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柏林】「時局緊迫，莫忘高歌」──專訪《三廳電影》導演蘇匯宇

今年二月，臺灣藝術家蘇匯宇初次亮相歐洲三大影展，帶著最新長片《三廳電影》（The Trio Hall）於柏林影展「論壇單元」（Forum）進行世界首映。這部「幽默、辛辣」的政治喜劇，其實誕生自 2023 年，蘇匯宇在台北當代藝術館舉行的同名個展。啟發自 70 年代臺灣流行的三廳電影類型，以及北美文化的綜藝節目形式，「三廳電影」展覽試圖打開電影製作流程，將美術館空間轉化為籌備、拍攝、後製現場，讓參展觀眾得以窺見影視生產的幕後過程。

《三廳電影》以復古「飛利浦圖案」（Philips Pattern）的電視測試卡畫面開場，瞬間將觀眾拉進時空隧道。片中所謂「東半球規模最大、最受歡迎」的虛構電視綜藝秀，透過一段段「從通俗到高冷」、腦洞大開的內容，以葷素不忌的詼諧態度，直面二戰後建立的世界秩序，如何形塑、影響著當下的我們。

在影展第二週的平日下午，我們在 Cubix 戲院附近的咖啡廳進行採訪。導演分享了本片的靈感來源與拍攝挑戰，來柏林放映的意義及觀眾回饋，關於「瓊瑤」和「通俗」電影的想法，如何定調影片的顏色與造型，片中諸多藝術、政治笑話的用意，以及籌備中的未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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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鹿特丹國際影展曾幫你策劃短片專題「Su Hui-Yu: The Midnight Hours」（注1）。這回帶著最新長片參加柏林影展，目前感想如何？

蘇匯宇（以下簡稱蘇）：最早做這檔展覽，就知道作品需要抵達戲院才會完整。現在被影展接受，用戲院的規格放映，在美術館做一支電影的挑戰算是完成，我還滿開心。很幸運能來柏林首映，因為我算（電影界）新人。先前鹿特丹的經驗確實有幫助，是鹿特丹前選片人 Julian Ross 把我的作品分享給柏林的選片人。另外，臺北現在算所謂新冷戰的政治前緣，柏林是舊冷戰的終點，回到這當年大家以為世界要和平的地方，我也覺得滿有意義。

──三場映後的觀眾提問，是否有讓你印象深刻的回饋？

蘇：最多人好奇的是，我們如何把美術館製作變成一部電影。其實也沒多複雜，我們當初設想，錄像藝術就是一段一段拍，最好能夠結合成長片的方式，就是把它變成綜藝節目。我們不管拍什麼，都是綜藝節目其中一段，整體結構上比較有彈性。在文化層面，常有觀眾會問，這些東西來自臺灣，有些東西很老，是否擔心觀眾看不懂。我的回答都很簡單，如果你願意看下去，表示還是被某些事情邀請，開啟你的好奇心。看不懂只是開始，之後你會開始自己的旅程。今天有位德國男性觀眾說，他一開始超級失望，但後來就被說服。這個作品，我希望態度上要很好笑，開一些政治、藝術的玩笑。看起來高大上的事，都變成玩笑。

──作為 70、80 年代還沒出生的觀眾，我看電影的過程，聯想到的是成長時看過的電視節目。例如，片中有段「天才兒童大會」，我想到《百萬小學堂》。是否有哪些讓你印象深刻的綜藝節目，變成這部電影的創作靈感？你曾說過，小時候喜歡看華視《閃亮的節奏》這個音樂節目。

蘇：早年 80 年代，高凌風有個電視節目叫《臨風高歌》，它就是諧音高「凌／臨」風。我小時候看的，算是一個啟蒙。當然長大後才知道，那是美國發明的電視型態，有點像《週末夜現場》（Saturday Night Live），它有主持人、歌唱表演，還有名人訪談，當年是這樣。現在大家習慣的形式可能變成博恩，很多傳統節目也網路化，其實我們傳承的東西都沒有變，只是根據現在調整。新一代的觀眾，或不是臺灣的觀眾，都對過去這些很陌生。我的電影都是這樣，對他們來說，就是一個開始了解的機會。

