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卵子和孩子都可以交易──《石門》中的資本主義中國，與被商品化的年輕女性
第 60 屆金馬獎入圍名單公佈，今年七月曾在台北電影節展映的《石門》（2022）入圍最佳劇情片、最佳導演、最佳原著劇本與最佳剪輯。談及此片，金馬執委會主席聞天祥老師是這樣介紹的：「導演黃驥和大塚龍治是一對夫妻檔創作者，這部電影以日本片身分來報名，但講的是中國湖南的故事。導演們的前兩部作品《雞蛋和石頭》、《笨鳥》也曾在臺灣展映。《石門》非常細膩地反映了女性的複雜處境。電影的剪接師是台灣的廖慶松。」
《石門》聚焦一位大學在讀的女孩林森，她嘗試各種管道打零工賺錢，以求取更好的生活機會，卻意外懷孕。當她回到父母經營的小診所，發現母親在處理孕婦生產問題時候出了紕漏、欠下高額賠償金。林森想到，或許可以用自己腹中的胎兒一命抵一命，替母親還債。
商品化社會奇觀
《石門》的故事發生在中國南方「新一線城市」（注1）湖南長沙，電影呈現出的「城鄉結合」都市景觀，令人聯想到婁燁導演《風中有朵雨做的雲》（2018）開場——在一幢幢摩天大樓築成的鋼鐵森林裡，潛藏著環境雜亂的「城中村」——這是中國經濟躍升神話的底部註腳。如同片中出售卵子的女生，她們嚮往更好的生活、渴望住進華廈，現下卻只能蝸居在狹小老舊的公寓一隅。
「努力賺錢」這四個字，深深烙進了人們心裡。林森和男友兼職打工，林森母親加入直銷團隊、四處兜售活力霜（vital cream），卵子可以賣、孩子也可以用來還債。《石門》電影中，幾乎每一場戲都和商品／金錢／交易有關，從線上到線下，直播賣貨、直銷洗腦，人們張口閉口談的都是「錢」——就連收到了禮物，也要拿出手機查詢，這罐澳洲進口的奶粉網上售價多少錢。
《石門》抵達金馬影展之前，也曾亮相威尼斯影展、多倫多影展等國際影壇。片中展現出的女性物化、卵子交易等社會景觀，引起了西方觀眾的討論——歐美影評人的文章中，不約而同提到「一胎化」、「身體剝削」、「資本主義」等關鍵詞。電影裡出現的新疆維族女生，也成了西方媒體眼中的一個「亮點」。
但身在臺灣，同樣用東方的眼睛來觀看，《石門》再現出的女性困境與卵子產業，或許並不僅僅局限於中國。今年七月，臺灣媒體「報導者」曾發布「台灣卵子、中國客戶、美國配對」專題，深度調查美國加州的捐卵和代孕產業鏈，「每年，數百名台灣女性在仲介召募下，赴美捐卵」。2016 年以後，中國開放生育二胎、三胎，生殖產業鏈也隨之擴張發展，「加州生殖機構數量成長 10%」，「台灣已成為美國亞裔卵子市場最大供應來源」。
這些提供卵子的女性被稱為「志願者」，交易行為被美化成「有償捐贈」——「幫助不孕不育的家庭重獲希望」，仲介機構用助人為樂、奉獻愛心的噱頭進行包裝，強調時間短、獲利大，避而不談取卵風險，瞄準大學生這類年輕、單純、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群體。根據中國媒體報導，仲介機構常在大學校園女廁所的門板背面張貼小廣告，內容常見「高薪兼職」、「不耽誤學習」、「無色情」等詞彙。
從各種渠道招募而來的女性捐贈者，進行基礎的健康檢查之後，依據身高、長相、學歷等標準，劃分成不同的價格區間，經由仲介機構轉介給「買家」進行面試挑選——這條卵子產業鏈，《石門》片中亦有呈現。導演用疏離的廣角鏡頭，帶領觀眾長時間凝視銀幕，跟隨主角一起觀察：女性是如何被商品化的。
電影裡，街拍捕捉的畫面、直視鏡頭的路人、嘈雜的現場環境音，讓《石門》看起來更像是一部紀錄片。本片也確實帶有非常濃烈的紀實元素，主場景「肖子龍門診部」、扮演父母的演員，都源自導演黃驥的家庭——診所是導演家真實經營的，女主角林森的父母現實中是黃驥的父母。就連片中出現的母親剃光頭、加入直銷組織、父親寫詩等橋段，也都源自拍攝當下的生活。電影呈現林森從懷孕到生產的經歷，《石門》也實際拍攝了 10 個月，從 2019 年夏天拍到 2020 年春天，遇上疫情爆發，所以也把人們搶購口罩、消毒防護的行為拍了進去。包括電影裡出現的維族女生，也是導演在田調卵子產業時候的發現。
