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北影】「老派」影評的浪漫：訪柏林影展策展人潔西卡江
「我從不在影評寫票房預測！⋯⋯我對電影的『交易面』沒有太大興趣，我比較希望討論回到電影本身。」
應 2025 年台北電影節邀請，《綜藝》資深影評人、柏林影展策展團隊成員潔西卡江（Jessica Kiang）來臺參與「國際新導演競賽」評審工作。潔西卡江出身北愛爾蘭，畢業於英國東安格里亞大學（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UC Santa Barbara），她曾任職廣告業，15 年前她轉換跑道，擔任全職影評人，以獨立撰稿人身份維生。她是網路媒體《The Playlist》最早的一批編輯和作者，2014 年以來，她為《綜藝》、《視與聽》、《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電影評論》撰稿。
這是一個這樣的時代，世道流傳好萊塢電影深陷「末日危機」，而臺灣當下也深陷民主危機。在一篇潔西卡江任職的貝爾發斯特影展訪談中，她提到：「越來越多人，在競逐越來越稀缺的注意力。」事實上，作為個位數的英美世界產業大報，潔西卡是世界僅剩少數的英語大報權威影評，值得注意的是，她的「晉升」其實也不過是近 10 年來的事。
作為影評、影展人的新晉「權貴」，她是顯然其中最具有強烈性別與階級反身性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或許是廣告背景出身，她挖掘亞洲大師、獨立新銳不遺餘力，犀利、快手，時而力排眾議的影評文字，讓她成為英語世界熟稔許多「國際影片」的第一扇窗。她長年憤怒、正直的形象，引起筆者注意，邀約她於臺北暢談影評職業的現況、從《綜藝》影評轉換至柏林影展策展工作的觀點轉換。我們在本文討論了她對影評寫作必須恪守「本格派」原則，影評人與影展人不應偏離電影本位、重視思考過程的心法，以及她面對萎縮中的電影產業、不進戲院的青年世代觀影習慣、「電影未來存亡危機」的思考。
※※
──過去，您曾幫貝爾法斯特影展選片，但該影展的競賽選擇的多半是「地區首映」作品。您參與 2025 年柏林影展選片工作，柏林影展的電影則以「世界首映」為主。可否請您談談，柏林和貝爾法斯特影展選片工作有何不同？我們尤其好奇柏林的新單元「視角」單元的理念。
潔西卡江：「視角」（Perspective）是一個新的單元，由新任總監翠西亞塔特爾（Tricia Tuttle）創立，由包含我在內的新選片委員會進行選片。「視角」單元只有 14 部影片，電影來自世界各地，就像我們在「競賽」單元也會考慮到的，我們要盡可能地做到「地域」平衡。但我認為，比地域分佈更重要的是電影製作「風格」的多樣性，我們希望看到來自「精神世界」各個角落的電影。我保證，如果你看完「視角」單元的全 14 部影片，你的內心就會被帶到一個又一個完全不互相重複的奇異世界。
──每個國際影展都有「新導演單元」，這些給處於生涯初期導演的單元，多數都只要首部、第二部片，柏林「視角」（Perspective）、威尼斯「地平線」（Orizzonti）、坎城「一種注目」（Un Certain Regard），甚至坎城「影人雙週」（Quinzaine des cinéastes），也有接近一半的首部或第二部長片。
潔西卡江：「視角」是獨屬於「首部作」的競賽單元，而且只評選首部長片。很多影展的「新導演競賽」允許「第一部」或「第二部」長片，這其實讓選片過程變得更容易一些，因為有時你可以觀察導演的過往實績。因此我們給自己設定了一個挑戰，我們只評選首部作。沒有導演過往的實績作為安全網，我們全憑自己的品味判這部片。對柏林影展新架構、新任總監、新選片委員會來說，這是我和其他委員會的委員最關注的單元。
