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AB影展】高達《影像之書》：老野狼的懺悔

「每個人都想當國王，沒有人想當浮士德。」「這部片要說的是正在發生的事，或者說沒發生的事。大多數的電影，尤其像是今年坎城競賽的電影，描述了事情的發生；但多數的電影沒說的是『沒發生的事情』。」        

──高達，《影像之書》坎城影展記者會

尚盧高達（Jean-Luc Godard）已經 87 歲了，他幾乎是最後幾位碩果僅存的新浪潮大師。2018 年 5 月 12 日，《影像之書》（Le Livre d'image）於坎城影展首映後，隱居瑞士的高達，透過 FaceTime 軟體中介，以手機屏幕上的現身取代其肉身，睽違多年後重回坎城參加媒體發布會。

他說，我們用腦袋想了太多事，但是沒有用手做的事太多了。

延續《電影社會主義》（Film Socialisme，2010）、《電影史》（Histoire(s) du cinéma，1988-1998）的形式與精神，《影像之書》是一部五個章節的電影。高達說，一部五章節的電影，正如一隻手的五根手指。前兩章「Remakes」、「St. Petersburg’s Evenings」，從電影史切入，探問製造戰爭的法律、政府、資本主義體制的本質；後半段「These flowers between the rails, in the confused wind of the journeys」（此為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的詩句）、「The Spirit of the Laws」（法意）、「La région centrale」，通過孟德斯鳩《法意》的書名，深入正義的本質，轉而批判媒體中去人性的阿拉伯形象，進入阿拉伯世界的文化考古。

記者會上，高達說：「這不是政治電影。」他說：伊朗、敘利亞、巴勒斯坦，中東的篇幅僅僅只是呈現了阿拉伯人的生活，快樂的阿拉伯人──他在其他人的電影中，從未見到的一切。

然而最後一個章節結束時，高達又斷然表示：「你們甚麼都沒看到」──儘管如此，他繼續不停地說。

高達在《影像之書》中一直在「說」，這是他的生死之書。明確意識到生命的極限，他在電影裡以蒼老的聲音、時日無多的老者姿態，告誡世人「沒有用手做的事太多了」。與尼可拉溫丁黑芬（Nicolas Winding Refn）在《罪無可赦》（Only God Forgives，2013）中對手的迷戀相仿，高達卻沒有以「斬手」儀式，來制止自己向來膨脹的創作者靈魂。

高達在一篇訪談中「說」道：《影像之書》對他來說就像是一本圖像書，影像本身甚麼都不會說，甚麼意義都沒有。但透過影像（image）的堆疊，蒙太奇的組合，影像成為了「說」（speech），卻還不是語言（language）。 所以電影中這麼說：「關於這個世界，我們說的永遠還不夠。」（We never speak enough for the world）高達在記者會中提及，音畫分離，讓聲音和影像可以形成真正的對話和共鳴。或許這就是高達在第一章，對電影、電影史、好萊塢電影提出質疑時，對「電影是甚麼？」這樣的老問題，所提出的解方：透過剪輯（他說，就算是數位剪輯，還是得動手，五隻手指一起），聲音和影像，誰也不箝制誰。

這是一部「低技術」的影像詩。高達拼接無數老片影像，他分離檔案影像的音軌，造成音畫錯位，從此影像兀自漫遊在變形的比例，他還讓字幕、旁白、影像聲音各說各話，用顫動的畫面、抽格的色彩來進行諷刺；甚至大玩八聲道音響，讓雜訊感（glitchy）疏離知覺，極盡蒙太奇之能事。透過這些吟詠，論證文明的必然罪惡，亦即我們的文明是仰賴戰爭的文明，從法律到政府，論證、控訴的戰爭、虛偽的政治、形同虛設的政府，黑暗、黑暗、黑暗……蒼老的聲音不尋找希望，只有絕望。

儘管如此，高達在電影開頭，以達文西《施洗者聖約翰》的手開宗明義表明：影像無關「抱負」，無關資本，無關勇氣，而只關乎「實踐」，用手做事，「登上歷史的列車」。當五個章節，以班雅明式的排列（Constellation），像五顆星星一樣，兀自陣列而出：一個星座指向了最後的一個章節。高達在訪談中說，那是一隻「手」。最後的章節中，高達堅守老左派風格，從杜甫仁科（Alexander Dovzhenko）《土地》（Zemlya，1930）中的一對戀人的面孔出發，巴斯特基頓（Buster Keaton）、盧米埃兄弟（Auguste and Louis Lumière）的影像中，一次次地，他用蒼老低沉的嗓音無力地嘶吼。他相信「革命」，但他說當今的人們「都只想當國王，沒人想當浮士德。」

聲嘶力竭的控訴，一隻手指向著黑暗，四隻手指更向著自己，原來這是懺情錄，剛剛的各種攻擊、詆毀，都是自剖懺情的藥引。他用各種層次的粗糙質感，躲藏在資料影像後的懷疑主義式碎碎念，在記者會高談闊論影像哲學；然而，當他幾近憤恨地召喚 ISIS 屠殺影片和「東方主義」想像，大問西方中心主義者：「你們憑什麼決定他們的幸福？他們需要你的幫忙嗎？你知道他們要什麼嗎？」他像是個影像的土製炸彈客，以一雙無力的雙手，在剪接台上敲擊出嗓音，僅僅只是聲音，不是論述，更不是語言。漫無目的，像鬼魂，他的魂魄漫遊在政治、哲學、電影史中，他說：這些都只是文字，文字的堆疊終究不會變成語言。

他說：沒有真正的革命。

坎城記者會中，高達說，現在的他以另外一種方式思考電影：「X+3=1」，X 是負二，X 是電影。高達說當今要拍出好電影的關鍵（key），一幅好的幀格，倚賴的是前後兩幅被捨去的畫面。電影影像為了呈現「現實」，得削減「過去」、「未來」，因此電影是負二。高達也提醒我們，既然是鑰匙（key），就不能忘記那個鎖（lock）。

高達是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口中，害「藝術已走到終點」的藝術家，卻也是大衛鮑德威爾（David Bordwell）心目中，開創電影第三條路的希望。如今，坎城影展的記者會上，當年的野心與洞見仍在，同樣的虛無和尖酸，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電影的極限，他站在語言的前緣，無聲地呼喊。諷刺的是，他的姿態讓他跟他批評的人並無二致。

記者會尾聲，主持人告訴他，在記者室角落的陰影中，有他當年的學生要跟他打招呼；高達說他記得，當年在巴黎的咖啡廳，兩隻小綿羊乖乖地聽他這隻老野狼說話。記者會結束時，高達俏皮地說：「大野狼要跟你們說再見了」，眾小綿羊們鼓掌。高達的電影是難懂的，他像是大野狼，一次次威脅溫順的綿羊們，但狼來了的故事到了終了，仍然沒人學會教訓。即便如此，他還是在那條未見終點的路，繼續走著，偽善懺情也好，聲嘶力竭也罷，至少他的手跟腳沒有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