類似你說的《百萬小學堂》，我心想，那就把各國領袖變成天才兒童，讓他們參加這種益智節目、名人發表意見的節目。我也快 50 歲，80 年代到現在，所有這種型態的綜藝秀五花八門，包括國外的脫口秀，像 Jimmy Fallon 深夜秀，大家還是願意看。這個時代需要一些幽默感，我希望可以把其中有趣的成分，混合到電影的嚴肅性裡。

俄烏戰爭後，世界很紛亂，大家開始很害怕，當時做這件事滿剛好。2023 年展覽結束，我們還沒剪出長片，只把很多片段放到美術館裡。當初的展覽，是要打開電影的製作過程，你看不到全貌。在象徵意義上，我們對歷史的認知，都是被告訴，我們怎麼長大？怎麼活在這個世界？現在我們所相信的事，是一連串建構的過程，如果被打開的話，就發現它沒那麼重要，或説沒那麼絕對。大家很容易站隊，太快要用原本相信的價值觀去理解一件事。把二戰元首叫回來，是讓大家看到，其實世界的結構，沒有絕對的標準，什麼人都有他的各種面相。目前世界的秩序，是二戰後建立的秩序，現在它正被挑戰。我拿天才兒童跟二戰元首，彼此有對照組的感覺。

──你的伴侶靖涵從短片 《唐朝綺麗男（1985，邱剛健）》（2018）開始參與造型設計，本片她也身兼監製。片中諸位二戰元首，在選美比賽的段落，身穿色彩鮮豔的緊身衣，但其實看不太出來誰是誰。造型方面你們是如何討論？

蘇：沒特別要讓觀眾看得出是誰，主要靠表演力、台詞，還有畫面標註。顏色跟造型上，我只跟她定調，要 80 年代的風格，像大墊肩。80 年代剛好色彩性特別強，很適合這個電影，90 就變黑了。我盡量使用現代藝術，很正色系的東西，也希望可以性別錯亂。但她也有使用軍裝的風格，像邱吉爾那一套有參考柴契爾夫人的「權力著裝」（power dressing）。我們還是有考據 80 年代的時尚元素，重點是色彩繽紛。如果在展覽場地看，顏色或符號帶來的政治象徵就滿明顯。其中一段表演，有紅色的太陽旗，是「歐普藝術」（Op art）也會用的元素，但放在亞洲就變日本國旗。紅藍白的顏色也一直在展場出現，可以是法國旗、中華民國旗，我也很刻意要讓觀眾聯想。

──回到片名「三廳電影」。片中的短劇「三個夢」，比較直接連結瓊瑤小說改編的影視作品。你小時候對「瓊瑤電影」的印象是什麼？

蘇：我主要是看電視時代，她後來從電影跑到電視，例如《六個夢》系列，所以我才寫「三個夢」，就很直覺。前後期我都有接觸，更早是二秦二林（秦祥林、秦漢、林鳳嬌、林青霞），那年代我爸媽更熟悉，但我看過電視重播，基本上不陌生。我看電影大約有個概念，長大後覺得，我從沒買單所謂的臺式浪漫劇，覺得都很爛。因為我媽媽會看，但我看不下去，也沒有認同感。

2000 年後，跟著鴻鴻導演工作時，他第一次跟我提「三廳電影」、「三廳戲」的概念，它象徵一種逃避 。70 年代末，為什麼瓊瑤會大紅？有很多脈絡可循，不只因為她是很好的浪漫小說家，那時候的人需要。「三廳」這件事還滿好笑，我就決定要把它引用過來。在美術館的時候，又有象徵性。美術館會說這是什麼廳什麼廳，三個展廳結合起來，就可以變成一部電影，展覽的英文標題是「The Trio Hall」。電影裡又有「三原色」（RGB）、「三」（Trinity）的神聖概念，在西方更有想像空間。

