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北影】聽見歷史真正的聲音──專訪《獨奏者之舞》導演李立劭

編按：《我那遙遠的呼喚》、《獨舞者的樂章》導演李立劭，今年以新作《獨奏者之舞》入圍 2026 台北電影獎最佳紀錄片。本片爬梳臺灣音樂學者暨民歌採集運動採集者李哲洋的生平故事，從白色恐怖受難者遺族的經歷，到民歌採集的走訪見聞，畢生為理想努力。本期《放映週報》專訪李立劭導演，分享在家族親友中，對父親李哲洋形象的再次探索，也從被埋藏的史料與檔案中，設法重現一段屬於臺灣的時代故事。請見本篇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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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以舞蹈家和人體模特兒林絲緞為主角的紀錄片《獨舞者的樂章》（2021），時隔五年，導演李立劭再度推出《獨奏者之舞》，爬梳已故音樂學者李哲洋鮮為人知的生命故事。在這兩部片名互文的作品背後，不僅蘊含李立劭作為一名導演，欲把史實公諸於世的期望，更承載他身為一名兒子，想趁還來得及的時候，以影像留住父母身影的迫切。

成熟創作者的私密回望

李立劭近年的作品主題大多聚焦於二戰後的複雜國族認同議題，他關心邊陲的歷史與人物，紀錄過泰緬邊境游擊隊、緬甸戰場遠征軍，和即將拆除的眷村生存空間等。不同於當代紀錄片創作者時常以原生家庭作為創作的起點，李立劭當了近 30 年導演，才終於將鏡頭回頭對準自己的父母。

談及這兩部作品的計畫，李立劭坦言 20 多年前就已拍過母親林絲緞的短片，但當時累積了一年多素材，卻沒有動力完成，也沒有公開發表：「做為兒子，我有點不曉得怎麼下手，我其實一直在避。直到她已經 80 歲，我的朋友林泰州跟我說：『你再不拍就是不孝』，我才真的覺得好像該拍了。」林泰州導演半開玩笑的勸導，點燃李立劭 20 多年前缺乏的動力，促使他接連完成兩部資訊豐沛、情感飽滿的長片。

然而，兩部作品在敘事手法上，卻有顯著的差異──《獨舞者的樂章》以疏離、客觀的方式呈現，光看影片內容，甚至不會知道導演正是被攝者的兒子；《獨奏者之舞》則以李立劭本人的旁白貫穿，開宗明義地表明這是一篇家族故事。

「主要是我母親還很有活力，藉由她舞蹈圈和美術圈朋友的描述，就能呈現這個人物的立體感，因此我幾乎是用第三人稱的角度來敘事；但拍父親這邊的故事，若不把我自己放進去，會變得像民族音樂學的專題電影，或講述歷史人物的傳記片，無法將他與家裡、與我的關係講清楚。」但這樣的敘事選擇對他而言不容易，生性害羞的李立劭，是直到後期剪輯工作卡關時，才決定放入自己的視角與旁白，並重整全片結構：「我連配旁白時，都不太敢聽自己的聲音，就算錄音師安慰我說『很自然』，我還是一直覺得很怪。」而李立劭克服害羞的「獻聲」，正成為《獨奏者之舞》重要的情感基礎。

搶救記憶，刻不容緩

關於父親李哲洋資料的整理與爬梳，李立劭的成果不只有這部《獨奏者之舞》。拍攝《獨舞者的樂章》時，他一度想把父親的故事也納入，但隨著資料蒐集愈來愈多，他發現資訊過於龐雜，必須單獨處理，而過程中的關鍵事件是，李哲洋生前捐贈給臺北藝術大學的資料，在 2019 年意外毀損：「雖然損毀的規模不是很大，但我們也是經由該事件才知道，原來那些資料 30 幾年來都沒有被數位化，只是放在一般的儲藏室，甚至連幻燈片、錄音帶等都沒有放在防潮箱。」與學校溝通需要經過繁瑣行政流程，北藝大也缺乏影音修復相關的資源和人力，李立劭只好動員全家人一起搶救，他們購買了初階的器材進行簡單的數位轉檔，至於較複雜的工程，則透過友人找來創辦電影蒐藏家博物館、以保存臺灣「小歷史」為己志的井迎瑞老師幫忙。

「修復過程中，看著那些代表父親這個人的資料，發覺原來他生前真的做了不少事，很多記憶開始慢慢回來。」損毀事件使李立劭下定決心要製作關於父親的紀錄片，爾後，他先一面進行修復工作，一面將《獨舞者的樂章》收尾，接著，他於 2022 年找來作家李志銘主編，合作出版《李哲洋談樂錄》專書，2023 年還推出另一部紀錄桃園空軍基地的短片《當飛機飛過》，然後才陸續找齊資金，接洽到公共電視「紀錄觀點」，完成《獨奏者之舞》。

