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坎城】反溫情──《戀愛裁判》導演深田晃司專訪
編按：2026 年 1 月，於 2025 坎城影展世界首映的日本導演深田晃司最新作品《戀愛裁判》於日本院線上映，由日本偶像團體「日向坂46」前成員齊藤京子主演。本片描述近年備受討論的日本偶像文化，並以一段偶像與經紀公司發生的訴訟爭議為背景，探討後方的文化癥結與社會價值觀。本期《放映週報》於坎城影展現場專訪《戀愛裁判》導演深田晃司，就日本偶像產業、電影的結構鋪排，與選角上的考量做出分享。請見本篇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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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日本東京多摩的深田晃司，畢業於日本東京大正大學，求學期間在東京電影學院讀夜間課程，其中包括黑澤清開設的課程。自言深受法國新浪潮導演侯麥（Éric Rohmer）影響，他早期拍攝不少設定於小鎮、充滿不少對話的電影《18歲的盛夏告白》（Au revoir l'eté，2013）、《你家就是我家》（hospitalité，2011）。
2016 年，他的第六部長片《臨淵而慄》（Harmonium，2016）入選坎城「一種注目」單元，獲評審團獎。《臨淵而慄》由淺野忠信、筒井真理子、古館寬二主演，描繪一個有前科的男子回到與自己命運有緊密關聯的小鎮。2022 年，《還有愛的日子》（Love Life，2022）入圍威尼斯影展競賽，故事同樣以看似平凡的東京近郊市鎮為舞台，描繪一則兒童溺斃案背後，家庭面臨的糾結創傷。
2025 年，《戀愛裁判》（Love on Trial，2025）於坎城「坎城首映」單元首映，電影以近年發生巨大變化的日本「偶像文化」為主題，以一則 2015 年偶像與經紀公司的訴訟爭議為基礎，探討當下（2024 年）偶像完美形象包袱，與對愛情追尋的衝突，針砭這群在日本被視為「完美人類」必須揹負的不合理保守價值。《戀愛裁判》由甫於女子偶像團體「日向坂46」退役的女偶像齊藤京子，飾演片中偶像團體「Happy☆Fanfare」（ハッピー☆ファンファーレ）成員山岡真衣。影片獲得不少正面評價，本片目前（2026 年初）已於日本上映，卻在本土票房反應普通。
深田晃司可以說是日本當今最重要的中生代男性導演之一，無論從黑澤清，或侯麥的系譜出發，都可以發現深田晃司刻意讓電影創作偏離大部分日本電影強調的「溫情主義」傾向。《莎喲娜啦》（Sayonara，2015），則是一部帶有強烈「塔可夫斯基風格」的「後311」科幻電影，聚焦後核災時代的「人工智慧」議題。從《來自大海的男人》（The Man from the Sea，2018）、《還有愛的日子》、《側顏》（A Girl Missing，2019），深田晃司的電影軌跡越來越明確，看似越來越偏離侯麥的文學路線，深入黑澤清的類型領域。
細心的觀眾卻會發現，深田晃司搖擺的美學中，總是帶著由社會新聞爭議出發，卻邁向沒有解套、沒有救贖的日本社會「無力感」與「疏離」困境。深田晃司喜歡在移動的空間、開闊的場景，展開主角糾結於人際關係與社會束縛的心結。深田風格中，對「倫理」的反思可能就在，當日本作為看似進步的「第一世界」模範國家，人人卻都有著自出生以來無法「被逾越」的界線。而電影漫長的第三幕，總令主角漫遊於尋找解方的漫長旅程中，所瞥見的人性微光。