我不是每段都要跟「三廳電影」的類型結合，就只有「三個夢」那段。我完全憑原來的印象，有人要私奔，一定家庭有問題，被壞人阻擋。寫一寫發現很好笑，男女有小孩就變成骨肉分離，不可分割就變國族問題，劇本寫到後來就歪了。這個外國人應該聽不出來，「不可分割的骨肉」臺灣人聽很習慣。但沒關係，可以給不同觀眾不同意義。

──聊到通俗劇（melodrama），想稍微岔題詢問，是否有你很喜歡的電影作品？例如，美國導演 Douglas Sirk 在 50 年代拍的通俗劇，像《深鎖春光一院愁》（All That Heaven Allows，1955）。或者，西班牙導演阿莫多瓦，80 年代以降諸多的通俗電影？

蘇：有啊，早年還有《誰來晚餐》（Guess Who's Coming to Dinner，1967），很有名的黑人影帝 Sidney Poitier 主演。我不討厭通俗劇，愛情電影我小時候也會看，但瓊瑤這種，我還是會忍不住連結到政治背景。要這麼灑狗血、劇力萬鈞地追求個人愛情，其實都有它宣洩的用意。當時臺灣人沒什麼能更叛逆，私奔就是大逆不道、最極端的。你不能背叛國家，你只能背叛老公、妻子，這些驚世駭俗的愛情，不可見的政治性在後面，我覺得滿有感。我展覽的策展人 Eugenio Viola 說，義大利也有「白色電話電影」 ，一模一樣的東西，只是它比較早，在 30 年代。愛情劇、通俗劇都不是問題，問題在於，當它在特定政治情境下，會有什麼作用？

──你曾在訪談中說自己比較喜歡「靠片」（cult film），像智利導演 Alejandro Jodorowsky 或日本導演寺山修司這類異色電影。（注2）

蘇：早年的啟發吧。大衛林區（David Lynch）或大衛芬奇（David Fincher），算講得出來最通俗的電影導演，這兩個我都很愛，最大師的庫柏力克當然不用說。他們喜歡製造很怪的長鏡頭，看起來莫名其妙很緊張。我電影知識很差，常看歪電影，看片就看喜歡的，自己去想，自己解讀。很多影評我也看不懂，他們對電影的解釋，完全不在我的理解範圍。我只是在看一個氣氛，或者獨特的個人經驗。

賈曼（Derek Jarman）我也看，雖然沒看懂過，但我真的印象深刻。早年臺灣有個春暉電影台，都在放藝術電影，後來就倒閉了，那對我啟蒙超大。有時半夜無聊起來，看到賈曼的電影，電視上在播《藍》（Blue，1993），那真是比電影院還屌。你不小心打開看到，還以為電視壞掉。這種特定的經驗，只有 70 年代臺灣會發生。那時候是有線電視（cable TV），現在網路就不一定會這樣。

那時的影像經驗，不像 YouTube，你會不小心遇到很奇怪的東西，靠片、B 級片也會看到，像無差別的攻擊。你不只看到藝術的東西，也看到很通俗的。我的經驗很糅雜，從通俗到很高冷的，我都可以。我特別喜歡好笑、讓人尷尬的，或是極端的、不安的，這些東西讓你印象深刻，就會留下來。可能我早期的短片都比較嚴肅、自覺一點，這次算第一次嘗試要往好笑的路線走。

