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陽光有聲音──專訪《陽光女子合唱團》導演林孝謙、編劇呂安弦

編按：《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創作搭檔林孝謙、呂安弦合作編導，陳意涵、翁倩玉、鍾欣凌、安心亞、孫淑媚、苗可麗、陳庭妮、何曼希等臺灣女性演員聯合主演，改編自韓國電影《美麗的聲音》的《陽光女子合唱團》，現正於院線熱映當中。本期《放映週報》專訪編導搭檔林孝謙、呂安弦，在商業規格、劇本設計、概念推演、演員協調等階段中，步步還原《陽光女子合唱團》的創作過程。文章篇幅完整，多有情節提及，請尚未觀影的朋友斟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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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犯人，在獄中養育新生兒，聯合獄友組成合唱團，只為給孩子留下一段也許無法被記住的監所音樂時光。描刻女子監獄的溫情與別離，電影《美麗的聲音》（Harmony）2010 年在韓國上映時，因情節感人催淚，榮登韓國年度票房榜前 10 佳。時隔 15 年後，曾改編《最悲傷的故事》（More Than Blue，2009），創下全球近 50 億新臺幣票房的編導搭檔──林孝謙與呂安弦，再次將韓國電影移栽至臺灣土壤。與前次不同，累積了更多漫畫、影集和文學的改編歷練，思考如何將《美麗的聲音》本土化與當代化，這次做了更周密的權衡和推演──用他們的話來說，進行了多輪「辯論」。

歷時三年的田野調查與劇本撰寫過程中，林孝謙提出「陽光」意象，因為太陽看起來很公平，不論犯人或凡人，只要願意走出陰影、迎向光明，都有機會被照耀。呂安弦依此概念推進劇本創作，將陽光化為團名與片名，合唱團成員沐浴陽光的那刻，如見希望，但在一片明媚之中，也埋下些許暗影。宛若一計迴旋鏢，前期歡悅溫暖，後段急轉淚目，這種讓觀眾「又笑又哭」的情緒釋放魔力，使《陽光女子合唱團》在金馬影展世界首映之後，蟬聯多日觀眾票選排行榜的榜首。

「在不同的世代，男女觀念也需要改變，並不只有血緣可以被傳承。」金馬的映後交流，林孝謙分享，除了結合臺灣的監獄、司法、社會等現實情況，調整角色背景、敘事主線和結尾，對於電影再現的性別觀念，也進行了反思和改寫。最明顯的，將韓版女主角的兒子，改為女兒。「為什麼小孩一定要是男生？」林孝謙想打破重男輕女、傳宗接代的刻板性別印象，即使原版無此意圖，但希望經由臺版改編，規避無意識的錯誤引導──大家對孩子的呵護與疼愛，將這個小孩視若珍寶，不是出於性別考量。並通過「兩個媽媽」等設定，新增女孩長大後的故事線，提供更開闊和多元的幸福生活願景，「在韓國版基礎上，帶領觀眾再往前走一步。」

《陽光女子合唱團》聚焦「愛」與「原諒」的情感母題，呈現三對不同人生階段的母女關係：還沒成為媽媽的年輕女生，與拋夫棄女的不稱職母親；成為媽媽卻還不會當媽媽的新手母親，與罹患眼疾的週歲女童；當成了一個「壞媽媽」的年長女性，與一度難以釋懷的中年女兒。呂安弦表示，經由這三組母女的親情羈絆，運用差異化的角色，詮釋處於特定年紀需要面對的問題，細膩映照女性從新生（0 歲）到死亡（70 歲）的生命弧線，進而也能折射出，在不同年代的臺灣，性別造成的女性處境與意義有何區別。

2025 年 3 月 28 日開機，歷經 45 天拍攝，2025 年 5 月 11 日林孝謙特別在社群媒體發文感謝，這部與母愛有關的電影，恰巧在母親節這天殺青。再經過半年的後期製作，《陽光女子合唱團》於 12 月 31 日在臺灣正式上映，社群媒體也出現不少觀眾分享的真摯好評，首週票房超過 1,000 萬新臺幣。

在此次專訪中，導演林孝謙與編劇呂安弦回望本片一路走來，從項目源起、取得授權、田調、劇本、選角、拍攝、映演等環節，深入分享《陽光女子合唱團》的改編策略與製作歷程，商業電影外殼之下，通過生老病死構成的五幕劇旅途，輔以音樂調動情緒起伏，喚醒觀眾內心感觸，照見女監的遺憾與救贖。

面向觀眾：商業電影的考量

2025 年 11 月 18 日傍晚，《陽光女子合唱團》即將舉行世界首映，金馬星光紅毯之上，主持人打趣賜名「素顏」與「卸妝」編劇，形容呂安弦的催淚超能力。猶記《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More Than Blue，2018）臺灣上映期間，網路社群與媒體版面均出現一張男子臉上貼著衛生棉的照片，強調觀影時候眼淚決堤、面紙不夠用的「破防」場景。《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當時還舉辦了校園巡演，或邀請高中女生進戲院觀影，多管齊下，促成電影在上映第二週呈現票房「逆跌」漲勢，最終全臺累積約 2.4 億新臺幣票房。

《陽光女子合唱團》能否再造《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的催淚和賣座盛況，這或許是一些觀眾慕名前來觀影的期待。電影正式上映前夕，林孝謙與呂安弦也走入校園，但相較《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因內容涉及愛情與初戀懵懂、受眾主打年輕女生，《陽光女子合唱團》進入中學放映，目的更側重在嘗試與探索，「我們想打開市場，先去試試高中生能否接受這樣的片子。」林孝謙說，本片的受眾定位大概在 30 歲或以上，需要經歷一定的挫折、有了一定的閱歷，才能真切體會片中那種看似矛盾的母愛與糾結──女主角李惠貞（陳意涵飾）為了女兒芸熙能夠擁有更好的未來，因為深愛，她必須將女兒盡快送走並放棄撫養權。「在 10 幾、20 歲的時候，我們好像很少考慮媽媽怎麼想，就是一直往前飛，等到 30、40 歲之後，才會想到要停下來，回過頭去理解母親的辛苦。」

呂安弦觀察，也許對於國高中生而言，更多是覺得看了一部通俗、溫馨、感人的電影，即使沒辦法領會那麼深的情感，但因為故事足夠商業化，他們仍有很大的共鳴。呂安弦言畢，林孝謙打開手機相簿，播放了一段高中生在台上表演合唱的影片，這是他們在臺北中山女高放映之後，未經任何安排或邀約，學校合唱團主動提出要現場獻歌，回饋給電影和主創們。