「競賽」我們會權衡作者導演、紅毯星光，「視角」單元沒有大明星，卻是滿滿我們想要呈現的電影熱情。例如，選首部作時，我們很容易就挑選到成長電影，因為導演會選擇以成長電影的形式拍攝首部作。今年，我們意識到「視角」單元有兩三部長片或許可以歸類到成長電影的範疇，但我們同時要求它們必須與眾不同，它們必須有其他成長電影沒有的觀點。
──每年我們有很多新導演，對你而言「視角」最重視導演的什麼精神？
潔西卡江：這像是昨天我們在台北電影節「新導演論壇」中，正如碧安卡（Bianca Balbuena）在論壇上所講的，我們也是在尋找的是那些「真正抓住了首部作機會」的人。拍電影很難，就像我在柏林新銳營上跟影評人說的、我參與其他影展的「導演工作坊」和電影導演交流時，他們都會告訴我，在當下的環境，拍攝首部作時遇到的各種困難和挑戰。有時候，我會發現有人會這樣想：只要我拍完這部電影，之後一切都會好起來！然後我會再拍下一部、再下一部，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我想告訴他們的是，你現在正在想這有多難，20 年後你會回顧這一切，你會覺得那是自己經歷過最好的時光，因為拍你的第一部電影，你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自由。即使在未來你一帆風順，你有了令人稱羨的職涯，你入圍了奧斯卡獎，作為一個電影導演，你永遠都不會再這麼自由了。所以，我們有時不在乎一部電影是否特別完美，我們真的在尋找的是能夠駕馭這種「自由」的電影、只有首部作導演可以拍出來的首部作。
──在未來，隨著時間流逝，當柏林影展新的選片團隊不再「新」，隨著越來越多新人因為「視角」的加入柏林的大家庭，你必須要拒絕部分導演的第二部、第三部作品。團隊會建立一個自己的新系統嗎？
潔西卡江：當然，到時候我們當然得拒絕導演。從去年中到年尾，我的工作大部分時間就是說「不」。不斷在告訴人為什麼我們不想要他們的電影，不斷在寫拒絕信，非常費神，非常困難。有時候，成員會有這樣的對話：我們為什麼要這樣虐待自己。事實上，這份工作我們一直都拒絕導演。「競賽」的過程中，我們就一直都拒絕大牌導演。相對來說，我們是很公平的，「視角」單元是首部作競賽，導演不能再回到「視角」。
當「視角」的電影最近在臺北、香港、上海的影展首映、獲獎，我們都為這些片感到非常驕傲。我們希望，被我們選擇的導演感覺自己是柏林的一部分，並願意再次來到柏林。我們希望當他們製作第二部電影時能將作品送給柏林，我們將盡全力把這些作品放入影展。
11 天柏林影展期間，我們有機會更進一步了解這批電影工作者，這也是我體會到影展策展工作最美妙的地方。我們有機會與處於生涯起點的電影工作者一起工作，看到新導演人彼此交流、與觀眾進行連結、結識新的製片方。這跟前期的選片工作太不同了，作為策展人，前期籌備工作基本上就是在說「不」。但在影展期間，你會感覺到你的工作真的改變了他們的生活，你創造了一個空間，讓電影人彼此之間以及與觀眾之間建立聯繫。這些電影創造了一個世界，一個讓電影人感到受支持，他們覺得自己在這個行業有未來的所在。畢竟，現在這個時間點，身處電影產業，有時會讓人感到前途黯淡。
──台北電影節的「國際新導演競賽」也有三部來自柏林影展不同單元的佳作，來自「視角」單元《河鰻》（2025）、《利貝拉達再一顆》（Two Times João Liberada，2025），來自「新生代」單元《植物學家》（2025），可否談談您在台北電影節擔任競賽評審的經驗？