──展覽期間不是每天都有拍攝，怎麼構思要拍什麼？拍攝時，現場觀眾如何參與？電影開場可以看到一些觀眾互動，但那種互動性，影片後段似乎沒有特別強調。

蘇：開場那段是公開甄選，有一半現場報名，一半網路報名，他們都有備而來，也是買票進美術館的觀眾。片尾 roll card 部分是我們的開幕表演，觀眾沒有準備，自然而然成為影片一部分。除此之外，我們沒有一定要將觀眾涉入。展覽期間，觀眾互動最有趣的點，在於他們可以靠近劇組。從我跟製片 Cookie（陳品佳）開會，一直到甄選、檢視腳本，觀眾有點像坐在旁邊聽電影，也可以進我們辦公室。雖然會拉一條工作線，觀眾只能在線外，但還是可以靠得滿近。工作時，旁邊有人看著你，這對劇組來說也有點挑戰。大家都有簽合約轉讓肖像權，同意會被觀眾拍照。

有趣的是，美術館的人要保護作品，工作人員跟我說：「這是作品或道具？要不要保護它？」我說不用，因為我們會一直移動它，最後還是會壞掉。這部片就像「展覽沒界線」，片長也沒界線。我們接下來會再拍，拍完又會再改，作品就一直不會被完成 。之前一個專訪，我講過它有點像「拍不完的長片」。但當進入影展放映，還是會落在合理的範圍。不過它既然是綜藝節目，就可以有很多版本：柏林版、臺北版、波哥大版。

──關於不同的版本，本片在後續不同的展覽，會拍新的段落，並剪出全新的作品？還是從現有的版本去變化？

蘇：都有可能。起碼一小時以上的素材放棄沒用，這是目前影展版的考量，剪接師陳祺欣覺得這樣最好安排。未來有沒有導演版？這是可能的。我們今年 10 月，會去波哥大現代美術館（MAMBO）作展覽，精神又要回到「現地製作」。我們勢必會在波哥大重啟拍攝，拍攝內容就要跟哥倫比亞當地有關係。剛講的 80 年代經驗，在波哥大又不一樣。我會跟當地策展人討論，怎麼把臺北跟波哥大連在一起，這樣才有意義。但目前的影展版，就是柏林影展這一版。

──片中綜藝節目不同段落的順序安排，你跟剪接師如何討論？

蘇：有點像電視台導播。這部片 85 分鐘，要有起承轉合。她勢必要去調配，哪段無聊、哪段有趣。有鬆有緊，觀眾才看得下去。畢竟這是錄像藝術家拍的作品，本來就沒有很電影，她在調的時候特別痛苦，但我認為最後找到還不錯的平衡。陳武康客串表演 John Cage，那段特別挑戰。想像一個觀念藝術家，如果在電視台表演會發生什麼事？背景全藍，一男一女做抽象的表演，很多人拿燈管照他們，有人在吹哨子、敲打，完全沒對話。10 來分鐘滿痛苦的表演過程，剪接師本來想拿掉，可是我堅持要放。那是啟發激浪派（Fluxus）的美國藝術家 John Cage 很有名的演出，他真的有去綜藝節目表演過，用水倒來倒去，觀眾就拍手，很好笑，我靈感從他那邊來。熟藝術的人就會笑出來，覺得這就是當代藝術。我把它放到電影，綜藝節目的框架裡，不是空穴來風。我只是想像，它在臺北的話會怎樣？

我架空一個不存在的、東半球最受歡迎的綜藝節目「三廳電影」，提到所謂一個地球，東跟西，地球跟火星。有段戰略學家訪談，講一堆屁話，前面是我寫的，後面演員開始亂掰，空氣變成氣體。「液態化」的概念來自學者（包曼）寫的「液態現代性」，我們想說可以開玩笑，把「液態化」變成「氣態化」會怎樣？你講全球化，我講全宇宙可以嗎？現在的衝突是全球視角，放更大看，會不會顯得它很荒謬。另外，我們用 AI 寫了兩段劇本，片中也特別註明，演員再照劇本發揮。第二段特別成功，陳靚跟廖原慶演反性騷擾情境劇，他們演得很淫蕩。AI 不能寫色情劇本，那就叫它寫反色情；AI 寫的劇本很無聊，但人類可以演得很好笑，這都還滿政治的。