此類「意料之外的驚喜」，還包括在戲院偶遇看過校園放映的學生，帶著父母再次來觀影，雖然這些新世代的觀眾大多不認識片中出現的演員，「真的，不論翁倩玉、鍾欣凌或陳意涵，在他們看來都是『新人』。」林孝謙笑道，片中最紅、圈粉最多的是何曼希（飾劉宥芯），在《陽光女子合唱團》第一場校園巡迴，衛理女中召集 900 多人共賞本片，放映結束、何曼希走出來，全場尖叫，「把她瘋狂包圍起來，走都走不掉。」自幼習舞的何曼希，從千人海選中脫穎而出，首次出演電影長片，就受到學生們的熱切喜愛，大家覺得她跳舞很好看、很帥，還有女生說她有腹肌所以好喜歡。林孝謙點開手機中的另一段影片，分享當時的熱烈場面，直言這是一次很奇妙的體驗。

《陽光女子合唱團》在青少年群體之中如此受歡迎，是否會增加主創對於正式上映後的票房信心？林孝謙坦言，其實並沒有，想要吸引觀眾進戲院，花費將近串流平台一個月的會員費，只為買一張票、看一部片，依然很難。而且，如今電影的宣傳和口碑發酵期變長，上映第一週的票房不易衝起來。呂安弦也認同，感覺觀眾都會先觀望一陣子，如果電影的口碑不夠好，可能就等串流平台上架後再觀看。此外，現在大家分享觀影感受的主要方式，都變成發布 Instagram 限時動態（限動），呂安弦描述這是「24 小時限定宣傳」，一天之後就看不到了，口碑較難累積。「但我們也不知道該怎樣突破，像做快閃店似的，即使跑了校園宣傳，轉化率也不高，學生看完之後發的大多也是限動，只有 10% 左右會寫長文公開分享，即使現場反響不錯，口碑也很難傳出去。」

於是，他們自嘲只能「土法煉鋼」，用當下觀眾較常接觸的內容形式，想辦法達成宣傳與溝通──邀請暌違臺灣大銀幕 47 年的翁倩玉（飾楊玉英）做客「那那大師」YouTube 頻道，帶著不太會講英文的苗可麗（飾方科長）出席「AmazingTalker Show」（驚奇玩起來）英文節目……。不僅有慣常的映前／映後影人見面場，催淚彈、面紙帶足的病毒式短影音分享，更有如同選舉一般，安心亞、何曼希、苗可麗等演員親臨夜市「掃街」，為電影造勢和拉票。

因應當下的電影市場環境，林孝謙覺得，之後會考慮更早啟動宣發計劃，但在創作層面，依然會優先考量製作自己有感覺的內容。呂安弦則笑言絕不服輸，想挑戰觀眾，嘗試寫一些現在年輕人愛看的電影類型，例如鬼片，「觀眾的進步非常快，我又是一個做商業片的編劇，不可能把觀眾放在一邊，所以觀眾喜歡看什麼，我就要去研究。」

面對近年愈發熱門的短影音與短劇，兩位主創異口同聲說「會看」，還有動漫，都進行了大量的研究。《陽光女子合唱團》故事上半場，尚未進入長段情感線之前，出現較多片段式的打架、跳舞、衝突或和解，呂安弦表示，這些地方就運用了短影音快節奏的剪輯和敘事方式，在劇本與攝製時候皆有考量。林孝謙強調，只是借鏡短影音「技術」層面的技巧，參考如何引導觀眾、設定觀眾所處的位置，但在內容層面，依然延續傳統電影的人物設定、對白講法、脈絡連貫等長片創作方法，避免出現短影音常見的角色斷裂或情節破碎等問題。

情真動人：敘事鋪陳的考驗

具體而言，如何引導觀眾，讓他們在觀影過程中又哭又笑？

這是道大哉問。卻是《陽光女子合唱團》努力想營造的效果，亦是影像的好玩之處，林孝謙形容，導演宛如魔術師，能夠融合風、火、水、土等異質元素，達成物理性或精神性的轉化。例如將一個火把，變成一束玫瑰，呂安弦舉例。這樣的引導或轉化背後，其實涉及「如何卸下觀眾的心防」，悲或喜都是情緒，並不相斥，但如何引人釋放這些情緒，如何引起觀眾的落淚或發笑？林孝謙透露：「這次我將導演的位置，放到接近觀眾，或比他們還低一點點，讓觀眾感覺和演員好像平輩，進入角色所處的世界，這群獄友彷彿就是觀眾的朋友，大家同悲共喜，互相袒露心事。」

呂安弦進一步解析，當觀眾帶著些許審視或戒備的心態進來觀影，編導首先需要放低身段，破除觀眾的防備心，「等觀眾看進去這個故事以後，情緒就可以被我操弄了。」呂安弦笑道，其實也沒有「操弄」那麼極端，觀眾進入故事了，情緒就會跟著片中的喜怒哀樂或起或伏。

劇本結構方面，呂安弦參照「救貓咪」戲劇理論，檢視劇本節拍，全片基本依循「五幕劇」架構展開，邊寫邊檢查，每個時間點對應推動的敘事進程。因應短平快時代的觀眾期待，編劇有意「把事件塞得很滿，加入很多短影音的點」，例如對白式的笑料，不斷吸引觀眾，避免讓人產生「掉下來、在等待」的心情。

「我們一直試著跟觀眾溝通，站在引導觀眾的角度來寫劇本和拍這個劇本。」切換到導演視角，林孝謙先理解編劇在劇本層面的設計，為何這裡要產生誤解、那裡要發生衝突，在出現笑料的地方，也需要拿捏，如何很真實地呈現這個笑料。劇組邊拍、邊感受，邊和演員溝通、即興調整，包括 Rap 和 Beatbox 的表演段落，都需要想辦法在或許很難過的狀態中，又能有一些喜感跟笑料。但要維持這種「平衡感」蠻不容易的，同時故事還一直在往前推進。

細究如何把握難過之中又帶有喜感的調性，林孝謙笑說「畢竟拍了 15 年」，從業經驗累積，加上導演自身的性格底色，形成每位創作者處理故事和衝突的獨到方法。「我就覺得這樣很好啊，一直逗他們、一直逗他們，就會產生這樣的表演感覺。」

「其實這就是一種導演風格。」從項目伊始到籌備、拍攝、後製、上映全程參與的呂安弦，此時接話補充道，劇本通常不會寫得那麼細，片中「互相懟來懟去」的台詞，需要演員在現場即興發揮，但不同導演對表演和調性的想像各異，就會引導演員表現出特定的風格。還有些地方，規劃呈現時間、空間的過渡，或光陰飛逝的感覺，例如合唱團練習《快樂真快樂》的過程，劇本直接用「蒙太奇段落」概述，編劇將腦中想到的畫面寫下來，但具體如何化為電影視聽語言，還需導演的設計與編排。

商業類型片，或較為通俗的影視作品，不僅是華語區的較量，同時也在與好萊塢、韓國、日本等全球影視內容進行比較，跨越語言和文化，觀眾已然熟悉一些類型的文法或結構，如何做到「情理之內、意料之外」就顯得格外重要。呂安弦舉例《陽光女子合唱團》的敘事鋪陳，雖先交代芸熙患有眼疾，但沒有馬上處理母女分別的不捨，而去講了宥芯、玉英的事情，也讓觀眾在衝突中看到惠貞對女兒的深愛，為保護女兒不惜與他人拼命，最後再來推進芸熙的會診，如此，不斷埋一些鉤子，又避免長期聚焦在同一件事情，調動觀眾的注意力和情緒，吸引他們持續看下去。

