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與形式，在敘事效果的扣合與不及：評論運動紀錄片《教練》

《我的兒子是死刑犯》（2019）的導演李家驊的新作《教練》，以臺灣鮮為人知的現代五項運動為題，紀錄下左營高中教練林生祥，試圖栽培青年奧運臺灣代表選手陳佑萱，前進東京奧運的故事。不同於導演前作是帶著攝影機回顧已經發生的事實（死刑案件），《教練》正如同多數運動題材紀實影像，在拍攝當下無法預知比賽勝負、未來成敗，而《教練》也因此在現實條件的限制下，比起它在題材上帶給人的熱血形象，反而發展出一部以師徒關係為題的電影，著重於不上不下的內心拉扯而非外在的英雄旅程。

現代五項運動，起源於法國士兵的戰鬥技能，選手須在一天內完成馬術、擊劍、游泳、賽跑與射擊五項競賽。在臺灣，現代五項所受關注不多，2019 年的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全中運）才首次納入該項目，加上年輕選手在接受馬術訓練上有較多風險（例如，青年奧運即以安全為由排除馬術項目），本身即有較高的訓練門檻。電影以教練林生祥運用下課時間，到田徑、游泳、擊劍校隊招募學生的過程，呈現了資源稀缺的冷門項目所面對的處境。教練也在片中與學生們坦承，他雖非國家指定的教練，卻願意多花心力培訓選手前進奧運，不是為了誰，而是為了現代五項的推廣。

片中的另一主角陳佑萱，有著與教練林生祥相似的生命歷程，他們都在幼年時面臨父親或母親的缺席，而後在運動中找回人生重心。擅長田徑、擊劍項目的陳佑萱，在現代五項訓練中，得克服游泳與馬術兩個罩門，前者往往在比賽中拉低她以擊劍建立的積分優勢，而訓練後者時的受挫經歷更成了她屢次考慮退出的關鍵。不過，更本質的原因或許來自於兩人對於「為何要比現代五項」上的動機落差：林生祥希望培養出臺灣第一個現代五項奧運選手，讓運動獲得關注；對於受老師啟蒙而投入體育的陳佑萱而言，無論是比擊劍也好、練田徑也罷，重點在於從運動中找到自己的歸屬與價值，而不一定非得是現代五項不可。

有趣的地方在於，《教練》不僅僅聚焦於兩人在訓練時的日常互動，而是跟隨著角色進入他們生活中的不同前台、後台，捕捉下人物更全面的樣貌。林生祥教練在訓練期間，同時面對妻子的懷孕生產，必須時常在學校與醫院間來回。不過，多重角色的衝突仍顯現在妻子對丈夫的抱怨中，在母親因新生兒而承受身心壓力時，林生祥可能選擇參加選手的頒獎典禮、國際賽事，或者在妻子身旁卻心不在焉，而無法善盡父親與丈夫的責任。陳佑萱則面臨多數體育生皆會遭遇的抉擇，為了延續訓練而憑藉體育表現保送大學，卻也因此需要在課業與體育間取得平衡，還得處理人際上的交往、經濟上的負擔。這樣的角色衝突，與現代五項運動的特質巧妙呼應，在有限的資源／體能／時間下，項目與角色間必然會有強弱之分。《教練》大可以堅守典型的運動傳記套路，把握林生祥與陳佑萱共同的家庭巨變經歷，粗暴地將師徒互動定調為宛如父女般的關係；李家驊卻選擇犧牲熱血或溫情，而更寫實地刻畫下運動員在體育場外所要面對的多重身份衝突。

更進一步，這樣的衝突以現代五項為喻衣，所暗指的更是結構層面的問題。如同《我的兒子是死刑犯》，《教練》也將大議題包裹在小人物的互動中，把對現行制度的批判藏在以人為本的故事下。當臺灣人在 2017 年世大運到 2021 年東京奧運的激情結束後，開始逐漸將目光轉向國家訓練中心、體育署的政策規劃，本片所關注的，不僅僅是缺乏資源的非重點項目，也是更基層、而非金字塔頂端的青年選手培訓問題。除了林生祥教練必須以高中體育老師的身份，兼任已畢業選手的教練，與接送選手來回馬廠的司機，陳佑萱幾次受訪時的哭訴，更代言了國內體育生的處境。臺灣體育班制度的為人詬病之處，在於因過早將學生分類並加強專項訓練，使在國中小階段取得世界級成果的選手，反而在高中、大學後難以在升學主義的制度下銜接為職業選手，最後面臨是否要退出體育訓練，卻又沒有其他技能的窘境。

體育班更因此被視為學業上的「放牛班」，陳佑萱在選擇進入大學以持續獲得訓練後，被迫面對自己沒有興趣的課業，即顯示了體育班以訓練為優先，卻忽視學生均衡發展的問題。這也正好呼應了現代五項的不受關注，儘管各個專項都有更加完善的資源、更多的觀眾，全能項目卻可能被認為不專精，而不是被看作為值得追求的全人——正如同在體育訓練外的能力都被放生，最後卻又獨自被丟進升學體制與現實社會的體育班學生一般。

較為可惜的是，《教練》儘管在內容上展現了巧妙的呼應與不明說的批判，在形式上卻繼承了傳統的運動紀錄片手法，而顯得有點彆扭。李家驊在《我的兒子是死刑犯》中冷靜地以訪談勾勒出死刑犯的樣貌，並克制地以監獄、刑場的畫面，讓觀眾宛如置身於折磨人心的處決等待中。因為題材差異而不能如法炮製的《教練》，不但需要長期蹲點以捕捉無法預測的角色互動過程，也需要拿捏熱血沸騰的訓練、競賽，以及與家人互動的日常間的篇幅比例。然而，《教練》中數段關鍵的關係轉變，最後都是由字幕帶過，使得觀眾在錯愕中被迫接受陳佑瑄放棄訓練的決定、林生祥教練的過度要求、兩人關係的決裂，並且在事後進行的訪談中，以如同實境秀的方式，去詮釋過去所發生的種種危機。這一方面製造了敘事與情感上的斷層，也在另一方面暴露了導演在有限素材下的彌補痕跡，例如慢動作的影像處理、生硬的訪談畫面（talking head）、音樂蒙太奇帶過訓練過程，都降低了本片在跳脫典型運動傳記電影時必要的寫實與有機感。片中較為有趣的設計，是讓林生祥拉著馬匹前進、動物卻不聽使喚的片段貫穿全片，以彷彿《美國女孩》（2021）中的隱喻來指涉教練過度約束學生可能造成反效果的互動關係。但在其他素材處理鑿痕過度明顯、無法解開傳統運動傳記包袱的情況下，反倒顯得有些突兀，而非精彩的點題了。

儘管在紀錄片的美學或技法上未能跟上敘事企圖，而顯露出在既有傳統與徹底革新間的猶豫，《教練》仍如乍看題材大相徑庭的《我的兒子是死刑犯》，展現了雖由臺灣紀錄片典型的人道或溫情主義題材出發，卻又能隱微地鬆動或挑戰主流論述的紀錄片關懷。這來自於李家驊沒有為自己的作品預設立場，而是放手讓被攝者決定敘事走向，使得紀實影像不致淪為議題導向或情感催化的工具，始終以人為核心，藉此產生更真切的力道。■  

．封面照片：《教練》劇照，佳映娛樂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