──除了你剛提到 John Cage，片中「藝術面面觀」段落的笑話，也有表演藝術家瑪莉娜（Marina Abramovic）跟美國藝術家 Dan Flavin。為什麼選擇這幾位藝術家？他們活躍的年代不盡相同。

蘇：瑪莉娜的形象很鮮明，我有想過下個版本要註明：瑪莉娜跟詠春拳、葉問，滿好笑的。Dan Flavin 的燈管，現在電影的燈很多這種風格，它們可以打開像光劍，我們把它弄成 Star Wars，美術館現場也有展出。還有個藝術家用糖果紙包糖果，他把小孩子的糖果做成藝術裝置，本來也想弄。都是些小梗，不懂也沒關係。今天稍早的映後 Q&A，有位觀眾說，剛開始他搞不清楚要怎麼定調這部片。是在看綜藝節目，還是看什麼？我喜歡模稜兩可的情境，就是要讓你徬徨無助，不知道要用什麼方式閱讀。

──主要演員們是如何挑選？

蘇：綜藝節目要有很強的主持人，所以我選了蕭東意，他演出很有張力。疫情期間，我開始注意東意的表演，像是「嚎哮排演」YouTube 頻道的「匿名者」系列影片。他即興力滿強，很多笑話是他即興想出來。我寫的本，他加一些插科打渾的話，但剪接師滿痛恨這點，覺得東西剪不起來很可怕。選擇蕭東意、廖原慶、賴澔哲等人，這些演員都是劇場背景，但他們的表演力夠強，才能每天來接受我的新劇本。他們沒什麼時間背台詞，一切都有變動的可能。有幾位電影演員沒辦法這麼即興，面對他們就有點招架不住。我得調整表演方式，比如減少對白的比重。

──片中好幾段精彩的音樂演出，找來獨立樂團「當代電影大師」表演。另外，你也參與部分歌曲的詞曲創作。

蘇：我從 2022 年開始注意「當代電影大師」的歌，是製片 Cookie 介紹。發現一拍即合。他們運用很多復古元素，曲風像是放克音樂，或 70 年代的吉他技法。那個技法很快可以把我們這種老屁股帶回去，年輕人聽可能感覺不一樣。他們用新的方法組合，我非常喜歡。他們歌詞意義都很深遠，像第一張專輯的〈我知道他們是假貨〉，歌詞完全符合電影內涵。另一首〈我常常有一種感覺〉，歌詞充滿開放性，又好像跟時代有關係。另外，他們團名就叫「當代電影大師」，簡直太幽默。找他們完全合理，寫劇本的時候就已經放進去，他們一定要表演！

片尾曲 〈三廳電影〉是他們根據我寫的歌詞，再改的新歌。電影開場有一首我寫的歌，比較像早期民歌，加上 80 年代的配器，依靠小時候記憶中的合音方式，「Sha-la-la-la~」，那個年代週末要聽到的東西。歌詞有點在說，時局很緊迫，但還是莫忘高歌。有緊張的心情，但想用優雅、溫馨的曲調來化解。兩種很極端的元素，我一直希望能並存。另一首是龐克樂，二戰元首大樂團，歌名叫作〈血流成河〉，我先寫歌詞，再想曲子。80 年代有個龐克浪潮，龐克樂只要三個和弦，很簡單。一切都滿合理，也是我經歷過的事。歌不是非得要我自己寫，但因為本片成本不高，展覽期間很多時間慢慢搞，就不小心多出兩首歌。

