，楊力州自然先接近男性，訪問了不少當地的男性，如「菱潭街興創基地」的發起人張智宇、移民臺灣賣沙威瑪的土耳其人等。「如果就這樣拍攝下去，只會橫向移動，呈現男性對這條街的詮釋跟理解，也許會停留在這個主創的男性多麼年輕有為、一個老外為什麼要移民來臺灣等。」
然而拍攝不到四分之一的時間，楊力州就有獨特眼力，看到背後相對沒有聲音的女性。「因為片中沈默的媽媽一句重要的話，『導演，我女兒是不是不正常？』，帶領我穿越表面的男性觀點，轉而追索女性以及同志故事。」
2018 年的同婚公投，開啟他與片中女同志愛侶家華、陳喵以及母親的對話。「女兒沒有出櫃，大家就是心照不宣，維持一種表面的和諧與平衡。我最糾結的是要不要讓家華與伴侶看媽媽告白的那一段錄影，我沒有資格去破壞那種平衡（讓愛侶們知道媽媽知情），我甚至不喜歡自己做這件事情，但是我好想讓女兒知道媽媽非常支持她，最後我還是選擇介入，攪動那種刻意的平衡。」
《愛別離苦》是楊力州第一部涉及同志議題的作品，他完全支持婚姻平權，但是之前從未觸及同性議題。「我覺得有比性別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人的存在與困境。而且我知道有人做得比我好，做得更深刻，好友陳俊志（《美麗少年》紀錄片導演）作為同志的身分就可以。」然而陳俊志在 2018 年早逝，「他去世時我人在南極，回程在智利轉機時才得知噩耗」，這部影片冥冥中誌念他與陳俊志超過 20 年的深厚友誼。
不追求表象的客觀
楊力州對真實的定義有自己的思考。「拍紀錄片不是要做平衡報導，很重要的是我站的位置，我會很明確讓觀眾看到我站的位置，我要站在誰的旁邊，從她／他們的角度來詮釋事情。」《愛別離苦》全片只有女性單方面的陳述，完全排除對立方的男性說法。
製作手工皂的離婚媽媽佩佩與兒子這段，更能展現楊力州不追求表象客觀的一面。佩佩在兒子很小時離婚，夫家完全不讓她探視，直到孩子五歲她才去幼兒園偷偷看望。這一段故事直接呈現母子雙方「記憶的不可靠」，因為兒子與佩佩的記憶截然不同，然而楊力州並不糾結事實的正確與否，因為「佩佩所認定的真實記憶，對她非常重要，幫助她撐過最悲傷的日子。」
楊力州續舉正在拍攝的紀錄片為例，新片關於走私的馬戲團表演動物，因為被惡意配種基因有缺陷，目前被收容在屏科大野生動物保護園區。他請主任安排拍攝阿標，由獅子、老虎配種的畸形動物，主任說兩位照護員一定盡力說明，孰料楊力州回：「但是我要訪問的是阿標，我會找動物溝通師協助，第一個問題是：你快不快樂？」園區的動物專家大感驚駭，很疑惑地問他：「動物溝通師說的是真的還是假的？」「真的假的有那麼重要嗎？最重要的是我看到一個被惡意配種才出生的動物，因為某些臺灣人的自私而在這裡受苦。」因此，對於楊力州來說，《愛別離苦》中的女性困境是真實的，這才是重點。
微小與巨大的存在
談起弱勢女性，楊力州再次提到他的母親。「我曾經憤怒，但後來我釋懷了。全世界有 71 億人口， 我母親對這世界上所有人而言，是一個微小的存在，但對我而言，即便世界只剩下我一個，我母親也是巨大的存在。同樣的，這條沒有名字的街道，這些沒有名字的女性，透過一部紀錄片，我想讓大家看到她們微弱的存在，會有一個地方，她們的存在是巨大的。」
「我拍《拔一條河》拍很多新住民媽媽，她們在臺灣社會很容易被貼上『弱勢者』的標籤，但是請相信我，她們都不是弱勢者。她們斷然拋開一切離開家鄉，飄洋過海來到異國開始新的生命歷程，她們都是狠角色，很有元氣很敢冒險，被視為弱勢不是她們本質的問題，是外在環境讓她們和我母親成為弱勢，比如來自重男輕女的家庭，法官判決孩子的監護權往往只考慮經濟條件等。」
延伸閱讀
不放手，才能戰勝逆境
楊力州特別提到有一場特映的觀眾都是律師，前立委尤美女律師看完後對他說：「影片裡面，在這條街，你拍的每一個女性的故事，就是我從事婦女運動 40、50 年來的題目，每一個都是。」「我們應該反思一個問題：這是巧合嗎？還是普遍現象？」楊力州語重心長地說。
是他去找故事還是故事來找他？
聊起片中角色，我們特別問起淇姊。她穿著黑酷皮衣，冷眼抽菸旁觀，卻又賣著蕾絲小物，強烈的對照與衝突，特別吸引楊力州，因為所有衝突背後都有理由。楊力州不急，慢慢等著故事找到他，直到拍攝後期淇姊才道出衝突背後的理由，說出自己深重的創傷：她 15 歲時被父母所信任的長輩性侵。
「很多朋友總認為是我去記錄這個故事，但是你們有沒有想過，會不會是她等待有人來聽她說這件事？或者她希望有一個平台，讓她可以說出這件事？雖然說不管哪個方向，都叫作一個紀錄片的完成。到底是我去找故事，還是故事來找我？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淇姊先從夢境說起，比如夢中她沒有穿衣服，所有的夢境都是符號，非常抽象卻又具體，都導向同一件事，非常好判斷。在適當的時機點，我會把那句話丟出去：『你小時候有碰到什麼不愉快的事情嗎？』然後就是等待淇姊說或不說。」
「我不只震驚，也感動她相信我，我更要小心處理如何呈現，我決定儘量不剪輯，不修掉言語間的贅詞，比較完整準確地表達她想要傳達的訊息。除了她的話、她難過的表情，這些比較視覺的東西外，我有一個超越這些外在的意象，我看到的是她跟 15 歲的自己說：妳要勇敢。所以我就選擇用插畫跟動畫的形式呈現這個部分。」
人死了去哪裡？
全片著墨最多的是 MOMO，她深受家族男尊女卑的價值觀所苦，父母兄姊相繼去世後，家也離散了，還得肩負起照顧重度智能障礙妹妹的責任。她在除夕夜去祭拜自殺身亡的哥哥，在靈骨塔外面忽然鄭重其事地問：「導演，人死了會去哪裡？」楊力州完全無法回答。「因為我和她是一樣的，我也不知道答案，最後只能給她一場生命來臨的紀錄作為回應。」
也許是年紀到了，經歷南極之旅，又遭逢同儕好友相繼死亡，楊力州也想用創作探究生死。《愛別離苦》片末放了一段完整五分鐘在家生產的過程，導演說沒有太複雜的想法，想以新生命降生「呈現一個女性成為母親的模樣，想讓觀眾去直視一個生命的到來。」這個新生命降生的結局是開放的：「可以是希望，雖然我不這麼認為，這也可能是苦，『生苦』是人生八苦之一，正如『愛別離苦』這四個字可以有不同的解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