金馬影展的映後 QA，聞天祥老師提到，電影結局曾設定為「母女重逢」，呂安弦回想，當時構思的結尾畫面是在一個奇幻的空間，現場都沒人了，只剩惠貞和長大後的女兒再次相認。劇組成員們也都認可這樣的收尾，但就在開機前兩週（2025 年 3 月初），陳意涵的經紀人林岳潼（岳潼姐）提出，「劇本前面都蠻好的，但是最後 10 分鐘，感覺在等結局。」呂安弦形容自己「被資深觀眾吐槽」之後，也認為結局好像有點缺乏新意，但具體應該如何打破觀眾預期？如果在故事最後留下遺憾，媽媽沒有見到女兒，這樣的結局如何打動人心？

「電影的結局，是一次集體創作，不是我一個人定的。」呂安弦表示，當時林岳潼建議，或許結尾可以更加強烈，譬如惠貞離世了？「我也被 shock（震驚）到，就說讓我想三天，回去捋了一下陽光的意義和主旨，感覺好像可以嘗試寫寫看。」

為達到那種「情理之內、意料之外」的效果，編劇與導演又進行了一輪辯論。什麼是「真正的愛」？是否有「超越血緣」的愛？如果親生母親遺憾地離開了，是否有其他獄中的姐妹，能夠承接住這份遺憾，像陽光一樣，將愛繼續傳遞下去？……扣回「陽光」的核心意象，林孝謙覺得，「她們不只是一群犯人，還是一群透過唱歌，找到自己聲音的人。陽光很公平，只要你願意走出陰影，就值得被照耀。」呂安弦也認同，「只要你願意往前走一步，沐浴在陽光之下，陽光永遠照耀著你。」所以，編導討論之後，做了一個很重大的決定──在結尾「賜死／刺死」惠貞。

然後，加入了芸熙讀高中期間，雞腿便當等具有暗示意味的橋段，讓觀眾有點期待，這個默默把大份量便當留給芸熙的阿姨，是否就是惠貞？直至最後一刻，再打破觀眾的期待，「但是，不能這麼突然地讓『刺死』發生，所以在電影一開始，新聞播報就講了這件事情，只是我故意讓大家好像沒有注意到。」呂安弦點出，如果有機會重溫電影開篇，要留意新聞畫面和主播的聲音「一名新進受刑人趁著合唱團招募新成員的時候……」，這段內容也是結尾，長大後的芸熙（改名子晴，羅晨恩飾）搜尋到的網路影片。由此，也形成了本片首尾呼應的敘事結構。

新的結局想出來了，編劇忐忑地與工作人員們反覆確認，這樣真的感覺比較好嗎？美術、攝影、燈光、造型……，「全劇組的主創都看過了，包括岳潼姐，他們都贊成好像可以這樣寫。」林孝謙直言，這樣就不會有「等」的感覺，不會讓人覺得「又要等母女重逢了」。呂安弦說，「好，一致通過，就這麼幹！我就把結局全部改掉了。」

2025 年 11 月 17 日，第 47 屆「優良電影劇本」頒獎結果揭曉，《陽光女子合唱團》榮獲優等獎，林孝謙在社群發文恭喜呂安弦「15 年來第一次入圍，也第一次得獎」（注1）。談及兩人在每部片完成之後，都會為這部作品置辦一件紀念品的小習慣，呂安弦感言，這座優等獎盃，就是他因《陽光女子合唱團》得到的「最好的禮物」。

從《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2018 年電影版）、《可不可以，你也剛好喜歡我》（2020）、《跟你老婆去旅行》（2021）、《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2021 年影集版）、《一周的朋友》（2022）、《想見你》（2022 年電影版）到《陽光女子合唱團》（2025），這一路走來，呂安弦擔任編劇，將長片、散文、短片、漫畫、影集等文本改編成電影，也將電影改編成影集，在影視市場屢創佳績。能否從中總結出一些，共通的改編方法或技巧？

呂安弦思考片刻，笑答，「如果可以有一個公式，我就退休了。」如同企圖訓練 AI 生成劇本，若真有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改編模式，也許，距離 AI 能夠取代編劇又更近了一步。但在人類被機器替代之前，改編的源起，仍需從自己的「情感」與「信念」出發。「每個案子的狀況都不一樣，即使原著都是韓國電影，《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和《陽光女子合唱團》的風格與類型都不同，所以沒有辦法一概而論。」呂安弦提醒，不論是哪個國家或體裁的作品，都不能因為它只是看起來「好像會賣座」而進行改編，否則就只會做出雷同於原著的新版，或只是進行了「商業性」的改寫，卻沒有「信念」。

這個所謂改編的「信念」，也許是創作者認同的原著核心，以及想要經由改編版本傳遞的主旨意涵。但在林孝謙看來，更近似「戒律」一般，每次執行改編，都需與故事同步、同理，「要很相信、很喜歡這個故事」，改編出來的內容「自然就會很有力量」。

辯論推演：改編權衡的考察

2023 年 5 月 11 日在光點華山電影館，舉行了一場優良電影劇本講座，兩位監製／導演的對談中，瞿友寧詢問林孝謙，如何考量「故事」與「市場」，孰先孰後、孰輕孰重？林孝謙認為，「賣點」即「你有多喜歡」這個故事，因為足夠喜愛，就有辦法盡力去賣。林孝謙勉勵台下的創作者們，不論改編或原創劇本，一定要先找到與這個作品的直接連結，可能源於創傷、回憶、怨恨、恐懼……，「當你找到它的時候，就想辦法把它放到最大。」（注2）

這種「信念感」，相信與喜愛所創作的故事，在製作過程與公開放映後，卻要面對來自資方或評審、工作人員、觀眾等諸方審視，尤其是來自觀眾的反饋，如何因應「創作者的信念」與「觀眾們的信念」之間的落差？

在 2023 年的那場講座中，林孝謙還提到，進行《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影集改編時候，他們重新修補原著的「先天缺陷」與「三觀不正」之處，例如牙醫這個角色，被不少觀眾同情，連帶著批評女主角太自私、給牙醫戴綠帽、把牙醫當工具人、牙醫才是比悲傷更悲傷的人……。時至今日，從 2017 到 2025 年，8 年過去，林孝謙進行了很多的檢討，反思電影改編當時為什麼沒有考慮到這些問題，但也坦言，「我到現在還是認為，宋媛媛沒有做錯。」

重提此類對於《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臺版電影的觀眾評論，林孝謙覺得其中折射出了「價值觀念」的差異。基於對韓版的喜愛，他和呂安弦在 2017 年 8 月接下 mm2 公司的合作邀約，12 月底就開機拍攝，前期籌備僅 4 個月，大多依循「直覺」進行改編。但也如同「雙面刃」，倘若當時「想得多了」，察覺到可能有人會評價宋媛媛太自私，也許就沒辦法「一股腦地」將這個項目做完。「因為我本身就不是那個價值觀，不會覺得宋媛媛為了自己的愛情，犧牲了牙醫。」

