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與感懷——顏正國談《少年吔》
謝璇；圖／《少年吔》劇照，星泰娛樂提供
「老天真的很幫我。」談起第二部執導作品《少年吔》，顏正國感謝老天爺眷顧，更感念前輩提攜。談起這部片的製作起源仍有熱血滾滾，回想拍攝點滴笑起來還像個純真少年。「我們根本是專業喝酒、順便拍片！」顏正國如此形容自己跟監製湯湘竹、攝影師姚宏易三人的工作模式，收工了仍聚在一起喝酒暢聊，談心也談隔天的拍攝，聊著醉著就把片子完成了。
顏正國從小家住基隆鄉下，顏母以帶孩子見世面為由，領三個小孩到台北上演員訓練班，從沒安靜聽過課的顏正國，還真的被推進了演戲這一行（註）。他6歲參與李行電影《原鄉人》（1980）演出，此片副導正是侯孝賢，從此結下不解之緣。1983年以《兒子的大玩偶》獲得金馬獎最佳童星提名，1986年起的《好小子》系列讓他成名，侯孝賢監製、徐小明編導的《少年吔，安啦！》（1992）是他演員生涯的巔峰，卻也是墜落低潮的轉折——在這幾年染上惡習，多次「出事」，幸得電影圈前輩不離不棄、伸手援助。
如今執導《少年吔》，不僅是向《少年吔，安啦！》致敬，更充滿對80年代電影圈的感念。某部分的他似乎也還活在時代的記憶之中，談及侯孝賢導演，他會說「侯導叔叔」，當年一起工作的前輩們，他都稱是叔伯、兄長。眼見近年來一個個前輩離世，為了與時間賽跑，從製作到上映不到一年的時間，顏正國完成了自編、自導並親自演出主角「少年」一角的第二部作品《少年吔》。
本期《放映週報》專訪顏正國導演，請見以下訪談紀要。
——《少年吔》的製作起點？
拍完《角頭2：王者再起》（2018）之後，大家認為我好像升格了可以做導演。我一直在找機會拍一個黑色幽默類型的電影，類似韓國的《野蠻師生》（2006）。去年在《少年吔，安啦！》的數位修復計畫記者會上，朋友介紹我認識一個投資方，很快確認合作。但前2年我在北京的時候聽聞製片張華坤過世，我心想：「若我可以再拍一部電影，我最想拍一部戲向這些叔叔、伯伯們致意。」這幾年陪著我們的前輩接連離世，包括燈光師宋殿生、陳松勇、龍劭華等人，如果再不拍，還有多少人能看得到？或許再努力10年我能拍得更好、更完整，但作品不就是要拍給人看的嗎？於是我把原本的提案收回，告訴資方我想做一部更有意義的電影，對方也仍然願意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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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時候連劇本都沒有，湯湘竹聽了，一頭栽下來幫我一起寫劇本、當監製，他也帶了姚宏易來當攝影師。他們都認同這個出發點。去年疫情一解封，我們部隊就拉去高雄開拍了。拍完後疫情仍不明朗，也有人建議延後上映，但比我們早拍的、拍得比我們好的、比我們資深的都有，好檔期怎麼會輪到我們？趕跟快不一樣，趕是在交件，快是想把事情完成。大家認為我們在夢想一個不可能的任務，非常危險。我並非喜歡冒險，只是應該要趕快完成。人生本來就是一場賭博，有這麼多萬一，但倒霉的也不是別人，我的決定我扛，但我不做會後悔。
——《少年吔》與《角頭2》的風格大相逕庭，更緩慢、寫實，你在整體影片風格上的選擇？
《角頭2》更商業，操作模式是台灣電影的固有色彩融合古惑仔類型。我跟湯湘竹、姚宏易聊，都認為太華麗的手法跟《少年吔》不太一樣，我們要拍寫實的東西。因為理念與創作目的不同，《少年吔》採取了不一樣的風格，直接把生活的真實樣態搬上來。生活本身就不會太快，社會新聞上打殺都是一瞬間的事，平常人走路也不快，除非被警察追。這樣的風格是慢也不是慢，只是很生活化。
《角頭2》的攝影師也是姚宏易，但這次我們每一顆鏡頭都拍得非常長。當初拍《少年吔，安啦！》，一場戲差不多2-3顆鏡頭就收工了。拍這麼多顆幹麼？不如回家喝酒（笑）。《少年吔》在節奏上的確想要貼近《少年吔，安啦！》，這樣的節奏跟社會生活型態其實差不多，只是我們也採用了30年前的拍攝型態。每個人都有自己承襲的脈絡，各有各的師傅，這些關聯性讓我們可以摸著前人的影子往上爬。