本次訪談進行坎城影展期間，我們以同步口譯形式訪談，以日文、英文進行訪談。深田晃司為我們剖析了他對充滿父權的日本社會內巨大的性別不平等、性別歧視、男性暴力與物化的觀察，也分享了他對這個縝密控制、充滿規訓的「慾望」產業的資本主義經濟原則的批判。名與利，愛情與獨立，在這些看似與過去幾部深田晃司電影中，被囚禁在血緣、正統、教條中的主角不同，但我們卻看到了日本社會看似最「浪漫」的日本主流文化中，那些真正情感流露的瞬間，是與過往主流日本影像中的「溫情」如此不同。如此赤裸、孤寂，卻獨立自由、坦承奔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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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否請您談談最初與「偶像文化」這個題材的相遇？
深田晃司（以下簡稱深田）：誠實說，我自己並沒有「追星族」的經驗。我和日本所謂「偶像文化」之間的連結十分薄弱。然而，在日本生活，「偶像文化」確實是我們主流文化的一部分，我也無法置外於這種主流文化之外。幾乎不可能不接觸到與日本偶像文化相關的事物，我們在他們的音樂作品中看到這些偶像，也在電視、廣告中看到他們。
萌生《愛情審判》的契機是，大約在 2015 年，我在網路上看到一篇新聞，講述一位女偶像因與粉絲談戀愛，而被經紀公司起訴索賠。讀完之後，我感到強烈的不適，這就是這部電影的創作起點。我原本就知道偶像不應該談戀愛，但實際上我並不知道這明確寫在合約裡，我不知道這可能會讓人被起訴，更不知道這個案子真的會鬧上法庭。
事實上，近年日本發生了多起偶像女藝人因違反「禁愛令」合約而被經紀公司起訴索賠的案件。當我得知這起案件時，新聞中的女偶像已經被起訴了，而且庭審正在進行中。實際上，當年不只一起審判，我知道至少有兩場案件同時進行審查。其中一起，其中一起案件中，法院判決經紀公司勝訴，被告女藝人賠償數十萬日圓；在那起案件中，法院判決書提到：「偶像的職責是增加粉絲數量，而『禁愛令』合約是維護藝人純潔形象的合法途徑」。另一起，偶像勝訴了。
──您剛提到強烈的不適感，具體來說是什麼呢？這起案件發生於美國2017年「#MeToo運動」之前。「#MeToo運動」對美國好萊塢產業發生深遠的影響，它揭露產業內部性別不平等、剝削等，長期以來一直普遍存在的問題。雖然《戀愛裁判》聚焦於具有許多獨特性的日本偶像文化，您會希望這部電影能揭露日本社會巨大的性別不平等，與父權體系的壓迫嗎？
深田：當時聽到這個新聞，我不禁對整個體系中存在的矛盾之處產生了許多疑問。日本在「全球性別落差指數」（Global Gender Gap Index, GGI）中一直排名在 100 名外，並且始終是「G7」性別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電影業中，女性就業率也很低，而這是男性主導的行業。在其他娛樂產業，我也不斷觀察到，除了女演員，其他領域的女藝人、女歌手和偶像往往被要求符合性純潔和道德的標準。一旦她們偏離這些期望，就會面臨嚴重輿論的反彈。
深入調查這個案件後，我了解到，大眾會在社群媒體上熱議維護偶像「純潔」的必要性，法官甚至在判決中也提到了這一點，但很少有人注意到，這種將「純潔少女」作為一種戀物癖式的「性對象」，其實是以男性幻想為中心的的觀念。事實上，男歌手並不需要表現得像處女一樣。
這種關於偶像純潔和貞潔的觀念，暴露了男性權力背後隱藏的暴力，以及對整體日本社會深遠的影響。長久以來，日本社會似乎普遍接受將年輕貌美的女孩塑造成男性的性商品，並且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完全可以無視一項基本人權──愛自己想愛的人的權利。
──在接觸到這兩個案件後，您是如何發展出現在的這個故事的呢？
深田：我想，剛剛提到的這種不安，可能源自於我先前對偶像文化的了解甚少。因為我興起創作的念頭，我感到深入了解偶像文化及其從業者的生活的必要；於是，我採訪了多位偶像及其經紀人，這幫助我加深了對這個世界的理解。