在原著故事脈絡和角色背景之下，宋媛媛得知張哲凱罹癌之後，就是會「很主觀地」因愛與不捨，產生各種從宏觀視角看來或自私或非理性的決定。「當你是宋媛媛的時候，你絕對不會想那麼多。」呂安弦代入女主角的處境，面對一份即將消逝的生命，比起背叛另一個人的罪惡感，失去摯愛的緊迫程度「絕對大於」內心的道德標尺，所以女主角自然會做出電影中的選擇。

「但如果後續有交代，宋媛媛把錢都留給了牙醫，我是金牛座，我覺得這樣就可以了。」林孝謙笑道，「她傷害的是自己，也想辦法補償了別人。」

「但宋媛媛都以死謝罪了。」呂安弦說。

「所以我覺得信念感很重要」，林孝謙相信，這個「信念感」會讓創作者很強烈地形成故事的世界。但同時，「很絕對的價值觀」也讓《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有了一個「很絕對的態度」，變成有些觀眾喜歡、有些觀眾無法接受，進而也產生了「極大的討論與票房的可能」。

2025 年 12 月 14 日在府中 15 電影講堂「原著之外：改編的再創造」，林孝謙與呂安弦回顧從業以來的創作發展歷程，大致分為四個階段：MV 開始訓練默契、電影合作、特殊模式、主動生產。其中，里程碑式的電影代表作包含《與愛別離》（2011）首次編導合作，《五星級魚干女》（2015）首次嘗試喜劇，《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2018）首次翻拍改編，《想見你》（2023）由導演變為監製與編劇合作……。

來到《陽光女子合唱團》（2025），這是他們從購買版權開始，「主動發起」的一次電影改編專案。過程中，為規避重蹈《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時候「直覺式改編」的覆轍，林孝謙與呂安弦進行了諸多辯證與討論，對原版的性別、權力、角色設定都做了調整。例如，為符合當代性別觀念、打破重男輕女的刻板印象，將女主角的兒子改為女兒。

改編後的故事，主要聚焦女子監獄的姐妹情深，不提倡雌性之間的暴力，盡量避免女性勾心鬥角、逞凶鬥狠等「雌競」場面。更無類似《監獄風雲》（Prison on Fire，1987）的浴室肢體衝撞──或許曾經慣用於吸金、增加畫面香艷觀感，一群女生在浴室打架，淋得溼答答、衣服貼緊緊，這類與電影主題無關卻極具「女性剝削」與「男性凝視」意味的鏡頭，在《陽光女子合唱團》片中統統沒有呈現。也出於在地化考量，實際田野調查之後，編導發現，女子浴室打架的戲份不太可能發生在臺灣，因為女監已經幾乎沒有大澡堂了，洗澡都在「工場」的個別隔間裡面完成。

多方檢視：催淚背後的考究

《陽光女子合唱團》上映後，社群媒體出現一些觀眾好奇詢問，臺灣的女子監獄真的這麼「溫馨」嗎？

編劇和導演進行了三年的田野調查，親臨監獄、收出養機構等相關單位觀察與訪問，梳理出四萬多字的田調逐字稿，依據法院系統、社工系統、家扶系統、律政系統分類歸整，劇本撰寫過程中，如有需要，可以輸入關鍵字搜尋和查閱。「主線其實就是韓版的故事，但在主線架構之下，我們如何依據田調的情況填入符合臺灣的情節，經過了不斷的嘗試和調整。」呂安弦分享，一些寫得「太飛」或太誇張的橋段，超出現實的合理範疇，都會被刪去或修改。

林孝謙特別感謝法務部矯正署，從劇本到拍攝、後期，矯正署都有派專員進行協助。呂安弦回想，當時他正在勘景，製片參與了一場矯正署的讀本會議，偌大的會議室坐滿了科員與科長，一頁一頁地認真審閱劇本，指出不合理之處，並切實地提供修改建議。因故事背景設定在 2008 到 2009 年，如果年輕科員遇到一些疑慮，還會特別詢問當年已在獄中工作的前輩，反覆確認。「不論我們怎麼田調，都不會像真正在監獄上過班的人，那麼了解實際情況。」

在拍攝期間，監獄的戲份還有戒護科科長全程陪同，現場核實獄中細節，例如科長、科員或管理員喊出的指令和使用對講機的方式，具體要講什麼內容，都經過科長指導。「我們也會做很多的檢查點，等到片子初剪完後，還邀請了警政人員、社工人員、現場檢查員三組人來看片，檢查對白有沒有講錯。」電影定剪之前，經由這個檢視流程，糾正了一些錯處，透過嘴型去修正和配音。林孝謙特別提及警察抓小偷那場戲，因涉及獄警、刑警兩個體系，分屬不同的律政系統，警階高低差異也導致對話方式不太一樣，「警察懷疑的小偷，同時又是監獄的受刑人，這樣的情況真的非常特殊，所以對白的講法有點複雜。」

「其實臺灣現在的獄政系統是『矯正』而非『處罰』，希望受刑人離開監獄後，順利回歸社會，監獄是他們面對自己錯誤的過渡站，不是在裡面受罰。」林孝謙詳細分享，田調時候在宜蘭三星監獄的見聞，監牢生活較為規律，早上 6 點起床、8 點到「工場」工作，在工場用餐、洗澡、洗衣服，下午 5 點回「舍房」，週一到週五的晚上和週六日可以在舍房自由活動，有些監獄也會安排打坐、誦經、合唱等課程，避免受刑人因閒下來而拉幫結派或心情鬱卒。呂安弦描述，三星監獄的舍房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可怕或黯淡，可以自行布置，雖因獄中資源有限，但還是有人在棉被底下偷藏小黃書。

「田調之後我們就發現，實際情況沒辦法變成『女子監獄風雲』，也沒有機會做到。」呂安弦用「流水線」描述監獄的「點對點」動線安排，受刑人的移動範圍極其有限，幾乎只有從舍房到工場的兩點一線。「硬要加打架的戲也是可以，但我覺得這個故事想傳達的是愛與原諒。」林孝謙點明故事主旨，角色之間的恨或難解的心結，源自人際關係，而非暴力的對待。

「難道女監裡面就沒有搶地盤、相互霸凌的現象嗎？」導演問出一些觀眾內心的疑惑，編劇基於田調所見，強調受刑人們「非常重視加分」，遵守紀律、表現良好就可以被加分，進而獲得「假釋」提前出獄。片中，玉英奶奶阻止大家打架，也是出於擔心被扣分，「真的差很多年，一旦扣了分，假釋申請可能就很難通過，只能在獄中關到刑期額滿才能出去。」

