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山形】無法直接的電影，在螢幕與螢幕間安居──2025 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競賽片選評

編按：2025 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於今年 10 月落幕，本屆國際競賽大獎由記錄法國環境運動的《綠色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奪得。本期《放映週報》刊載作者翁皓怡於山形現場的評論一篇，以紀錄片所記錄下之「螢幕」，而非戲院觀影的「銀幕」，作為對本次山形影展四部競賽片《What Did You Dream Last Night, Parajanov?》、《Writing Hawa》、《With Hasan in Gaza》與《A Stone’s Throw》的評論切入點。請見本篇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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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表述或回應「現實」的方式和媒介隨著科技進步不斷變化和拓延，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以下簡稱山形影展）作為亞洲歷史最悠久的紀錄片影展，其每屆選入的競賽片和策劃的單元，也很大程度形塑了觀眾對當代紀錄片發展樣貌的想像。2025 年山形影展回顧單元聚焦「直接電影」（direct cinema），選映從 1940年代到 1990 年代的影像，其中包含戰爭紀錄片、婚禮籌備、音樂或行為藝術現場演出、政治圓桌紀錄等。這些直接電影摒棄旁白解說、劇本，與任何重演鏡頭，直接地裸裎一個「現況」，記錄下一個特定的事件。觀看這些直接電影時，能感覺到一種「即時性」與「臨場感」，然而，當今更多的紀錄片工作者面臨到的問題正是己身的不在場，以及事件時間的滯後。世界動亂至此，當「現實」與「真實」不再「直接」地存在，紀錄片又會長成什麼樣子？

綜觀 2025 年山形影展入圍競賽片，不難發現許多處理戰爭、離散與記憶的紀錄片，其中大量出現的共同元素包括不同的「螢幕」與質地特殊的媒介，一層層地將觀者我們與所謂的「現實」隔離開來，然而這些「不直接」的、遲滯的螢幕與媒介之框，或許才將成為當今我們觀看艱困現實的重要窗口。本文試以本屆影展四部影展競賽片──《What Did You Dream Last Night, Parajanov?》（2024）、《Writing Hawa》（2024）、《With Hasan in Gaza》（2025）、《A Stone’s Throw》（2024）——為例，論析片中不同形貌的「螢幕」如何成為創作者與無法被直接記錄下的地方與現實之連結。

低解析度視訊

本屆「亞洲千波萬波」競賽中奪得小川紳介獎的《What Did You Dream Last Night, Parajanov?》便呈現了網路視訊螢幕。導演 Faraz Fesharaki 集結了 10 年以上，身在柏林的自己與伊朗父母、家人視訊的影像，電影前半段便由這些影像堆疊而成，穿插紅色字卡的日記與詩句。這些 Skype 視訊影像畫面粗糙、解析度甚低，被投影到大銀幕播放更放大了像素化的效果，我們看見銀幕裡的螢幕，正是導演 10 年來看著的螢幕，與他一同感受如此和父母視訊的隔閡與連結。這些日常的視訊對話除了是導演紀錄的母素材，也確實是身在遠方的他唯一看見家鄉現實的媒介，因此花費大量時間呈現視訊畫面的意義即在強調：視訊的虛擬現實，就是離家的導演所認知的家鄉伊朗現實，這樣的影像效果大不同於身體在場者執起攝影機尋找視角與構圖式地拍下身處的實體空間。導演的父母日復一日、一次視訊又一次視訊，白天、黑夜、冬天、夏天，出現在固定的幾個背景空間，相同的機位與角度，讓螢幕另一端的人（導演、觀眾）重複性地以這樣扁平、二維的圖像記憶和理解「家」的空間。而這些視訊畫面中的父母則以「低解析度」、「遲滯」，甚至聲音與嘴形時常錯位的形象被引介與認識，父母和家彷彿成為虛構角色與場景，加上他們幽默具表演性的對話──比如父親總是從後方房間走出來，端出欲向兒子展示的酒水和食物──更使得一切成為真空於現實，彷彿虛擬的存在。觀者隨著視訊畫面的重複、時間累積，進入了這個銀幕中螢幕的雲端世界，在那裡，家和家中的父母，建構出雲端的現實。