潔西卡江：我與這次「國際新導演競賽」的評審團相處得很好，我們的討論真的很愉快。每部電影放映後，每位評審團成員都會談論他們對剛剛看的電影的想法。我接受影展邀請之後，才知道我會再次評選我在柏林已經看過的片。對於所有柏林的選片，甚至我因為參與柏林評選過程而看過的電影，我都是最後發言的。因為我覺得，若我已經看過影片，我對這些電影非常了解，這對電影或其他評審並不公平。而且，我顯然不會討厭我們選入柏林的電影。（笑）
──除了策展工作、評審工作，平時您也是影評人。您可以說是《綜藝》唯一的資深女性影評，而且您還有一半的華裔血統。常為日舞、三大影展進行報導的「權威」影評人中，女性影評並不多，僅有《銀幕雜誌》的執行編輯 Fiona Halligan、資深影評 Wendy Ide，《好萊塢報導者》Deborah Young 等。
目前主要英語產業媒體的女性影評的總人數也並不多；就算加上美國報紙，如《紐約時報》的 Manohla Dargis，美國或英語世界的女性影評人仍不算多。
潔西卡江：影評的世界需要變得更加多元，但這是一整個更高層次問題的一部分，不僅僅是電影評論，而且是整個電影行業和整個世界的問題。但換個角度來說，這些身份當然是我的優勢，畢竟以《綜藝》來說，他們不可能開除他們唯一的資深女性「產業」影評。（笑）
我其實很驚訝有人「知道我在做什麼」；聽到你這麼說我很開心，因為在內心深處，我仍常覺得：你永遠不會感覺到你已經成功。畢竟，在《綜藝》，或我服務的其他媒體，我是一名「自由影評人」。但接案工作者永遠沒有工作保障，所以這從來都不是一份舒適的工作，「不安全感」總如影隨形。事實上，我們的文章能發表的地方很有限。在我加入這個行業，我只能從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出發，因為除了報紙媒體，基本上沒有什麼固定的讓你寫作的影評「正職」，在（英語）報紙的正職影評工作，全世界只剩下大約 10 個了。而這些崗位的數量還在不斷減少。
若有人跟我一樣，決心做一名完全靠接案影評維生的影評人，或許像我一樣穩定服務於《綜藝》已經是非常好的位置，所以我能做的部分，我已經做到我最好了。「影評人」的職涯道路並非康莊大道，很難讓你不斷過關斬將，取得職業成就。在這個時代，影評的處境確實越來越困難。
──2020 年，在貝爾法斯特影展接受訪談，您曾提到「越來越多的人正在爭奪越來越小的關注。」我們有太多的影評了嗎？
潔西卡江：寫影評的人越來越多。我們有越來越多，這麼說吧，「業餘」（casual）影評人。比起「正經」影評，我們有更多比較隨性的影評書寫，像是在「Letterboxd」上的評論。我認為新的評論文化對電影產業是好的，這能鼓勵人們進戲院看電影、討論電影。但，我承認我對影評書寫有其預設，我認為影評作為一門「專家」的角色是必要的。
時常，人們覺得「專業」影評都是精英，是守門人，傲慢又老派。這也是我們影評面臨的最大挑戰，部分原因也在於電影產業外，大環境促使人們普遍抗拒「專家」這個概念。例如，你現在在美國就能看到，右派政府讓對醫學一無所知、一個不相信疫苗科學的人掌管公共衛生系統。時下（政治）流行一種心態，他們鼓勵大家討厭有人比自己懂得更多。
──這也與您提到影評正職的稀缺、減少有關，影評世界的「世代更新」也十分緩慢。電影產業正在萎縮。
潔西卡江：但，我們不希望這個產業變小。我的意思是，某個程度上，我們仍希望這個產業能夠擴張。所以我認為我們確實需要多付費讓影評人發表批評的地方，我們需要更多的影評人。我們也需要更多一般讀者，能夠以「不同於現在的」方式去評價專業影評人的文章。
時下的閱讀文化是從「爛番茄網站」看到一個評分，或者直接上「Letterboxd」上看打星就好，為什麼我要讀一篇潔西卡江寫的 800 字電影長文？有時候，我不得不同意他們，我漸漸接受「RSS 摘要」、「Letterboxd」、「爛番茄網站」這類的閱讀器存在。它們是人們發現新電影的方式。你從跟你喜歡同樣電影的人身上，找到其他新電影，它們很適合推薦電影。