雖無太多外顯的暴力衝突，但女監之中明確存在著「權力」問題。最直觀的就是，受刑人依據分數高低分為「四級」，新收入監的是第四級，分數最高的是第一級。呂安弦解析，分數越高，在監獄裡面能做的事就越多（注3），例如獲得更多的探監次數，收到最多兩公斤的會客菜，每月可以領取定額的「零花錢」，「勾單子」買到髮捲、鯊魚夾、基礎保養品……。「但勾單子也有技巧，如果每次都買好買滿，同舍房的『老大』可能就會要求你『進貢』，拿你的東西來用，或一直叫你請客，把你的『勞作金』都用掉，其實是一個蠻恐怖的生態。」

除卻等級劃分，獄中的階級和權力關係還體現為，受刑人新收入監的時候，不會馬上關去多人舍房，而會先在「新收監」待兩個禮拜，裡面都是剛進來的人，大家都對監獄不熟悉，氛圍可能較為和氣，除非遇到反覆入監的「老鳥」。編導大量查閱真實事件，力求還原女監現況，但因電影篇幅有限，無法交代宥芯先進了新收監，再被分配到舍房，但經由剪輯和演員展現的態度，可以發現宥芯不是懵懂的、對監獄一無所知的狀態。「她只是來到新的舍房，覺得你們這群人是誰啊？」呂安弦點出一處細節，「宥芯走進舍房，衣服也已經換好了，和前面剛下車的時候不一樣。」

此外，不論韓版或臺版，電影開篇就是女主角在獄中誕下嬰孩，有關「攜子入監」（攜帶子女入監）的具體情形，編劇和導演也做了扎實的田調。不同於韓國只能將小孩在獄中養到 18 個月，臺灣允許撫養至 3 足歲，而後還能再申請延期半年，最遲到 3 歲半就要將小孩送出監獄。「因為如果小朋友開始會講話了，就有記憶了，他們不希望孩子留下監獄的印象。」但在田調中，呂安弦也發現，「幾乎所有的媽媽，不會一開始就想把小孩送出去，因為還有 3 年，甚至不會想到要送出去的那一刻。」電影口碑場放映後，有一位科員私訊編劇說，片中母親與小孩分離的那一幕，非常真實，即便一些受刑人了解 3 足歲就要將小孩送走，他們也會刻意不想面對，直到分離的當下，才知道有多崩潰。

在如今的桃園女子監獄，將近 15 至 20 人「攜子入監」，女監裡面整體氛圍較為溫馨，看起來近似學校，管理也偏向人性化。呂安弦分享到桃園女監田調、與輔導員和科員訪談後的感觸，如果小孩到了 3 足歲還沒被送出去，需要上幼稚園，還可以看到幼稚園的車開到桃園女監外面接小朋友上學，下午 4 點再送回來。獄中的育兒設施和托育政策是大概 2015 年以後才出現的，若退回到 2008 年，小孩會跟著媽媽去工場工作，或 10 個媽媽輪流，1 個留下照顧小孩、另外 9 個去工場。

但即使送出了監獄，這些攜子入監的小孩，最終的命運很可能是在 18 歲後，又重返監獄，因為沒有受到應有的保護、缺乏謀生技能、認識了壞朋友等問題，「這是一個非常心酸的現實。」林孝謙希望，社會能夠配備更完善的支持系統，讓這些小孩以及出獄的更生人，能有更好的生存環境，而非像電影結尾的阿蘭或宥芯，只能在加油站打工。

在新北市深坑區的天主教福利會（收出養媒合機構），編劇和導演實際了解到，一個小朋友想被收養，需經多重考量，人們傾向收養新生兒或男性，而殺人犯的小孩、女性攜子入監的小孩、超過 3 至 4 歲的小孩、患有疾病的小孩，通常都較難被收養。

相比韓國原版，《陽光女子合唱團》不僅在首尾增加芸熙被收養之後順利長大、即將迎來 18 歲生日的全新敘事線，也增加了芸熙是早產兒、被查出左眼水晶體混濁，可能患有弱視與先天性白內障。編劇和導演表示，加入「眼疾」的設定，主要是為了讓惠貞合理地盡快將女兒送出監獄，因為芸熙需要及時得到醫治。也使得前面娛樂性的獄友打架段落，扣連回故事主線──芸熙被誤傷，眼疾被發現，還能表明監獄對小孩而言，是一個危險的地方，增加惠貞送走芸熙的動因與推力。

女性角色和母女關係層面，芸熙的眼疾還與玉英奶奶的經歷形成呼應。惠貞有一個生病的女兒，玉英也曾有一位智能障礙的兒子，她在惠貞身上彷彿看見了當年的自己。「其實這是阿嬤的成長與改變」，林孝謙分析，在 30 年前，玉英絕望地毒死家人，原本也服毒自盡卻自殺未遂，造成她與女兒幾十年來的難解心結。但除了死亡，現在玉英有機會給另一個生命一種新的可能，即使芸熙不是玉英親生的小孩，但她可以選擇用新的方式面對當年的問題。所以，為了幫助惠貞實現心願，玉英擔起合唱團指揮的重任，引導大家練習發聲與歌唱。

愛與原諒：音樂扣連的牽掛

雖說「父母之愛子，為之計深遠」，但在惠貞與玉英身上，編導基於韓版雛形，特別加重描繪了，兩相對照的母愛。

於惠貞而言，「愛」是放棄與忘記。芸熙週歲生日之後，一次觀賞合唱團表演的時候，惠貞發現芸熙聽得很開心、很投入，便想趁著女監聯歡會的契機，與獄友們組一個合唱團，經由歌聲，好好跟芸熙告別──這是惠貞送走芸熙之前「唯一的心願」。在惠貞看來「這才是媽媽應該做的事情」，讓芸熙擁有更好的成長環境、盡快治好眼睛，因愛之深遠，所以決定放棄芸熙的撫養權，將女兒送與他人領養，並要求養母隱瞞芸熙的身世和生母的身分，絕不能讓女兒背負「殺人犯之女」的污名。

類似的話，不同視角，出現在玉英的女兒美華（曾珮瑜飾）前來探監之時，她覺得玉英很自私，30 年前玉英「想死沒死成，兩手一攤就躲進監獄」，獨留美華在外面被記者追問，因有一位犯人母親而活得像「過街老鼠」，人人見而驅之。所以，美華故意每年選在弟弟和父親的忌日，也是玉英試圖自盡的這天前來探監，希望提醒母親──這天也是你「毀掉我人生的日子」。林孝謙描述母女之間橫亙幾十年的極大心結，歸結於美華怨恨母親不愛自己，不理解為何母親「連死也不帶上自己」。這種指向母親的憤怒，也隱含著，美華憎恨身為「殺人犯女兒」的自己。

但於玉英而言，「愛」是保全與止痛。30 年前，玉英決定赴死之際，其實是放不下女兒的，她將一些重要文件和祖傳項鏈交給女兒，叮囑女兒一定要好好保管，「以後如果碰到任何事情，至少還有項鍊可以保護你。」呂安弦表示，玉英是在極度絕望的時刻，選擇毒死家暴的丈夫、不健康的兒子和失去希望的自己，因為她「不想拖累家裡唯一一個有機會正常長大的女孩」，也考慮到「如果媽媽走了之後，孩子該怎麼辦」，所以交代好了後事。