視訊通話雖是人與外部世界的連結，然而在《What Did You Dream Last Night, Parajanov?》中，Fesharaki 與父母的視訊畫面大多未見房間與家屋以外的空間，因此觀眾的時間感模糊，同時對整理素材的紀錄者來說，時間感也是遲鈍的。紅色字卡云：「我們多幸運四季存在／可以談論天氣」，談論螢幕兩端人所在地的天氣正正是視訊連結重要的依憑。而在《What Did You Dream Last Night, Parajanov?》中，雖然觀者同導演都被視訊螢幕鎖在室內，但世界各處發生的事，如以色列在加薩的屠殺、家鄉伊朗的現況等，仍飄蕩在看似封閉的視訊螢幕對話裡。封閉的螢幕空間，透過語言中的外部世界現況與四季感知，以及兩端人同步吃飯、「掛睡」的行為，擁有了特殊的時間質地。

《What Did You Dream Last Night, Parajanov?》最巧妙動人的段落，便是在堆疊了許多視訊畫面後，一個轉場黑屏，房間的燈亮起，畫面來到 Fesharaki 的柏林公寓，只是這次不是透過視訊鏡頭，攝影機架在低平位置向門口拍，記錄下導演第一次帶家人來到柏林公寓的情景。一行人開門打開電燈後，我們第一次在本片中看見非視訊鏡頭拍下的、非另一個螢幕的畫面，高解析度的影像裡，鏡頭搖動拍下四人參觀公寓──導演離開伊朗後在異鄉建立的新的家──的過程。此處拍攝方式與呈現這個家的空間感大不同前半段視訊畫面中可見的平面、幾乎全是定鏡的鏡頭。一直以來都模糊不清、充滿顆粒感、聲音總是延遲的家人，更在此時終於成為立體的存在，彷彿終於從螢幕的另一端走了出來。如此空間建構與被攝人物形象的前後對比，意在讓觀眾共同感受那「銀幕中的螢幕」所建立起的連結中的時差與空間差，以及人們安存在這樣時空差裡的模樣。

被中斷換手的攝影

同樣有關視訊，「亞洲千波萬波」競賽中另一部來自阿富汗的紀錄片是《Writing Hawa》，片頭畫面是導演之一的 Najiba Noori 因塔利班重新掌權，被迫倉促離家前往巴黎，飛機降落在巴黎時的窗外景象。於是我們知道接下來的影片不只是倒敘與回憶，我們所將見到的「阿富汗家鄉的影像」在各種意義與層面之於觀者、紀錄者，都是一種已經消失的存在。Hawa 是導演的母親，起先她開始拍片是想要記錄母親的故事，從她在家屋裡的身影，到她近年始學習識字、書寫的過程，乃至出門壯遊的生命經歷，然而記錄過程中因塔利班政權再次控制阿富汗，Najiba Noori 不僅自身流亡，也與母親分離。紀錄片中後段，當倒敘中的時空與開首導演畫外音自述落地巴黎的時空終於重合，影像便來到「失去家鄉阿富汗」以後的時空。不同於《What Did You Dream Last Night, Parajanov?》導演 Fesharaki 離開伊朗後，藉由網路視訊攝影機的鏡頭記錄下自身不在場的家屋樣貌，Najiba Noori 離開阿富汗後，她的攝影機也跟著離開，爾後時空的影像都由哥哥──亦即另一位導演 Rasul (Ali) Noori──的攝影機接手。因此我們也可以明確觀察到攝影機拍攝家屋內部空間和母親時視角的不同，於是我們同身在巴黎的 Najiba，接收遠方拍攝傳輸過來的影像，既熟悉也陌生，而她更持續在剪接的過程中記憶回不去的家鄉樣貌。我們不只想像 Najiba Noori 坐在電腦前，看著螢幕裡哥哥攝影機螢幕所拍下的家鄉現實，畫面裡更時常拍下她與母親視訊的手機螢幕，以及開始更大量出現並被拍入畫面中的電視機螢幕，分隔兩地的人僅能透過收看關於家鄉的新聞感受彼此的存在。可以說，《Writing Hawa》紀錄片內容隨著拍攝過程的變形、長大，以及因而加入的雙導演和攝影，正展現了一個創作者失去自己已熟悉的螢幕之框，再找到另一個螢幕的過程。