至少在我看來，影評不只是關於「我喜不喜歡這部電影」。影評包含的遠不只於此，所以我喜歡人們在看完電影後，也許會有一些他們想要理解的感受，還想深入的事物，再來閱讀我的影評。我希望有時閱讀（我的）影評，能幫助人們在觀影後更多地理解電影。
──我時常在影展時，聽到許多產業人士與影評常會抱怨，我們好像有越來越多新導演和新導演單元，但沒有足夠多真正「夠好」的新導演。我們有越來約多的新導演，但電影產業的資源越來越少，人們只有越來越稀缺的注意力。我們是否有太多新導演的單元？
潔西卡江：不，不是因為有太多新導演、首部作。導演時常拍完首部作，就遇到巨大的貧頸。我不認為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是減少「新導演」競賽。我認為，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是在製作首部作之後，提供更多專注在發展第二部電影長片的途徑。多做，而不是少做。在資源分配這個議題上，我贊成為新導演分配比目前更多的資源。
電影圈的資源確實有限，影展的資源也有限。過往柏林是一個比現在更大的影展，總是被人們說電影量太大，當我還只是影評人的時候，我確實理解這種說法。柏林的前任藝術總監卡洛夏崔安（Carlo Chatrian）曾盡其心力縮小影展規模，為此做出許多巧妙安排。柏林現在的團隊正延續這份努力，盡可能保持影展架構簡潔。
但同時，我們希望盡可能多地給各式各異的電影機會。對世界電影的多樣性而言，我們的新導演作品還是太少。我不理解我的某些同業，和你提到的產業人士在抱怨什麼。坦白說，如果有影評人抱怨這點，那只是因為他們的懶惰。我向你保證，大多數抱怨這件事的影評人，他們只是在抱怨龐大數量的新導演，讓他們的工作更未知、更加困難，他們不得不去看一些他們不確定能不能看的電影。我希望他們回歸工作的本分，如果你一年內看完了所有新導演的電影，然後告訴我其中很過半都很糟糕，這些片只是為了在專為新導演設計的單元裡湊數，那好吧，我舉白旗投降。
──您任職於產業媒體，您對「專家」的嚴謹看法，一定會影響你寫作的密度。在像坎城這樣的大影展，高度壓力下，您要如何抉擇您要寫作的電影呢？
潔西卡江：過去幾年來，我在坎城只負責那些我受《綜藝》委託寫的電影，所以我事先知道哪些電影是受委託寫的。《綜藝》的運作方式是這樣：在影展開始前，所有為《綜藝》撰稿的人會拿到一份名單，一欄是所有參與的影評，另一欄上面列著所有影展放映的片。我們會在每部電影旁邊寫：我們真的想評論它嗎？有什麼理由不評論嗎？最後交由總編決定誰適合寫哪部片。
為《綜藝》服務的好處是，影展期間我可以專心看片和寫作，不用費神周旋於不同刊物的編輯間推銷我的影評。然後，《綜藝》委託的片之外，當然我也會抽空看一些我喜歡的導演、我感興趣的電影，然後我會在影展結束後再向其他雜誌投稿我的影評。這幾年，影展結束後，我可以為其他媒體寫一些片。例如，我在《視與聽》寫了《艾諾拉》（Anora，2024）、《墜惡真相》（Anatomy of a Fall，2023）、《花月殺手》（Killers of the Flower Moon，2023）……等。這些電影有時是《綜藝》首席影評留給自己或其他同儕的電影。
──今年坎城，您是否只花了不到兩天就寫完了畢贛《狂野時代》（2025）影評？這篇文章對該片的理解超越幾乎所有您的影評同儕，我記得您不會中文？我聽說許多西方影評在媒體放映場，因體力不支、理解字幕困難，都未能看完本片。
潔西卡江：《狂野時代》確實是很特別的例子。在坎城，作為《綜藝》影評，有時候我們能看市場放映，早於紅毯的世界首映和媒體場。但《狂野時代》看今年影展第一週的市場放映取消了，因為導演未能及時完成。我們跟其他記者同一天看，我們是看早上小廳媒體限定放映，晚上「德布西廳」也放映給所有媒體。所以，我的時間並不比其他人多太多。事實上，我所認識的同業都跟我看同一場。