這種拍法，常常讓對手演員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常常懷疑為什麼還不cut？例如飾演阿唐的黃尚禾，他跟少年重逢，在米粉湯攤聊天的那一場，我沒有給他任何台詞，只跟他說明他的角色，以及兩個角色之間的關係。那一顆鏡頭拍了10多分鐘，我還吃了8碗米粉湯。
——除了製作源頭、風格上與《少年吔，安啦！》的親近性之外，團隊也有新電影時期的前輩協助。聊聊你的團隊？
湯湘竹找了很多侯導體系下的高手來幫忙。我不是一個很獨裁的導演，我喜歡電影本質就是集思廣益。導演只有40%的主導權，其他20%是運氣，40%是團隊的凝聚力。開拍前我原本不想自己演，但湯湘竹認為全台灣只有我能演這個角色，因為那種氣口不是用演的就有。我演的時候有湯湘竹、副導、姚宏易幫我把關，補足我表演當下看不到的面向，團隊非常和諧也很有默契。
《少年吔》讓我回到20-30年前的電影圈的感受，跟目前的電影圈天差地別。現在團隊成員大多是來工作的、是朋友，但以前所有人都是家人。到現在我見到以前化妝組的阿姨我仍然是叫阿姨，台灣人很有情份，現在也還有，只是比較封閉。那種感受與現在完全不同。我很慶幸能跟《少年吔》的團隊一起玩，相對來說比較輕鬆，大家都是了解《少年吔，安啦！》那個時代、體系的手法跟習性的。
——《少年吔》採用為數眾多的素人群眾演員卻相當寫實，如何找到這些人參演？也談談主演的李千那、張寗？
他們都是仍在「崗位」上的朋友。KTV群毆的戲必須集合很多人，原本要在台中拍，也都安排好了，要請有空的弟弟們來「運動」一下，這樣至少當地接下來半個月會很安靜。不過因為疫情KTV不能營業，店家也擔心拍攝會導致開罰。那時我人在高雄，有個朋友願意把自己的店借我拍，我當下決定3天後就拍！大家很緊張，要車又要人，但我說沒關係，第二天我請大家去找人。拍攝當天，現場來了300-400人、16部車，還是跑車！幫忙的朋友說：「跑車才讚，一定要跑車，你要讓我停在前面，這樣才帥！」這些人真的很可愛。拍完之後高雄的確平靜了幾個月，畢竟弟弟們運動了12個小時。
女性特約演員也非常敬業。戲中喝酒都是真喝、吻戲也都是來真的。我希望每個演員都能放開自己，表演就要有進入角色的心理準備。用專業的角度溝通，年輕人都是可以接受的。雖然拍完大家都倒地不起，滿地嘔吐物。
我一開始就設定李千那要演雯子這個角色，他也很大方很快答應，非常相挺。至於張寗，我是第二次才決定請他演少年的老婆這個角色。我原本不認識他，也不確定《女鬼橋》（2020）裡他演哪個角色。我跟他聊他的生活，以及他對角色的想法。聊完之後我沒有做任何決定，卻在定裝梳化時不小心睡著，醒來就決定要請他演，就是一個感覺。
——《少年吔》風格與故事都傾向寫實，擷取你的個人經驗與社會觀察，也以更生人為主角，對你而言，這個故事的核心命題是？
這部片我不是拍給更生人看的，我是拍給社會、給更生人的家人們看的；同時也在講台灣對更生人的看法。雖然大眾會說對更生人友善，但更生人仍被貼滿標籤。什麼工作都需要良民證，但連我都請不到，還有誰請得到？都說浪子要回頭，但不是每個浪子都有頭髮可以回眸，也要看社會有沒有給出空間。會出來做歹仔的自尊心都比較重，可能覺得書沒有別人讀得好、賺得比較少，就要跟人家拚。我們都知道人總有一天會回頭，但差在那一天在哪裡。一個人要幫十個人很難，但如果兩個人可以關心一個更生人，他很快就回頭了。只要有錢賺、照顧家庭，就不會再踏上老路了。這是很現實的問題。更生人本身一直在體悟這樣的問題。我希望社會、更生人的家人看完之後可以更了解更生人的狀態。
我在微電影《如果人生還有如果》就拍過自己坐監時回家奔喪的故事，這次把這橋段搬上大銀幕讓大家再次感受。有些事情是回不了頭的，「在世若不孝，死後才來哭」是來不及的。現在我自己做導演，希望可以透過電影告訴社會大眾一些含義，就像《兒子的大玩偶》一樣有所內涵，我想學習這種創作理念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