迷你 DV「travelogue」

本屆山形影展除了有「Palestine—Memory of the Land」單元直接以巴勒斯坦為命題，涵括 1980 年代至今關於巴勒斯坦土地記憶、文化歷史的作品，在「亞洲千波萬波」競賽和國際競賽單元中，亦可見當今巴勒斯坦創作者對現狀的回應。盧卡諾影展首映的《With Hasan in Gaza》於山形影展獲得國際競賽首獎，這部片是我近年看到新的巴勒斯坦紀錄片中最「舊」、最不直接拍當下，卻又驚人地幾乎就是當下事的作品。擅長處理檔案影像的 Kamal Aljafari 此次的影像素材來源於自己在 2001 年前往加薩走廊欲尋找曾經的獄友，與當地的嚮導 Hasan 同行，以迷你 DV 攝影機拍下的「travelogue」。Aljafari 不斷強調片中所有的影像都是早已存在甚至毋需多加剪接、架構的一段個人故事與歷史，僅是自己近期突然在資料庫裡找到這些影像，才想起它們的存在。有趣的是，Aljafari 保留了電腦資料庫中資料夾的名稱為片名「With Hasan in Gaza」，如此「人、事、時、地、物」的標籤註記，與其所使用的媒材──迷你 DV 錄影帶──在在呈現出私人、家庭影像保存與歸檔的狀態。於是，觀影本身就是去打開塵封的個人檔案影像，而這些私影像在當今公映，更是在肯認加薩「人、事、時、地、物」的名份與實質存在。

於是前文所提出的「銀幕／螢幕中的螢幕」之概念來到《With Hasan in Gaza》，便是那保有 20 餘年時差的檔案影像方框，迷你DV的質地，當年剛開始學習拍攝與記錄的 Aljafari 凝視加薩的目光，以及與現今狀態大相徑庭的真空加薩時空。正因為當時拍攝的 Aljafari 以一個隨性「travelogue」的形式記錄，因此能在這個迷你 DV 的螢幕中看見孩子們向攝影機揮手、展現自我，甚至要求入鏡與被拍下的種種畫面，持攝影機的人與被攝者都如此有意識攝影機的存在，以及這個小螢幕的記憶功能。《With Hasan in Gaza》一定程度保留了「不完美」的影像──那些行旅中等待的時間，以及放下又拿起攝影機之間的「閒置」──時間的連續性與這之中空間的展延，肯認了立體時空的存在。那些現在可能已經不存在的臉孔，地緣政治上幾乎被消失的土地，在個人資料庫的標籤名稱裡，在影像 zoom in 又 zoom out、手持攝影機隨手起落連貫著建構的時空中，永遠被記憶，也永遠被真空保存在過去時間的迷你 DV 質地之框中，抗衡著當今時空正發生的暴力。

有裂痕的衛星地圖

如果說《With Hasan in Gaza》在電腦螢幕上打開了塵封的另一個螢幕，隔著累積的年月，隔著紀錄片初心者生手的生澀與不帶目的的天真，以及厚重顆粒感的一層膜，才得以抵達當今難以直接前往的現實空間，那麼《A Stone’s Throw》則是以 Google 地圖的衛星畫面呈現難以歸返的家鄉。Google 地圖定位「基爾庫克海灘」，俯拍的衛星畫面放大、縮小，左右移動，定點放大再放大，地圖尺度越來越小，我們進入街巷空間，飄移在路上，找到一條路向前「走」時，因為網際網路傳輸速率與地圖非完全同步和即時的性質，出現「斷裂的海洋」與畫面滯留，空間更不時扭曲變形。畫外音念讀 Google 地圖地標上的一則則評論，這些疏離的語言和影像的不連貫，建構了一個介於現實與虛擬之間的螢幕，而這個螢幕便是如今創作者通往熟悉之地的觀景窗。

《A Stone’s Throw》中也能見疊加於衛星地圖上的其他影像，其中一個使用的重要的檔案影像是 1930 年代始於海法海岸建造的基爾庫克－海法石油管線的施工黑白相片，起先我們看見模糊沙灘上的人群，接著畫外音示意縮小檢視範圍，我們看見相片全貌：長長的石油管線一路從海濱延伸到岸上，管線四周聚集著一群一群的阿拉伯工人。照片上的螢幕動作移動放大著不同的工人，最後聚焦在其中一群工人身上，不斷放大至看見巨大且粗礪的點陣，幾乎快要看不出人形體的輪廓，這使得我們意識到檔案影像的窮盡與記憶的有限。然而同時，當螢幕運動再持續放大那些點陣，便形成一整片黑、白、灰圓點圖。原本是照片佔據了螢幕，漸漸地我們好像從這個螢幕裡，掉入了照片之中，在靜止相片的盡頭，動態的螢幕動作──放大──中開啟了另一個不同質地的圖像，更開啟了一個通道，讓觀者跟著掉入一個不存在現實的時空中，是以處理直接紀錄所不能。