放映之前，我就知道寫這部電影會很有挑戰性，你知道你要寫什麼東西的時候，確實可以更集中注意力。再加上，我一直都很熟悉畢贛的作品，這可能也是編輯願意委託這部片給我的原因。我想，如果說我有一項專長，那肯定是我很擅長看電影，這或許是我唯一真正擅長的事情。當然，在影展，我們一天或許可以看到五部片，我不會五部都用等同的精力去看。除了我要寫的片，剩下兩三部片，通常我會把他們安排在一天的中間，如果電影對我來說沒這麼有趣，當然也可能會打瞌睡，我會允許我自己比較放鬆。
──我注意到，您去年為《視與聽》寫了法蘭西斯柯波拉的《大都會》（Megalopolis，2024）影評。這部片當時在影展只有一面倒負評。作為產業媒體的自由撰稿人，如何寫負評？或，如何為一個爭議電影辯護，甚至寫正面評論？
潔西卡江：隨年歲增長，當我開始替更大的媒體寫作，我確實會考慮自己的定位。當我剛開始影評寫作職涯時，我為《The Playlist》寫影評，當時他們獲得《Indiewire》的贊助，開始有稿費。即便那時候的稿費不豐，但我有自由。我很清楚我的讀者群不太大，而且相對於我寫的那些「大片」，我的地位不算高；因此，如果我不喜歡一部片，我可以有很大的自由，狠狠地批評我想批評的，那當然是當時工作最快樂的一部分。
現在，當我為大媒體寫稿時，責任變大了，我有責任避免像在小平台寫作時那樣刻薄、刻薄、殘酷。尤其當我在評論處於導演生涯初期的創作者時，我會意識到我所處的位置；當然，我已經不像過往，他們可能最終會賺得比我多很多，至少現在我可以跟他們某種程度上平起平坐。所以，我會無意識地自然去做權衡，如果一部電影是大製作，背後有大量資金支持，眾星雲集，而我確實認為它很糟糕，那麼即使在《綜藝》，或其他場合，我恐怕都會毫無顧忌地發表我的評論。但，我的評論不是為了毀掉任何人的事業。
如果《綜藝》要我撰寫一個導演首部作的影評，現在的我不會這樣粗暴直接。如果要寫負面評論，我會問我自己：「或許我不需要寫這部片的評論，這樣會不會（對這個人）友善一些。」現在的我，找到了更委婉的方式來表達對電影的「評價」。因為影評是寫作。因為我們所有影評人，都先是一個作家，作為作家，我們必須與讀者建立關係。當你為更大的媒體撰稿時，你會有責任去思考你的影評會如何影響讀者。作為評論者，我當然還是喜歡評價電影，擺出幽默尖酸的一面，這很好玩。現在，我還是會在社交場合私下交流，我誠實地告訴人，我不喜歡一部電影；但我不一定會為那部片寫評論，因為現在我的評價確實會傷到人。
即使我不喜歡一部電影，我也不隨便想傷害它，因為我不想阻止人們去看那部電影。話說回來，兩年前在威尼斯，我恨透了盧貝松的《人犬》（Dogman，2023），我當時為《綜藝》寫了這部片的影評，我把它批得體無完膚。盧貝松和他的公司都氣瘋了，他們譴責《綜藝》和我，怎麼能發表這樣的影評。盧貝松的事業和名聲足夠大到，應該在花大錢請明星演出、砸重本拍攝前就想清楚。盧貝松是老江湖了，他應該要更清楚這一切，他會沒事的。擊倒他電影事業的不會是這篇影評。
──我們越來越難看到產業媒體刊負面影評嗎？或許是一種陰謀論，時常有人認為，「公關公司」，和時下「公關文化」下的片場製片公司，總會試圖去操作，或者說至少「選擇」對他們友善的寫手。
潔西卡江：其實這並不完全正確。就像我剛剛提到的，《綜藝》在影展前都會有自己的規劃。他們跟公關公司不會交流，公關公司根本無權決定誰能評論他們的電影。公關們總會跟客戶說得好像他們自己有權力影響我們，但這只是一種說辭，至少以我所知，他們其實沒有這種影響力。