由於父親已逝世 30 餘年，李立劭在累積《獨奏者之舞》素材的過程中，碰到最大的困難是，很多與他實際相處過的人物都不在了：「我大約在 2020 年前後開始動工拍攝，先著重於長輩們的口述歷史，譬如他的小學同學、我的姑姑和姑丈，也就是雷驤老師。我跟雷驤老師接洽了很久，他才首肯，但只要他答應，就會非常認真地準備。」事實證明，口述歷史的工作刻不容緩，雷驤於 2024 年 5 月過世，來不及見到《獨奏者之舞》的完成，但本片也意外留存了他晚年談話的珍貴片段。

「當我想拍的時候，很多父親那一代重要的音樂人都走了，譬如他非常要好的朋友戴洪軒，我只有訪問到他的夫人高肖梅 ，唯一有親自訪問到的是温隆信老師，他雖然與我父親相差 10 歲，但勉強可以算是與他同輩、在 60 年代成長起來的青年音樂人。」為了在電影中塑造父親立體的形象、而不變成歌功頌德，李立劭以親身接觸過父親的「直接關係人」為主要訪談對象，盡量減少學者專家的篇幅：「他的人脈我完全不認識，只能透過母親稍微知道一些，但母親也只是認識片面。」

《獨奏者之舞》能有如今的成果，全靠長時間勤於研究資料的累積，而出版專書，也為李立劭牽線、連上了不少人：「前陣子首映會時，現場意外出現父親以前教過的國中生，那名老先生已經 70 多歲了，卻還清楚記得以前父親教導他吹口琴的細節，把往事講得活靈活現。我覺得好可惜，如果早點認識他，一定會把他放入片中。」諸如此類的遺憾總是會在影片完成後冒出來，追溯過往的紀錄片，或許沒有真正「拍完」的一天。

政治受難是事實，意識形態是選擇

開始探討李哲洋音樂職涯之前，《獨奏者之舞》先以李立劭的祖父李漢湖破題──身為台鐵員工的李漢湖，因參與基層員工互助聯誼團體「明朗俱樂部」，被指控組織左派讀書會，在 36 歲時遭刑求並槍決。雷驤的女兒、李立劭的表姐音樂家雷光夏，後來也將此案寫成同名歌曲〈明朗俱樂部〉。

身為長子的李哲洋，在 16 歲那年前去領取父親的遺體，該事件帶來的創傷，以及後續遭退學、限制出境和特務時不時前來家中「查戶口」的監控陰影，很大程度影響了李哲洋的個性：「巧合的是，我 2025 年 11 月剪完這部片之後，《大濛》（2025）就上映了，我父親真的像片中的主角阿月一樣，前往極樂殯儀館領骨灰。他那時候才 16 歲，卻要用下級對上級、非常卑微的口吻，寫公文『懇請』具領骨灰。我看到這段資料時非常生氣。」也因此，李立劭選擇強調這段遭遇，將殘酷的、塵封的文件，拿到戶外進行擺拍，用陽光和交映的樹影，解放祖父受難的冤屈，也遙遙呼應祖父當年在馬場町遭槍決的情境。

「受難者第二代在長期的壓抑與限制下，為了安全地活下去，會找到一種妥協的生存之道。」李立劭憶起小時候，父親曾提過二二八事件導致很多人慘死，但都是以「別人故事」的口吻訴說，直到解嚴之後，李立劭看了雷驤的文章，才知曉父親從前口中的「故事」，從頭到尾都是在講自己的爸爸：「但他講那些事時都神情自若，可能是不想給小孩壓力，才刻意忽略那層親屬關係。」

談到臺灣最近一、兩年因影視作品興起的「歷史補課潮」，李立劭坦言沒料到本片會搭上這股風潮：「其實本來沒想到會加入那麼多白色恐怖相關成分，當然，關於祖父受難的事實是一定要放，但後續在剪輯上，比較考慮的還是那件事如何影響他的個性？我又該如何將他人生往後各階段遭受到的打擊，整理出具有一致性的脈絡？」不過，他肯認轉型正義的重要性：「轉型正義是一定要說，而且還有很多故事沒講完，其實不只本省人，也有不少外省軍官曾經受害，他們的經歷是另一種經歷，但也值得被談論和看見。」

或許，如此的精神與關懷，早就反映在他先前的作品中：「很多熟悉我過往作品的人，再看這部《獨奏者之舞》時都嚇一跳，他們完全無法想像拍過那麼多民國歷史、二戰題材的紀錄片工作者，居然是白色恐怖受難者後代。」對此，李立劭有點開玩笑地補充：「但其實我以前在拍滇緬游擊隊時，我媽還會說阿公以前有那種遭遇，你怎麼一直在拍國民黨老兵！」