《陽光女子合唱團》因邀請到影后與歌手翁倩玉擔綱主演，大幅修改了玉英的角色設定。韓版中，玉英是一位大學音樂系的教授，目睹丈夫出軌自己的助教，一怒之下開車撞死了這對「姦夫淫婦」。臺版中，玉英是風華絕代的歌星，婚後被迫放棄演藝事業，在家相夫教子，一胎是女兒，二胎是兒子卻患有智能障礙，她被醫師丈夫長期霸凌，痛苦地隱忍多年，走投無路之時，才決定讓丈夫喝下混有毒藥的酒水，餵兒子服下蘸有毒藥的糖果——因為不想在自己自殺後留下病兒繼續痛苦。改編過程中，呂安弦參考了 1980 年代「陳高蓮葉毒殺兒童案」，屏東一位婦女因疾病切除子宮、無法生育而遭到丈夫與婆家冷落，變得精神異常，自製帶有氰化物的毒糖果送給附近孩童，造成七名學童身亡，她也被判處死刑。

電影後續，玉英留下的手寫信開篇，也明確表達了對女兒的愛意與歉意，她不敢奢求女兒原諒，自責無法給予女兒應得的照顧，帶著滿滿的懊悔、遺憾與深愛，唯願女兒此生幸福快樂。這段話，看似是玉英對女兒說的，實則也是惠貞的心聲──兩位母親，不同處境、相似心境，經由組成「陽光女子合唱團」，達成彼此的慰藉。「那些愛過的人現在都好嗎……緣分會讓相愛的我們互相牽掛」，搭配玉英的書信獨白，〈再見的時候〉歌聲響起，惠貞送別女兒，玉英撫慰了過去選擇放棄的自己，也療癒了銀幕外的觀眾，戲裡戲外同時淚目。

談及本片的「催淚彈」魔力，林孝謙分享，除了透過戲劇事件的組合，還嘗試運用音樂和聲音引導觀眾的情緒。主創團隊結合對劇本的想像進行選曲，從 70 多首旋律中選出〈幸福在歌唱〉與〈再見的時候〉，林孝謙再依據故事內容、音樂出現的戲劇段落創作歌詞，使得歌詞也能服務於角色、情節和情緒，整體感覺「非常貼合」。再者，拍攝合唱時候，由哪位演員唱哪段歌詞、鏡頭要帶到誰，也都經過精心編排，導演預先就設定好「唱到哪句的時候，要打到觀眾心裡的什麼點」。

例如〈時間之歌〉，扣連起玉英奶奶得知自己罹癌之後「想出去看看世界」的心情，將 1918 年日本民謠〈海濱之歌〉（〈浜辺の歌〉）重新填詞，透過關於時間與親人的歌詞，補足角色沒說出口的話。「歌詞是一種隱藏的文本，而且歌詞可以講得比較多，哲學心理學（philosophical psychology）層面，可以講得比較白。」林孝謙直接念出「世上的人匆匆一別，再見已是何年」這句歌詞，感覺有點尷尬，但經由歌曲，就能較為自然、舒服地流淌出來，與劇情「交織」在一起，讓觀眾明白電影此刻想傳達的內容和情感。

再如，玉英奶奶留給獄中姐妹們的書信，「我原以為後半生注定黯然無光，卻因為有了你們，有了合唱團的大家，讓我在生命的最後還能擁有希望……生命如此短暫，珍惜每一個能愛人的機會……願你們跟那些不願錯過的人，都有再見的機會……」搭配玉英的獨白，畫面出現玉英女兒美華來到監獄領取母親的遺物和骨灰，女子合唱團的大家聚集在圍墻附近，唱歌為玉英送行。美華沿著監獄圍墻前行，〈再見的時候〉歌聲飄蕩在半空中，「那些愛過的人 現在都好嗎／還記得我吧／不願錯過的人 在心底留下／留下一朵花……」歌詞所唱與玉英的遺言相互對照，這一幕也非常催淚。

劇本撰寫期間，呂安弦就有意尋找幾首最關鍵的、代表女性成長和姐妹同心的歌曲，用於片中的表演片段。「剛開始想到謝金燕〈姐姐〉（2013），卻發現年代不在 2008 之前，所以換成〈練舞功〉（2006）。」呂安弦指出，〈練舞功〉也是一個象徴，一群人組成了合唱團，要開始努力練習唱功了。「陶晶瑩〈姊姊妹妹站起來〉（2001）也是在劇本階段就定下的歌曲，很好地代表著姐妹一起成長。」

「我們這次找了四家唱片公司，分別選歌。」為求音樂和曲風的多元化，實現洪佩瑜與 A-Lin 的夢幻聯動，林孝謙沒有採取與同一家唱片公司合作的「最簡單處理版權的方法」，這就帶來了需要談四份合約、付四份費用等實務層面的繁瑣流程。但音樂的多元化，也與角色的多元化、故事的落地化緊密關聯。

編劇與導演不僅投注大量精力辯論性別、權力等核心議題，每位主要人物的背景設定，也經過反覆斟酌。所謂改編的「落地化」程度，就包含了角色設定和歌曲選擇，「要唱哪些語言的歌，英文歌可以嗎？臺語歌呢？」林孝謙細數選歌時候產生的討論，受刑人會英文嗎、臺語歌是否「很 low」、rap 能否唱臺語……，「我們想辦法打破語言和階級的界限，他們可以唱英文歌〈Amazing Grace〉（〈奇異恩典〉），也可以唱很有趣的臺語歌〈練舞功〉，還能唱臺語的 rap，而且那些 rap 的詞都是從孫淑媚（飾演黃珮瀅）罵人的台詞裡面編進來的。」音樂、節奏、語種都是公平的，電影中既有傳統的福音歌曲，也有阿卡貝拉、Jazz 的風格，「我們把不同的音樂類別一併呈現，沒有高低之分。」

同樣沒有高低之分的是合唱團成員們，從年長到年輕，高矮或胖瘦，原住民和客家人，都有納入團中，「因為監獄電影是比較特殊的題材，我們特別注意這些表達，盡量呈現多元的臉譜。」林孝謙表示，監獄是一個可以容納不同族群和階層的地方，不論歌唱明星、中產階級或酒店小姐，大家都被關在了一起。田調時候，編導在監獄遇見的受刑人，並非每個都是凶神惡煞的，大部分看起來就像是「一般人」，眼神還會不自信地閃躲，「看到他們的眼睛之後，我知道了，他們還是『人』。雖然他們做錯事，也付出了代價，但應該要像『人』一樣被對待。」