當我對某些亞洲作者有研究、或特別有興趣，我會在表格上寫下我對那部片的意願和意見。例如，今年坎城我想寫畢贛《狂野時代》，我強烈表達我的意願，編輯 Peter Debruge 決定把它交給我。但他完全可以不交給我。他完全可以決定自己要寫。《綜藝》的影評都會拿到整份影展的影片清單，我們表達我們的意願，但編輯決定把影評交付給誰。事實上，《綜藝》的政策是，不是讓能寫出最佳影評的影評人來寫一篇文章，而是讓最能談論相關內容和議題的影評人來評論這部電影；通常，他們會讓最熟悉該導演前作的影評人寫，但時不時會調整一下。如果作者對該電影製作者的作品太熟悉了，有時反而會適得其反。應該要避免，像是我無論如何都會討厭這個人的新片的狀況。
影評工作的關鍵是誠實，我們只能相信我們的同事、相信自己會誠實。實際上，如果影評只是因為喜歡某個導演，盲目寫下一部爛片的正評論，這對我的職業來說是一種侮辱，但這種狀況還是時有耳聞。
──如何平衡影評人與策展人的身份？
潔西卡江：作為影評人，我必須非常誠實、非常清楚地說明哪些電影我不能評論，因為我可能在影展首映前，以其他身分看過這部片。以今年坎城為例，我不能評論《墜落之聲》（Sound of Falling，2025）。我不能評論某些我已經看過的電影。《綜藝》的主編，常常會和影評人商量後再做決定。除了詢問我們意願，也會討論到我們是否有「利益衝突」？
今年柏林新銳營的影評部門論壇上，我被問到這個問題，如何平衡影評人與策展人的身份。這是我第一次面對這問題，有人問到，如果你在《綜藝》給坎城影展放映的電影負評，會不會被認為這是一個柏林影展的策展人，在刻意反坎城。事實上，這樣說很奇怪，其實不是更應該擔心正因為我為柏林選片，我難道不是更可能給坎城的電影好評嗎？而且如果這部電影本身就是一部好電影，我卻給負評，這部電影導演、製片公司、國際銷售以及所有參與其中的人都會對我有意見。
作為策展人，我希望這些人可以跟柏林影展建立穩固關係。服務於產業媒體、影展，會有很多潛在利益衝突，他們會互相牽制。我希望這些利益衝突之間，它們應該要相互抵消。
──影評人不應該說謊。就像拍電影的人應該保持誠實。但，作為影展人，服務於藝術機構，總會有政府的壓力。
潔西卡江：目前為止，作為影評人，我累積的權力，或我取得的成功，完全歸功於我不說謊。如果有人發現我在說謊，未來誰會相信我說的任何話呢？隨著年歲漸長，我希望我的名字能保持一點「正直」。我不會貪快而說出「我不喜歡這部『坎城片』」，或者相反撒謊說喜歡一部我討厭的片，而毀掉我的整個影評生涯。如果我不喜歡這部電影，我就會說我不喜歡它。
同時，服務於（影展）組織，你必須要顧及大局，這不是你一個人的事情而已。但如果你私下問我，我可以坦誠地告訴你我對任何（政治）議題的想法。
──我們有時候無法平衡「藝術的政治化」與「政治的美學化」之間的利弊。
潔西卡江：我確實相信藝術比政治更重要，藝術比政治更長久。這確實是我確實有點老派，或所謂「X世代」的地方，實際上我常希望人們看電影就好，不要過分考慮電影工作者的性別或身份。確實，這種觀點時常被嫌棄過時，因為現在一切都與政治有關，這年頭我們總要先揭露電影代表了誰、是誰在講故事。我有時候看起來在開玩笑，我說：你看異性戀白人男性也會拍好電影。但，我是認真的。
關鍵在於，儘管很多電影都是非常政治性，對我來說，主要先是關於電影本身。我不是那種批評流派，但有些人們會否抱著：「每篇你寫的電影文章，都必須全部圍繞電影的政治。」我以為，在這種情況下，先是關於電影本身；然後你必然在你的文章中寫下關於這部片的政治性，這也是作家的義務和責任。
──對我而言，這種政治性不只是性別、階級、世代差異，有時候更有根深蒂固的「東方 vs. 西方」的文化刻板印象。
潔西卡江：昨天論壇裡有人問到西方人要怎麼理解東方文化的問題，但我盡量不去想這些。出席世界各個影展，人們常會問我，你覺得中國、臺灣、日本、韓國電影如何，這似乎是一個非常「亞洲」的現象，這很讓人沮喪。
於我個人，我只是想看到這些優秀的電影，但我對任何國家的電影搖旗吶喊，我都不抱持民族主義情緒。對我的故鄉愛爾蘭，或者我父親的故鄉中國，我都沒有民族主義情緒。