結語：螢幕中的通道與連結

《A Stone’s Throw》中將那張歷史照片放大到成為充滿鬼影的點陣圖模糊影像的螢幕動作，使我想起《What Did You Dream Last Night, Parajanov?》中一段視訊過程中，導演的母親打開窗戶，畫面放大窗外白天的景色，是完全過度曝光的一片白色，觀者從起初模糊看不清楚因此想細看外部世界的景色究竟為何，到隨著螢幕不斷 zoom in 到窗外白色色塊佔據了整個螢幕後，方才意識到想要真的在「眼見為憑」的影像紀錄中看見「現實」──尤其是不在場空間的外部世界現實──如此不可能，在現存有檔案資料與畫質的有限下，在螢幕之框平面與四邊的限制下，唯一「看盡」的方法，反倒是重新建構自己的現實，介於真實畫面與延遲衛星或視訊影像的現實。

正因此，在創作者嘗試「不直接」地與不在場、已消逝的現實互動時，需要想像作為橋樑。比如《What Did You Dream Last Night, Parajanov?》影片第二段──以「愛與希望」為題，導演與母親寫信寄予彼此，寫信的畫面是重演，信件內容虛實難辨，我們不確定這些是導演想像與編纂的，抑或來自他真實收到的母親來信。母親的信中提及現已乾涸的扎因代河（Zayande Rud），畫面由河流搖動到岸邊石頭上的父母，微觀特寫著父親的拐杖、兩人的茶杯，不由得令人想起 Fesharaki 擔任攝影的《喬治亞天空下》（What Do We See When We Look at the Sky?，2021）多顆以 16mm 膠卷質地拍下人、物、空間的局部特寫，這些鏡頭展現著影像日常的魔法。回到扎因代河的畫面，此處有的則是紀錄與記錄者「再觀看」、「再想像」的魔法。《What Did You Dream Last Night, Parajanov?》片末河邊的這些影像是 Fesharaki 仍在伊朗時拍下的，過去的影像如今成為當下虛構信件的畫面。再次觀看、想像、編輯過去時空的影像，長出新的故事與目光。

《With Hasan in Gaza》電影最末來到家中，孩子的名字碰巧也叫 Hasan，孩子從 Aljafari 和嚮導 Hasan 手中接過攝影機把玩，隨手拍屋內的人們，拿起與放下，不太按暫停鍵，讓影像時間連貫跑動，時而等待時而開始認真拍攝，男孩 Hasan 持攝影機的方式驚喜地幾乎與嚮導 Hasan 相同，而嚮導 Hasan 這樣凝視加薩土地的方式，也已在這趟旅程中傳遞給 Aljafari。在攝影機／螢幕的交替、接手過程中，一種尋找與記憶生命的目光也跟著傳遞下去。觀看這些紀錄片時，總為創作者或被攝者無法抵達的空間感到悲憤，但在那些斷斷續續、模糊不清、質地有所隔絕的影像中，仍慶幸閃爍想像之光的連結突破著框架生成著。

「對一個失去家園的人來說，寫作成為他安居的地方。」──阿多諾（注1）

同時，我們也可以想像「螢幕中螢幕」的概念是創作者製作、剪輯的螢幕，對擁有離散經驗的創作者來說，其作品從製作到出品的國別要不是跨多國、要不就是單一的創作者現居國。因此容我挪用阿多諾的話，若將「寫作」改為螢幕／銀幕，其作為一個安居的「地方」（place），這個地方不只是前所提及影像中各式螢幕概念建構出的虛擬、雲端空間，更也是從透過攝影機觀景窗觀看己身不在場的故鄉，到透過電腦螢幕剪接、製作電影，乃至來到世界各地的大銀幕放映的過程中，他們穿梭在這些連結的縫隙間，讓自己的家鄉空間與身分存續。■
 
．封面照片：《Writing Hawa》電影劇照；僅作報導及評論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