片中的魔幻奇觀，宛如紀錄片一般真實。
被困住的女性
電影開始在夜晚的草坪，電話亭的鈴聲忽然響起，微風吹來，亭門關上，長達 30 秒的長鏡頭，拉啟了《石門》的第一幕。一場戶外聚餐，英文補習班的學員們正在舉杯慶祝，其中一對情侶如願移民澳洲，女主角林森和她的男友也坐在席上。聽著冗長的英文發言，林森昏昏欲睡。
緊接著，通過一系列的對話鏡頭，觀眾感受到，林森和男友之間存在微妙的地位落差——男友看似為林森著想，希望她努力提升口說能力、補習英語，將來一起出國。而林森被動地接受男友灌輸給她的「成功學」觀念，有點悶悶不樂——她正在苦惱，如何賺到更多的錢，同時也在忍受著乳房的脹痛。身體與精神都感到不適，畫面中的林森常被放置在鏡框、窗框、門框裡，導演通過構圖，明確傳達出林森「被困住」的處境與心境。
林森，20 歲，技術學院學生，主修空中服務專業，每次自我介紹時候，提到未來有機會成為「空姐」，別人都說這是林森自我行銷的加分亮點。但在電影中，林森似乎對空姐這個職業沒什麼憧憬，她利用自己的外貌優勢，做模特兼職。打工時候認識的莫姐推薦她一個「來錢快的事兒」，林森答應去賣卵——兩萬人民幣一次。但健檢沒通過，林森被查出懷孕一個多月，莫姐安慰她，流產之後，休息一陣子，依然可以成為捐卵志願者。可是，林森猶豫了，她不曉得要不要生下這個孩子。
電影中，林森經常隱沒在人群裡，或背對鏡頭，觀眾很難看清她的表情，感覺她是「被迫」對一件又一件事情做出回應——母親欠債，所以她要盡快賺錢；意外懷孕，但男友不想要孩子，所以她考慮墮胎；暫時無法捐卵，所以她幫忙莫姐照顧其他的志願者們……觀眾不曉得林森自己的想法，只看到連生下孩子這個決定，也是林森被迫做出的——母親診所的醫療事故讓患者失去了孩子，所以林森決定用腹中的胎兒一命還一命，抵償母親的債務。
林森唸的是飛向遼闊高空的專業，卻時常置身於旅館、診間、車廂等逼仄空間。在香港國際電影節的映後 QA，有觀眾問導演為何多次呈現林森「開窗」的動作，導演黃驥回覆說，「一個人在城市裡的可支配空間，與他的能力、環境、家庭背景都有關。」根據林森的角色設定，她的活動空間就是十分有限，「開窗」是因為林森希望讓外面的空氣進來、更多感受一下外面的空間，「但是她沒有能力擴大自己的生活空間。」
除了林森，《石門》也呈現了各式被困住的女性：林森照顧的捐卵志願者們，被關在塞滿雜物和上下床的出租屋，無法自由外出；林森的母親，一輩子經營一間小診所，性格剛強，卻也無法逃脫被丈夫打傷的家暴；莫姐看似有很多賺錢渠道，帶著兒子在高級飯店游泳、吃下午茶，但也沒有走出這座城市……。在 148 分鐘的電影裡，「被困住」的壓迫感如同林森的乳房疼痛，腫脹如石、悶痛難解，透過固定機位與長鏡頭，一陣一陣地朝觀眾襲來——想要擺脫，卻又揮之不去。
Z 世代的迷惘與掙扎
不只物欲與商品化，《石門》還展現了另一種當代奇觀——片中的人們幾乎手機不離身，林森經常接收和發送語音訊息，直銷大會的聽眾正在錄影或直播，爸爸把詩歌寫在手機裡面……。聯絡通訊、掃碼付款、娛樂消遣，手機幾乎變成了電影的一位主角，全程陪伴林森處理人生大小事。在《石門》的簡介（注2），導演說這部片是對「後-抖音」（ post-Tik Tok ）世代的觀察。導演採訪了一些樂於自我投資的大學女生，理解年輕女性的所思所想以後，調整了劇本內容。