拍好電影，讓電影自己說話。我認為一部偉大電影的特徵，在於它的核心主題和氛圍能夠被理解，即使這些細節並非那麼清晰。我作為影評人的經驗是，當電影是關於我不了解的文化，我會知道這是我不明白的脈絡。電影可以像一幅浩瀚、縝密的掛毯，你不必辨識掛毯上的每一根線，就能看到整體畫面的美麗。我可以感覺到，這些我不明白的習俗和事物，它有沒有被處理的足夠真實，而且符合這個文化的脈絡。
──似乎，從策展人與影評人的立場，你將「電影的未來」寄望在新導演上。我們可以將同樣的期待寄託在年輕觀眾上嗎？近來，許多關於「電影末日」的討論，似乎越來越少人進電影院看電影，但網路上越來越多人在看「短影音」⋯⋯。
潔西卡江：電影教育很重要。我舉個例子，我有一個姪子小時候只吃番茄醬「焗豆」（baked beans），給他吃雞肉、蔬菜他就哭，但那只是我成長文化中很基本的食物。當年我姊姊想進一切方法，逼他吃其他食物，現在他是一個不挑食的 30 歲青年。試想，如果我姊姊真的讓他一輩子都吃番茄醬焗豆，他就會變成一個只吃這種味道的人，他可能連漢堡都不吃。這就是人類文明跟抖音（TikTok）的現況。
年輕世代觀影的危機，是我們大量會討論的問題，這沒有沒有單一的解決方案。以法國為例，學校的電影教育， 學習電影史、電影素養；人工智慧的興起，學校本身也面臨著自身的挑戰。人工智慧有時成為人類為了擺脫獨立思考的工具；所以教育現場的挑戰越來越嚴峻，或許我們應該有 20 個解決方案，而且只有 20 個解決方案同時出現才有效。「電影的危機」是更大層次「人類意識的危機」的一環，這關乎：我們作為一個物種，願意接受什麼、認為「自己是什麼」的危機。
電影只是所有這些正在發生的事情中，最為明顯的其中一個方面。我有時也喜歡關上大腦，看一些短影音、看爆米花電影，我也喜歡看，但如果我只看超級英雄電影，我會營養不良，就像我的姪子如果一輩子只吃一種東西、只吃焗豆，我的意識會死去。
──您認為影展和影評在這樣的危機中，可以做些什麼？
潔西卡江：我們必須讓不同世代的人理解：電影能讓你只投注兩個小時的注意力，卻可以獲得巨大的回報。
電影可以拓展你的注意力，讓你的人生活得更久。前天「新導演論壇」我提到，我通過看電影，讓我自己彷彿活過其他人生。彷彿只需要兩個小時，我就能體會到一切……我可以活 80 年，或者更久。如果你看《2001太空漫遊》（2001: A Space Odyssey，1968），電影從史前時代延伸到遙遠的未來，你可以活 100 萬年！
我工作的地方缺乏的是通過電影，培養去理解不同文化、用不同語言講述故事的渴望。幾年前我開始擔任策展人，我家鄉的貝爾法斯特影展，我在那開創了影展的國際競賽。貝爾法斯特影展是一個觀眾基礎很小的影展，很多放映場次觀眾人數 30 人就算很多了。我們又沒有足夠的資金邀請影人映後座談。大多數的時間，是我在開場親自介紹每部競賽片，我告訴觀眾，你為什麼選對了這部片。
我想這也許是我的另一項專長。我非常喜歡做這些「映前」簡介。我會跟他們分享我初次看到這部片的地點、當時的觀影環境，我認為我得讓人明白看電影，不只是去看電影，他們實際上是參與了這部電影的生命。去年我們選了姜曉萱執導的中國電影《一匹白馬的熱夢》（2024），這是我那年帶到貝爾法斯特的其中一部亞洲獨立電影。我請觀眾閉上眼睛，想像它在中國的內蒙古拍攝，電影在義大利威尼斯首映，然後他去了很多地放映，我希望讓觀眾可以想像一張亮著許多小燈的世界地圖。最後在貝爾法斯特，這個愛爾蘭北部的小地方有一盞小燈，在這部片的世界旅程中點亮。我們把地圖交還給觀眾。
──影展的年輕觀影族群間，有許多迷戀 NEON 和 A24「權勢恐怖」（prestige horror 或 elevated horror）的觀眾。事實上，我常覺得許多年輕人喜歡觀看短影音的紅毯軼事、名人訪談。電影遇到危機，但人們對權貴的迷戀顯然不減反增。你怎麼看電影產業的品味精英化？「品牌行銷」與「權勢文化」（prestige culture）之間是什麼關係？