──我很好奇電影中二度出現的「撓場觀測」現象，這個梗從何而來？

蘇：這是臺灣特有梗，有很多層次。他是臺大教授，曾經當過校長，叫李嗣涔。他宣稱找到撓場。撓場的來源是冷戰時期，蘇聯科學家發現的。他們當時大為亢奮，說找到第五種力，當然事後科學界沒有承認，但就成為一個傳說。李嗣涔從國外把它撿回來，說他用撓場的觀念，找到第五種觀測方式，可以觀測到神佛、超自然力量，太狂了！我就開始為他設計這段節目。他象徵一種男性科學觀，很「華國的科學觀」 。臺灣一直有這樣的科學家，中華民國版本的科學，用科學儀器觀測神佛、耶穌。聽起來很荒謬，但他是電機系教授。李敖曾邀請他上節目專訪，他現在還有自己的網站，賣撓場能量器給大眾。

──那你有買「撓場能量器」嗎？

蘇：我沒有買，怕會出事（笑）。片中我們不敢直呼李教授，就改成「Li」，怕被告。中華文化常有這種想宰制宇宙的野心，「Make China Great Again!」或「統一中國」。我們以前也有很多民族自信心的問題。當年中華思想要「超英趕美」，跟現在習近平的想法差不多。撓場這件事真的很好笑，好笑在於說，推動科學的背景是民族主義、集體主義，想宰治全宇宙。電影最後，主持人才一直喊「宇宙萬歲」！大家說全球化、共同一體，如果習近平來講就很可怕。人類是很想要一起，但看用什麼方式，裡面很多開放性問答，讓觀眾自己反思。我相信歐洲人跟臺灣人看一定感受不同，我盡量讓這些東西抽象一點。我相信會有人覺得不夠直接，但東西太直接，會被限縮在地域。

──近年你有「補拍系列」的短片創作，本片後續也會在不同美術館展覽演變。除此之外，有沒有其他籌備中的作品？

蘇：我想把《女性的復仇》（2020）發展成敘事電影，這算我的小小野心吧。也不是說做錄像藝術比較容易，但當代藝術的目標跟電影不同。拍長片難度很高，《女性的復仇》如果拍長片，我希望它變得非常熱血，不然就沒必要，我也不想把大家拖進戲院折磨兩個小時。以前那麼多剝削電影，不是每部都很難看。要重做的話，希望更具時代意義。我也想把女性對父權、國族、臺灣的不安全感，三位一體結合起來。女性對男性的復仇，不會只是兩性的問題，應該有其他層次，未來長片版會談這個。

另外，小時候學校會講「德、智、體、群、美」。我有一個長片想做五個短篇集合，關於早年國民義務教育裡，「德智體群美」這五個人類範疇，英文叫作「The Five Ways of Life」，五種生命的方式。你剛提到「補拍」，都是回去補充、補課，補我曾經失落的段落。比如戒嚴時期，我小時候的記憶非常模糊。一方面當然是我現在老了，另一方面是政府不讓我們記憶。我們的歷史不讓我們有正確的記憶，因此沒辦法正確理解很多事。我會堅持要回到過去，重新講一次事情，是因為過去有殘缺。

我們希望一步步來。嘗試輔導金系統外，也可能找國際合製。我們這次來柏林，也有歐洲的共同製片，希望能藉此跟更多影展建立連結。歐洲的影展常會出獎金，以後可能嘗試提案，希望資源多元一點。但《女性的復仇》應該不用花很多錢，就打死人而已（笑）。武術指導、技術人員、特殊化妝可能會花錢，其他場面主要還是形塑暴力的效果。跟短片一樣，長片版也會引用藝術史名畫或電影名作的畫面，例如，艾爾帕西諾在《疤面煞星》（Scarface，1983）最後被殺的場景，覺得會滿好笑。現階段，我正努力調整，讓劇本呼吸。打鬥節奏夠娛樂，靜下來時，觀眾也願意等待。長片的世界大很多，這也是困難的地方。很多藝術家會卻步，資方跟市場會改變你，但我願意試看看。■
 
．封面照片：《三廳電影》導演蘇匯宇；攝影／謝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