《石門》入選 2022 年多倫多國際影展（TIFF）的當代全球電影單元（Contemporary World Cinema section），在 2023 年，這個單元更名為「Centrepiece」，展映了陳哲藝導演的《燃冬》（2023）。與《石門》相似的，《燃冬》也再現出陳哲藝導演對於當今 Z 世代的觀察。大量瀏覽抖音、B 站、小紅書等 Z 世代聚集的社群媒體，陳哲藝留意到，年輕人們常用內捲、躺平、精神內耗、情緒價值等流行用語（前幾年是喪、佛系、空心病），結合經濟增速放緩、就業壓力變大、學歷持續貶值等社會環境，陳哲藝感受到二十多歲年輕人們的痛苦與掙扎——努力唸到大學，畢業之後卻不曉得要做什麼，勉強找的工作不喜歡、渴望的夢想遙不可及，甚至連一呼一吸都很費力。這不只是當下東亞年輕人的狀態，《燃冬》在坎城影展首映後，一些歐美影評人對陳哲藝說，他們在電影裡看到了自己國家年輕人的樣子。
第 60 屆金馬影展片單上，出現了《燃冬》、《石門》、《青春（春）》（王兵導演的紀錄片），近年來在國際影展亮相的這三部以中國為故事背景之電影（注3） ，聚焦呈現不同的 Z 世代群體：《燃冬》類似知識文青的精神空虛，他們衣食無缺但內心困苦，例如導演把其中一位男主角浩豐設定為上海金融圈、罹患憂鬱症的中產精英。《石門》貼近市井小民的雜瑣生活，勉強考上普通大學，焦急苦惱如何掙錢，只希望可以稍微脫離原生家庭的桎梏。《青春（春）》則更深入「下沉人群」（注4），關注那些可能連國中都沒唸完就進紡織廠的「農民工」，在雜亂的環境和嘈雜的噪音中，他們日復一日重複枯燥的體力工作，生活裡的高光僅剩下抖音神曲和情感拉扯。
從中國的東北到東南，三部電影展現出一代年輕人的樣貌，連結著更廣闊的世界——比如，《燃冬》引發是枝裕和導演的共鳴（注5），《青春（春）》讓影評人們聯想到承接發達國家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第三世界地區。但無奈而悲傷的是，這些被電影描刻的年輕人們，很可能一輩子困在此地，就像《石門》的女主角林森，唸的專業是空中服務，148 分鐘後的結局是產後泌乳（為嬰兒服務）。
誠然，導演在《石門》片尾留了一個看似開放的餘韻——林森聽到嬰兒啼哭，胸痛難耐，推開車門走出去……。但結合電影的時間背景和前文內容，銀芳對林森說「你太單純」（暗指表哥帶走孩子可能另有他用），2020 年初恰逢 COVID-19 爆發（而後疫情將延續三年），林森和她的孩子，很可能繼續被留在這個小診所裡面。即便，那位「老闆」如約帶走了女嬰，但伴隨一系列的封控政策，學校停課、航班停飛，林森和她的未來，也一樣模糊難料。
生存的焦慮，青春的迷惘，好似陣陣胸痛，不論如何擠壓都難以排解。被迫戴上口罩，呼吸變得吃力，身體與心靈都感到窒息——《石門》片中為數不多的特寫鏡頭，停留在林森的正臉，呼氣，口罩脹起，吸氣，口罩回落……。
黃驥和大塚龍治導演敏銳捕捉到了 Z 世代的矛盾痛點：想要變得更好，卻又無能為力。如同那些打零工、賣卵子的女生們，林森渴望賺錢，經濟獨立後租一間自己的房間，或者當上空姐、飛向廣闊的白雲藍天。但不論她如何掙扎，也無法逃離自己疼痛的身體，以及原生家庭的牢籠——意外懷孕讓她重返破舊小診所，蝸居昏暗婦科室，林森不得不直面母親欠債、父親家暴的現實，還有，她日益沉重的孕體。
《石門》英文片名 Stonewalling，也意為一種談判策略，拒絕溝通合作或透露訊息。在電影中，女主角林森既是「石牆」的建築者，也頻繁碰壁他人豎起的高牆：林森不希望同學和親戚知道她懷孕生產；男友忽略林森感受，強行灌輸成功學教條；母親沉浸在直銷，父親沉默而疏離；老闆拒絕按約定帶走嬰兒、抵銷賠款……。在電影外，導演也沒有透露，林森的未來將會如何。通過那些固定機位的長鏡頭，觀眾跟隨導演一起，客觀冷靜地觀察了一代年輕人的痛苦與迷惘。
至於黃驥和大塚龍治是否回應了他們私人的創作源起——希望拍攝這部電影，回答五歲女兒的問題，「爸爸媽媽為何生下我？」或許，答案已經藏在了片中，等待女兒長大後，自行觀影品味。■
．封面照片：《石門》電影劇照；僅作報導與評論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