潔西卡江：說到「A24」、「NEON」和「MUBI」這三大巨頭，「A24」確實非常擅長打造自身品牌，但當電影品牌開始往「精品」的方向發展，這讓電影變成了完全不同的東西。我心底希望他們也能更加多元化，因為「A24」這幾年的擴張變得非常壟斷，「NEON」 也開始有些跡象。今年坎城，最主要的玩家是「NEON」和「MUBI」，它們在電影採購和製作方面都是巨頭；他們做著大公司該做的事情，不斷擴張，這是商業的一部分，恐怕無人能夠責怪它們。
以我作為影評人的體驗，在柏林、坎城、威尼斯影展，影評人時常一看片出來就在討論奧斯卡前景。我常覺得，一年能不能就給我們幾天，我們能不能先看電影，別談「交易」，然後再去討論這些出價、獎項。坎城影展的媒體放映場，電影片頭「A24」 的標誌一出現，居然出現熱烈掌聲。我明白法國各家製片公司都有其支持者，但當你走在路上，人們問你最喜歡什麼類型的電影，現在會有人回答：「我喜歡『A24』的電影。」
一個品牌，變成一種「類型」。但他真的創造了一種類型嗎？還是他們只是利用了人們的崇拜，這與電影製作已經沒什麼關聯了，電影只被當作產品。一旦你開始把你的 LOGO 印在T恤上，開始銷售「A24」周邊商品，品牌就完全變成了不同的東西，他們用製作或發行公司的形象，來打造這些小眾的 cult 品牌，但這不是過往許多美妙的 cult 文化的起源。我必須指出，商業行為讓電影變的像是「運動」賽事，只關乎你支持哪個球隊，和球員或比賽本身無關。這讓一切和電影無關，比較像是看賭馬。
──很多人崇拜「A24」，因為覺得他們引領的電影的未來。然而，就算是「A24」也不算是經營特別順暢的公司，他們也深陷現在整體好萊塢蕭條的狀態之中。這些商業模式可能是他們品牌存活策略的一部分，有時這些策略奏效了，多數時候沒有。您服務於產業媒體，不會有時有需要討論這些部分嗎？
潔西卡江：身為服務於「產業媒體」影評人，我從未在文章做出票房預測。《綜藝》很多影評人，和其他許許多多專業影評人都必須做出一些預測，但我不做這些分析，我也不在影評寫「商業交易」相關內容。畢竟，你可以找到很多比我更有見解的商業人士，我對電影的「交易」面沒有興趣，我比較希望討論回到電影本身，即便這可能讓我顯得相當天真。但我的理由是，我時常擔心這些討論，會變成一個「自我實現預言」。例如說，如果我在《綜藝》上寫一部電影，「只有極少數藝術片發行公司會感興趣」，那麼就會真的只剩下藝術片發行公司會對這部電影感興趣。
在我寫作的領域，有太多其他重要的東西要寫，我想寫有趣的東西，不會寫任何我不想寫的東西。隨著年歲增長，當談到電影時，我做的很多事情變得更加自私，因為我知道我的心在正確的地方。我愛電影，我會盡我所能，將我的一生、我的職業生涯奉獻給電影。但這也是我的生活，活一天少一天，我不再願意花時間一整天寫一篇關於「A24」或其他新創公司的經營策略。
選片工作也是如此，它是電影追尋的過程，我試圖找到一種方式來享受整個過程，而不僅僅是專注於最終的結果。這也可以總結我們今天所有環繞電影文化的相關討論：人們總是不斷地想要得到結果，但我們對這個過程投入還不夠多。
有時候，我們看完一部精彩絕倫的電影，出電影院在談奧斯卡獎機率，而不是享受思考和觀賞這部電影的樂趣。然而，這些觀影和思考過程中的樂趣，才是真正充滿營養的養分，對生命有益；而這正是我們作為一個物種正在忘記如何去做的事情。所以隨著年齡的增長，我越來越堅持只做我喜歡做的事情，因為這就是我的生活。■
．封面照片：柏林影展策展人潔西卡江於 2025 台北電影節國際新導演論壇；2025 台北電影節提供，攝影／郭守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