──針對日本偶像文化的田野調查應該有一定難度，偶像文化是來自一個高度控制、受規訓的產業。您與經紀人和偶像們的訪談中，這些經紀人們有多「開放」？
深田：我和我的製作人兼編劇三谷伸太朗先生，還有我的合作編劇新太郎，以及製片人阿部瑶子、山野晃一起開始了研究與田野調查。研究過程中，我們拜訪了偶像、製作人和經紀人。同時，編劇三谷先生也曾與偶像合作過，他比我對偶像的生態有更多了解，他也為作品注入許多關於偶像世界的真實感。
我們主要採訪已經退休的偶像。起初我以為，有許多事會不能談，我們也同意對某些事情簽下保密協定（NDA，Non-disclosure Agreement）。然而，因為知道我們在為電影做田野，他們都很直率與坦誠。偶像的音樂製作人通常都很直言不諱，但我們也有困惑的時刻，其實我、編劇和電影製片，跟音樂領域的製作人的想法有一程度的落差。我們進行的方式是，我們先說明我們的預設與看法，然而這些製作人未必關心我們所關心的事情。所以，其實我們可以得到比我們起初預設要來得更多的事實與資訊。
──在這些準備工作之後，您對整個事件的想法有改觀嗎？
深田：最初，我對這起案件的邏輯矛盾和道德虛偽感到憤怒，但隨後我開始改為從兩位年輕人的角度思考這個事件。女孩夢想成為偶像，如今卻要受到創造她夢想的男性社會的審判與懲罰，並承受大眾和媒體的批判。我也注意到，她的男友同樣受到了媒體的猛烈抨擊。
在閱讀審判文件和進行訪談後，我開始好奇在審判期間，他們兩人究竟在想些什麼？我原以為這場審判，應該是他們與社會的對抗，但我發現，這個過程也必然讓他們重新審視自身身份與社會定位的處境。於是我希望聚焦在這對年輕戀人建立愛情基礎，我希望盡可能真實地描繪他們愛情的萌芽與果實。在這個過程中，當一個體制一心想要嘲弄、摧毀他們，他們又要怎麼面對這個扭曲的社會體制所施加的孤獨感，與具體挑戰。
──電影中，其中一位女團成員揭露自己的伴侶是女性。這似乎也透露了「禁愛令」的荒謬與歧視；當女主角正與官司纏鬥，這樣的情節似乎也揭露了「另一種愛」的可能性？若故事發生在男子團體，而同樣的情節發生在「男同性戀」身上，這樣的合約漏洞，與隨之而來的「可能性」是否仍在？
深田：揭露自己的伴侶是女性，意思不是說在偶像文化，甚至在日本社會中會「被接受」。這個情節僅只呈現了一個事實：當你仔細查看合約時，會發現上面明確規定戀愛對象必須是「異性」之間。儘管它並沒有預設戀愛對像一定是異性，但只有異性間的戀愛需要被禁止。這暗示了日本社會的「性別偏見」，經紀公司禁止戀愛，只是為了保護男粉絲眼中，女偶像的純潔形象不受「污染」。
──您認為這是一種日本文化中「制度性歧視」（constitutional discrimination）嗎？
深田：這當然是日本社會與法律中「制度性歧視」。合約中的「戀愛」，僅針對特定性向。同時，同性婚姻在日本目前還不合法。因此在法律文件上，同性戀、同性戀伴侶無法獲得承認。所以根本問題是，與不少現代大城市相比，日本的社會可能還是不太容易接受同性「性取向」的存在。當然，與許多國家相比，同性戀在日本不是「違法」；在日本，我們有興盛的同志文化，在大城市有許多同志酒吧、同志社群聚集的社區，甚至流行文化中可見同戀愛的描繪。
即便如此，但如果你住在鄉下，要「出櫃」就難上許多。這種「城鄉差距」，其實來自一個事實：所有權力都掌握在男人手裡。男人統治社會的觀念在社會中仍然根深蒂固，尤其是一旦出了日本最大的幾個城市，這樣的觀念更是嚴重。這點是我企圖在電影裡展現的面向。所以，對於出身小鄉鎮的該名角色來說，作為女同性戀，所以來到東京是唯一的「出路」。
──《戀愛裁判》展現了一個高度依賴「乾淨」形象，來創造出觀眾幻想的產業。電影為這個產業稍微揭開開一些面紗，讓我們得以見到幕後真實。您對這部電影在日本上映後將引發的討論有何期待？在日本，應該如何以及進行哪些類型的討論和辯論？