基於尊重「人」的創作立意，呂安弦依據田調見聞，寫了一場「技訓聯展」（矯正機關教化藝文及技訓作業聯合展售會）的戲份。這是每年一度的大型活動，全臺各間監獄聯合販售在工場裡面產製的醬油、牛軋糖、肥皂等產品，還會舉行一些表演，類似監獄之間的「PK 賽」，也可以幫受刑人加分。因為惠貞「攜子入監」，典獄長提議，讓惠貞和芸熙帶著他們監獄產製的紅豆麵包，來到「技訓聯展」進行販售。但中間過程，呂安弦笑說自己寫了一些較為「drama」（抓馬／戲劇化）的橋段，有記者來採訪攜子入監的惠貞，導致惠貞分神，沒有留意到，芸熙坐在嬰兒車上跑走了。大家準備乘車返回監獄，芸熙忽然不見，獄警育雯（陳庭妮飾）在她和惠貞的腰間綁了一條繩子，兩人一起去找小孩。但來到一個岔路，為了抓緊時間，惠貞提議把繩子解開，一人走一邊，育雯猶豫之後，解了繩子，後續在約定地點等候多時，惠貞也真的回來了，沒有偷偷跑走，所以育雯和惠貞的關係變得更好、彼此信任。她們在演藝廳裡找到了芸熙，芸熙被合唱團的歌聲吸引著，此時惠貞也才意識到，原來芸熙喜歡合唱。

描述完這段「原本寫了」（後來刪了）的內容，呂安弦忽然笑道，製片預估拍攝成本至少 300 萬，可能還要拍兩天。林孝謙也笑著列舉執行層面的難點，要有展場、攤位、逛展的人群，小孩到處跑、大家去追小孩……，「這真的超難拍，光是小朋友抓周那場戲，我們就拍了兩天。」

眾裡尋她：演員牽起的契機

問及《陽光女子合唱團》的改編緣起，呂安弦默契地對林孝謙說，「授權是你（來回答）的部分」。林孝謙回溯，2010 年看過韓國電影《美麗的聲音》，就一直非常喜歡這部片，只是年輕時他們還沒有「買版權」的概念，15 年前的臺灣也較少操作改編電影。直到 2018 年拍完《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經歷了相關的歷練，林孝謙規劃啟動《美麗的聲音》改編專案，但屢遭拒絕，「連當時因為《比悲傷》賺了錢的資方都拒絕了。」在投資人看來，《美麗的聲音》主要有三大翻拍難題：一，如何集結多位女明星「素顏出鏡」，並實際進入監獄拍攝；二，監獄題材的類型片在華語市場較難賣座，前一部在臺灣的商業成功之作似乎是 1991 年的《火燒島》；三，片中同時出現老人與小孩，尤其一歲左右的小孩，非常難拍。

「群像戲成本高，監獄戲不好拍，他們說，你去拍愛情片就好了，不要拍這樣子的電影。」林孝謙表示有點「介意」此類講法與標籤，便主動寫信給電影的版權方韓國 CJ 公司（CJ Entertainment）詢問授權事宜，「但 CJ 開了一個很高的價格，還說其實有別人也在搶版權。」呂安弦回憶，版權金高得他們「根本不可能付得起」。但出於對韓版的喜愛與改編的期待，林孝謙鍥而不捨地做了一份詳盡的企劃書，還附上一封「Dear CJ」開頭的真摯郵件，表明將非常認真地對待這次改編，並請來《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的女主角擔綱主演，陳意涵當時已是一位孩子的母親，與電影角色存在高度共鳴……，「他們後來才同意用還算優惠的條件，把版權授予給我，但只授予 3 年。」

「結果，就遇到了疫情。」編劇與導演同時發出一聲長嘆，授權所剩的時間無多，林孝謙又再致函一封「Dear CJ」，「due to the COVID……」因受疫情影響，懇請延展授權期，「他們給了 6 個月的 extension，所以我必須在那個時間內開機，不然版權就作廢了。」然後，感謝老天，就在這個時候，劇組遇到了翁倩玉（Judy 姐），「有了翁倩玉，就有了所有人。」

《陽光女子合唱團》宣傳伊始，「金馬影后」翁倩玉「暌違 47 年重返臺灣大銀幕」便是一個吸睛亮點，主創們已在諸多放映與採訪場合，細緻描述如何與翁倩玉結緣，從一段演唱會宣傳影片，到現場觀摩演唱會，發現翁倩玉充沛的體力與活力，再而推進合作洽談與劇本改寫。「找到 Judy 姐之後的事情，就由安弦來講。」但在遇到翁倩玉之前，林孝謙曾列過一份「玉英人選」名錄，依據片中角色的「指揮」職位，要求演員一定要是「音樂人」、出過唱片，「對於音樂的旋律和拍子的感覺，是演不出來的，身體記憶騙不了人，必須很清楚音樂的拍點和表達。」

遇見翁倩玉之後，呂安弦回想，「我就拿著故事大綱去找 Judy 姐，她蠻有興趣來演的。」當時玉英這個角色，延續韓版設定，依然是一位大學老師。「我也是第一次見到 Judy 姐，她的狀態不像實際年齡，看起來只有五十幾歲而已，非常有活力，非常優雅。」互動過程中，呂安弦如見「巨星」，翁倩玉的氣質與氣場已然超越了一位音樂老師給人的感覺，「所以在聊天當下，我就問 Judy 姐，如果把你的角色改成一個歌手，可以嗎？」翁倩玉欣然答應，覺得這樣更貼近自己的生活，也可以有更好的詮釋，而且提出，希望在電影中唱歌。於是，呂安弦對故事進行了大幅改寫，玉英曾為歌手，絕望地入獄後，也藏起了自己的過往，直到惠貞想要組成一個合唱團，喚醒了玉英內心深埋的音樂之愛，眾人也才看到玉英其實具有唱歌、指揮、彈鋼琴等音樂技能。

「然後，難關就跑到我這邊來了，合唱團的指揮，要怎麼同時也能唱歌？」林孝謙說，他們想盡辦法塑造出片中的畫面，用「分句」的方式呈現合唱。在田調過程中，導演多次請教指揮老師洪晴瀠（新北市秀朗國小兒童合唱團的音樂教師），探討指揮和唱歌的方式。「她很嚴格！」編劇與導演再次異口同聲說道，演員在現場不能唱落拍。林孝謙拿出一些排練和拍攝時候使用的樂譜，上面寫有洪晴瀠老師的筆記，例如「四拍子指揮」，指揮的手勢和動作，洪晴瀠上課教過之後，翁倩玉也需要回去再練熟。現場拍攝時候，洪晴瀠也跟隨在一旁進行指導。

臺版不只調整了角色的身分，玉英的結局也完全不同於韓版。原著中，韓國忽然恢復死刑，玉英原本的死刑判決即將執行，她先回家與兒女共進晚餐，然後在獄友的歌聲中，走向死亡……。《陽光女子合唱團》結合臺灣實際情況，編導經由田調發現，臺灣已將近 20 年沒有女性受刑人被執行過死刑，故而將玉英離世的原因改為疾病，也扣回玉英決定加入合唱團的主線，塑造出玉英這個角色的轉折與人物弧線。在得知自己命不久矣、即將走向生命的盡頭，玉英想為惠貞和芸熙做一點事情，藉此彌補當年自己與女兒的遺憾。