不過，提起臺灣容易陷入族群二元對立的現狀，李立劭開玩笑之餘，也有點語重心長：「在我父親那年代，追求的是一起對抗威權，比較沒在分本省人和外省人，他有很多好朋友都是外省人，外省人當中也有很多是直接對抗國民黨體制的；但臺灣走到現在，族群分化反而愈來愈嚴重。」此外，他觀察文化圈，也容易為創作者貼上特定主題和領域之標籤：「有些人會認定我就是拍軍人和眷村的，而《獨奏者之舞》推出之後，我的同溫層不知道又會往哪邊移動？」他不想讓自己受難者後代的身分與特定意識形態綁定，而是在所有言談、行為中，盡力維護獨立的思考與自我的主體性。

「檔案學」製作思維與隱身在民歌採集運動背後的人

做為一部音樂採集者的傳記紀錄片，《獨奏者之舞》在聲音設計上頗具巧思，李立劭刻意將製作「正式」音檔時會捨去的口頭補述，做為聲音的重點：「我父親他們當時深入部落採集音樂，常常是先錄音，才詢問當地耆老關於歌曲的意涵。我覺得歌曲後面那些補充資料的聲音是很珍貴的，等於是記錄了錄音者真正所處的環境。」就連麥克風和線材測試的聲音，也帶給他很多靈感：「我用類似『檔案學』的方式發展這部紀錄片，例如我多次使用父親在錄音開頭報名字、日期與編號的聲音，到時候學者若想求證，可以回去查，檔案本身是騙不了人的。」

另外，李立劭也想透過本片，將父親的名字寫回民歌採集運動中：「後世關於民歌採集運動的論述，往往定調成史惟亮和許常惠在 1967 暑假那兩個月做的，事實上 1966 年，史惟亮就找我父親和其他幾位有在做田野調查的聲音工作者去做了。」然而，後來李哲洋退出錄音採集隊，表面上是因為他蘊含「音樂人類學」精神的思維，與史惟亮著重民族音樂本身藝術性的理念不合，實際上，則很可能與政治涉入有關──包含民歌採集計畫後期資金來源是有黨國色彩的救國團，以及史惟亮本人的國民黨黨工背景，種種因素皆讓李哲洋難以與團隊共事，甚至無法在計畫中具名。

「最明顯的是，現在存放於臺師大的 1,000 多首曲子，裡面大概有三分之二是我父親和劉五男錄製的，可是他們對外發表時，會說這是『華歐學社』（後來之德國波昂東亞研究院）歐樂思神父的檔案，或說是史惟亮的檔案，不說錄製者是誰，反而強調檔案的保存者。」李立劭為李哲洋拍攝紀錄片、出版專書，不僅是對父親的致敬，更抱持抓回錄音師的貢獻與歷史地位的使命感：「我拍這部片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看到真正的歷史。」

輾轉 30 餘年，李立劭用他最熟悉且擅長的紀錄片，讓世人看見這位遭時代洪流沖刷姓名的音樂人，也梳理了自己與父親、與家族血脈的關係。而如今年紀已超過父親的他，回首一路以來的職涯選擇，或許受父親影響比他想像中來得更多：「剪輯時才發現，一些在摩托車上的畫面，其實是以前的我拍的。」原來，李哲洋退出民歌採集團隊後，仍會自行上山錄音，李立劭年少時就被載去過幾次：「我當時沒有什麼興趣，現在也記不清途中的細節了，但到一個沒去過的地方，打開五感，吸收新的東西，我是喜歡這麼做的。後來想想，才覺得父親的作為確實有影響到自己。」

李立劭持續將故事說給更多人聽的意志，不會止於《獨奏者之舞》：「他在 1980 年代透過《全音音樂文摘》雜誌，與音樂圈真正產生密切交集，不過礙於篇幅，這部分無法在本片中講得太細。」雖然做了一輩子紀錄片，李立劭仍認為紀錄片在「承載訊息」方面是有限制的，不能發散地傳遞太多資訊，而需要安排讓觀眾得以跟上的結構與敘事線：「之後不排除以展覽的形式，仔細呈現他與《全音音樂文摘》的關係。」

最後，李立劭形容父親，就像一生揹著臺灣音樂歷史資料的烏龜，而他自己如今正在做的梳理、轉譯及推廣工作，無非是用更現代、更生動的方式，讓資料在觀眾面前「活」起來。■
 
．封面照片：《獨奏者之舞》電影劇照；2026 台北電影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