深田：我當然希望這部電影能引發討論。因為對我來說，偶像「不能談戀愛」，這件事本身就很奇怪，對我來說很不自然。然而，這部電影並不想說教（not a form of propaganda）。相反的，我從不強迫觀眾接受我的觀點。
比方說，即使在日本，會有許多觀眾對我們劇本中主角最終的選擇，表示不認同。然而，在我看來，優秀的電影不會將導演的理念、意識形態或哲學強加在觀眾身上。我希望我的電影是一面鏡子，激發觀眾的想像力，讓他們重新檢視自身的立場和世界觀，保持一種開放性。我覺得只要我成功地讓觀眾可以自己選擇自己立場，電影就成功一半了。《戀愛裁判》其實也談到包括：愛情該「如何茁壯」、如何在愛中「擁有自由」、偶像如何「被形象束縛」。如果電影上映後，觀眾能自然而然地感受到這些面向，並能引發討論，就再好不過了。
──您提到了開放性。您的電影，有許多場景都發生在戶外與公共空間，像是街頭、車上、公園。《戀愛裁判》裡也有情感崩潰的橋段，發生於類似的場景。我們可以說這是您電影的一種風格嗎？
深田：創作過程中，我力求以一種超然的第三人稱視角來描繪人物，並將他們呈現給觀眾。我總覺得創作者的表達受到潛意識的影響，因此我在這裡很難客觀地回答這個問題。
老實說，我自己甚至想不起來，我甚至沒有意識到《戀愛裁判》的那些情緒激昂的動人瞬間是否真的發生在街角。說實話，經你指出了這一點，我才意識到，你說的可能是對的。我確實喜歡在我的電影裡加入人物的動態。我喜歡充滿對白的電影，而我喜歡角色面對彼此說話，電影就圍繞著這個主題。同時，我認為當人們在移動的狀態中，那也代表了人改變的過程。這是一種「戲劇化」的過程；從敘事角度來看，這比讓人物待在房間裡互相交談更能增添變化和動感。
──《戀愛裁判》的剪輯也頗富巧思。電影前半，以真衣為焦點；但電影第二部分，開始進入法庭戲，她卻開始感到孤獨。您是如何創造這個影像結構？
深田：這種電影結構目的是將偶像光鮮亮麗的流行世界，與法庭冷峻的「線性」世界關碰撞，並將兩者融合在一部電影之中。真衣曾生活在光鮮亮麗的世界裡，後來卻因為追尋自己的愛，而與這個光鮮亮麗的世界分離，甚至被迫身處法庭。另一方面，這也是真衣的成長故事：她曾被以「保護」的名義剝奪了自主權，最終獲得自己的獨立，重新認識自我，並直面自己的孤獨。
──可否也同時談談飾演真衣的演員，齊藤京子的選角？
深田：這個企劃籌備多年，因為電影旨在批判偶像產業，許多偶像經紀公司拒絕了我們的試鏡邀請。因為「偶像」的一言一行，都是受過高強度訓練才能表演出來的，這是偶像與粉絲之間多年來共同培育的獨特文化，一般演員恐怕很難令人信服地演繹出「偶像氣質」。
正當我幾乎要放棄，考慮啟用非偶像背景的一般演員時，2024 年春天，我偶然看到一篇關於齊藤京子的文章，她剛從一家人氣偶像團體「畢業」。我立即聯繫了她，邀請她來試鏡。演出這樣一個極具爭議與挑戰性的角色，需要承擔很大風險，但齊藤在試鏡中展現出了對角色的極高投入。她的表現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齊藤作為偶像的經驗無疑會增添可信度；然而，真正打動我的是她在試鏡時表演法庭戲時，眼神中流露出的情感深度和強烈感染力。試鏡完，我們立刻決定讓她來扮演這個角色。
──片中，真衣愛上了一位「魔術師」兼「默劇演員」間山敬。您為什麼選擇這個職業來作為女偶像的戀人？
深田：我想將偶像與街頭藝人進行對比：一個由經紀公司打造，難以保持獨立性；於另一方，獨立自主，不受任何人約束。真衣被敬所吸引，敬過著她無法想像的生活。此外，我覺得將身處龐大的商業體系中的偶像經濟，與靠著路人小費打賞的街頭藝人，兩著生活方式進行對比很有意思。
另一個個人原因是，我喜歡卓別林、費里尼和皮耶艾特克斯（Pierre Etaix）等導演，以街頭演出為主題的電影。街頭表演本身充滿奇幻色彩，極具電影感。
──你是如何確保女子組合看起來真實可信的？包括服裝、音樂、舞蹈編排等部分？