此外，編劇和導演還結合臺灣的案件，修改角色設定與犯罪背景。「其實也可以完全照搬韓版的犯罪內容，那些都是很情緒化、能夠牽動觀眾共鳴的事件。」但呂安弦覺得，想要做好「在地化」，需要參照一些臺灣真實發生過的案件，「至少讓人覺得這些事情不是亂掰的。」除了前述提及的「陳高蓮葉毒殺兒童案」，還有一位來自委內瑞拉的「阿奈」，因被友人誆騙，攜帶入境的充電器裡面藏有大量一級毒品。阿奈的小孩留在委內瑞拉，但她過了 16 年仍在臺灣的監獄服刑，剛來的時候一句中文不懂，如今中文已經非常流利。類似的設定，被改寫到了《陽光女子合唱團》的邱秀蘭（安心亞飾）身上，「姐妹介紹她走私一箱充電器，沒想到裡面裝有毒品」。

縝密規劃：高度專業的執行

《陽光女子合唱團》拍攝週期 45 天，提前一個半月「進大組籌備」，演員也提前進行歌舞的訓練與綵排。林孝謙用手機播放了一段當時的綵排畫面，詞曲都已確定，演員誰唱哪句歌詞也已分配，排練分為「個別排練」與「整排」，在整排時候還要熟悉舞蹈的走位，攝影指導趙冠衡也在整排現場，用 A 機和 B 機模仿拍攝時候可能要抓取的角度。

攝影層面，沒有參考韓版的構圖或運鏡，因年代相距久遠，拍攝的風格、方法、器材都不太一樣。談及與青年攝影師的合作，呂安弦感覺近似「玩在一起」，因為彼此是平輩，可以直接討論意見，對於劇本有任何想法，趙冠衡也都直言不諱。林孝謙翻開幾份紙本資料，其中有全片的文字分鏡，仔細標註特殊器材、單場之間的銜接，《陽光女子合唱團》運用較多「閃回」交代角色背景，惠貞、玉英、宥芯等不同角色的過去和回憶，都做了不同的色調與鏡頭運動設計。

「整體顏色的調性，我們用了較多暖色，即使外面在下雨，也要有陽光。」林孝謙形容，全片的「陽光感很充足」，舍房看起來比室外還溫馨，也許這段在女監相互陪伴的經歷，會是幾位主要角色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刻」。劇組召開「風格會議」時候，美術、攝影都會提出每個故事階段的顏色與拍攝方法，例如玉英年輕時的那段回憶，攝影風格是使用很多「框」的構圖，幾乎每一顆鏡頭前面都有一個框，以此呈現玉英被困住、被侷限的感覺，攝影機也主要是定鏡。但在監獄的場景，例如合唱團的活潑段落，攝影機就會出現較多的運鏡與運動。

《陽光女子合唱團》全片最催淚的「大場面」，舞台上，惠貞與多年未見的芸熙重逢，畫面、歌詞、情緒，三者相得益彰，直擊人心。女監合唱團在台上的表演暫告一段落，忽然，全場燈暗，童聲合唱團唱著〈幸福在歌唱〉從台下走進來，「我聽見幸福 幸福在歌唱／唱人世悲歡 終化成土壤／陰晴圓缺 花開花謝 學會了原諒／你將最美的夢 遺落在我心上……」芸熙（已被收養，改名子晴）也在孩童中，走上舞台，牽起惠貞的手，惠貞意識到，眼前這個稍微長大的小女孩，正是她的女兒，此時畫面閃回到，之前收養法庭的場面——「李惠貞女士，如果你回答『願意』，你將無法繼續撫養你的小孩，法律上你也將不再是她的母親，你願意嗎？」在法官詢問下，惠貞含淚說，「願意」。畫面再切回合唱現場，芸熙（子晴）唱完最後一句，「如果世上有天堂 此刻你在我身旁／從不曾被 遺忘」。

銀幕時間約十分鐘的戲，劇組一共拍了五天。林孝謙從紙本資料中取出這場戲的機位圖和分鏡，詳細解說拍攝構思與執行情況。雖然電影片中剪輯在了一起，但實際拍攝時候，因使用到搖臂等大型器材，還要搭配音樂、舞蹈、燈光等變化，所以分為台下／台上兩部分進行。台下有 200 多位觀眾，拍了兩天，把觀眾的反應、童聲合唱團進場等需要的機位都先拍完；後續三天，拍攝台上的合唱與表演。小朋友出現時候，光線全部暗掉，只留兩條光束，或 rap 演唱時候的七彩燈光變化，都是現場打出來的，需要先做好編排，提前完成架燈等步驟。且因用到小朋友演員，劇組的工時也需特別注意，不能超時，所以前製時候必須把一切都設計清楚。

這場感人又心酸的大合唱表演，在台北生技園區多功能廳取景。呂安弦回想，勘景時候也看了不少臺北與新北能夠表演合唱的場地，要麼大小不合適，或顏色太花，但這個多功能廳很新、很漂亮，外面的廁所和休息室，也符合片中警察懷疑女子合唱團受刑人偷竊戒指的故事安排。

監獄的場景，主要由四個地方拼成。導演翻開一疊拍攝期間的通告單，幾乎每日都在七點左右出班。監獄的外景，在宜蘭三星監獄取景，受刑人在走廊報數、操場跑步、惠貞跑出去追小孩、最後在圍牆旁邊唱歌送別玉英，都是在三星監獄拍攝的。舍房則依照三星監獄的舍房標準，一比一丈量後，在棚內搭景「復刻」，還搭了半條走廊作為內景與外界的銜接。監獄禮堂在萬里國中的禮堂取景，餐廳打架的部分在桃園航空城拍攝，加上棚內搭景的舍房，監獄內景由這三處場景拼接。

片中，女子合唱團成員海選完成，在獄中禮堂準備排練之前，大家圍坐一圈進行自我介紹，表明入獄原因，而後，又再為取團名而七嘴八舌地議論，此時，惠貞看到窗外照進來的陽光，提議就叫「陽光女子合唱團」吧。這段內容，是在林孝謙提出「陽光」核心概念後，呂安弦落本寫成的。也就在拍攝這場戲的間隙，林孝謙抓拍了其中一版電影海報，請合唱團員們做出自己覺得最漂亮的姿勢，想像是在拍攝時尚雜誌的封面大片，所以那些即使看起來「奇奇怪怪」的動作，都是她們覺得「最漂亮的自己」。而且，《陽光女子合唱團》的片名標準字也經過精心設計，排成了一個圓圈，呼應這場圍坐一圈的自白，因為這場戲之後，「陽光女子合唱團」就正式成立了。呂安弦回味道，「這段戲很重要，奠定了整部電影的樣子，這一群被關在陰影裡的受刑人，只要他們願意轉變，那一刻，陽光也會透過窗戶傾灑進來。」■
 
．封面照片：《陽光女子合唱團》導演林孝謙、編劇呂安弦；攝影／桑杉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