深田：我去看了不少表演，男團、女團的表演我們都有看。我也邀請了一些偶像團體製作人、技術人員參與本片製作。我們的音樂製作人玉井賢治（agehasprings），曾為真正的偶像團體製作歌曲。另外，服裝造型師「キクチハナカ」、編舞編排也都曾與真正與偶像合作。飾演女主角真衣的齊藤京子也曾經是偶像團體「日向坂46」的成員，他參演本片時，才剛從團體退役。我還有一位年輕的女性導演組成員，她在生活中也是偶像團體的狂熱粉絲。因為這五年、十年來，偶像的處境發生了也在不斷變化，幾乎每年都在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所以，她身為粉絲的想法和意見都在拍攝過程中給了我很大的幫助。
──您提到近年偶像文化持續有所變化；您的田野調查中，粉絲的性別分佈，還是十分嚴謹的嗎？像是，男性粉絲追女團、女性粉絲追男團，還是會有所流動？
深田：這種性別分布的現象還在持續。過往，男團與女團粉絲的性質比較同質，可說是非常涇渭分明，男團一定是女性粉絲，反之亦然。但我認為現在的偶像團體比以前更多元化了，現在，許多女性偶像團體 80% 到 90% 的粉絲都是男性，但開始有一些女性粉絲。
──您有將這些年，偶像文化的「變化」放入《戀愛裁判》中嗎？
深田：現在，根據不同的組合，許多女性粉絲也開始支持女子組合了。所以我才說它變得越來越多元化。不過，一位曾與偶像組合合作過的編舞告訴我，大約 10 年前，偶像組合的「類型」很多，但現在偶像組合的「類型」似乎比較單一了。女團幾乎都是走「可愛」路線的組合，現在大多數組合都是這樣。而這可能也是為了與在日本風行的 K-pop「韓團」做出區分。
另外，在新冠疫情之前，在售價不菲的「見面會」上，粉絲可以與偶像進行面對面互動。只要花一張 CD 1,500 日元的金額，就能獲得一張抽獎券，可以抽獎入場。因此，就像劇中，有人買 50 張，甚至在真實生活中，我們聽過買 300 張 CD 的人，就為了與偶像見面。後來，因為「見面會」不時有暴力事件，加上疫情後很多「見面會」都轉為線上舉行，所以你花錢買了 CD，可能可以抽到與偶像進行 10 秒鐘的視訊通話的機會。
──在您的觀察中，日本的偶像團體文化，與韓國的偶像團體文化，有哪些差別？
深田：嗯，有很多方面。在我的觀察，在日本，日本人或許認為日本團體比較重視的是「萌感」（卡哇伊），但是韓國團體比較會「耍帥」（kakkoii）。同時，如果你在日本，一個年輕人想以「唱跳」為職業，許多年輕人都會嘗試加入韓國流行音樂產業。韓國音樂產業在編曲、編舞、視覺影像的結合上，與日本偶像文化的做法比較不一樣。
──劇中「Happy☆Fanfare」與粉絲之間的關係，似乎是刻意被經營出來，有些膚淺的關係。這是否揭示了今日「權勢文化」（prestige culture）、「名人文化」（celebrity culture）的本質？
深田：偶像粉絲對偶像的熱情是難以否認的真誠。在社群上，這種熱情有時被稱為「偽浪漫」。雖然這種情感的確存在，但一個人心中產生的「愛」究竟有多少是真，有多少是假，這個問題是他人無法理解的謎，最終，甚至連當事人自己也無法完全理解。
然而，我認為真正的問題在於「經紀公司的慾望」，他們不斷地試圖利用、鼓勵這種商品化「浪漫」。這中間沒有謎團，只有純粹的商品化，將人轉化為商業利益，以持續盈利。這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名人文化」最令人不安的膚淺本質。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知名度與經濟利益直接掛鉤。■
．封面照片：《戀愛裁判》電影劇照；僅作報導及評論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