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穩定勞動階級的奮鬥能量：《青春（春）》

編按：2023 金馬影展，選映中國獨立紀錄片導演王兵的兩部作品，分別是入選坎城影展主競賽的《青春（春）》與拍攝中國文革流亡作曲家王西麟的作品《黑衣人》。《青春》三部曲陸續將在國際影展首映之際，本期《放映週報》刊載作者詹育杰以評論對寫王兵兩部作品，透過王兵兩部風格各異的紀錄片作品，進行對於王兵生涯創作路徑的重新梳理。本篇以《青春（春）》為先，透過王兵對於工人的紀錄，如何衍生出主題不同的各式作品，回望其創作思維。請見本篇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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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2023），王兵的兩部紀錄片，對焦紡織廠移工的《青春》第一部分《春》，和拍攝受盡迫害的中國作曲家王西麟《黑衣人》雙雙於坎城影展放映，名列競賽片的《青春》最後雖沒得獎，但在金馬獎卻抱回最佳紀錄片。綜觀而言，這兩部在疫情後的新作品，展現王兵 20 多年來所持續關注的史上「反右」等政治迫害以及當代中國劇烈的社會轉型之下勞動群眾的兩大命題，另一方面，他在法國藝廊 10 多年來的支持之下，儼然成熟的兩種（如導演自言）針對不同空間語境（電影院、美術館等展覽空間）的作品形式風格。筆者將透過這兩部在創作脈絡中堪稱互補的作品，來討論王兵近年來的創作轉變。本篇將先從《青春（春）》開始。

《青春（春）》是從 2014 年到 2019 年，在距離上海 150 公里、因織造業興盛而得名的織里鎮，與每天工作 10 幾個小時的農民移工一起工作，累積 2,600 個小時的素材當中所產生的《青春》三部曲第一部分，但它遠非導演拍織里鎮的首部作品。疫情之前，便有 2016 年聚焦移工艱辛的《苦錢》；和 2017 年，無剪接超長拍鏡頭展現紡織工作坊的《15 小時》（當年以展覽形式在五年一次、當代藝術圈盛大的德國卡塞爾文件展當中首映）。嚴格說來，導演是隨《苦錢》中的三個年輕人從雲南農村長途跋涉舟車勞頓才來到織里鎮。今天，這個中國童裝產銷中心吸引了各地農村青年到這裡打工做發達夢，如《15 小時》中觀眾見證的重複超長工時勞動，極其艱苦且實際回報不見得盡如人願。而《青春（春）》一開場便由年輕男女一邊紡織工作、一邊遊戲嬉鬧破題，我們與移工們一同勞動，並在工作坊中生活，後半段更一再上演勞資雙方的談判協商，正是在這三部作品的差異之中，我們更加看見《青春（春）》透過聚焦於年輕人的能量所展露出的希望和正面觀點。

勞動即生活的工作環境

片中，宿舍與紡織工作坊位於同一棟建築物裡，織里鎮集中超過 20,000 個這種小作坊。公寓大小、而不是大工廠的小作坊，和就在樓上的宿舍，都顯得狹窄雜亂、簡陋骯髒，年輕移工們幾乎永遠不需要離開這結合勞動和生活的水泥建築，不衛生的環境很大程度上說明了他們與工作融為一體的生活條件。這些公司企業都很迷你，老闆就在一樓的對外店鋪中工作，二樓就是工作坊，再上去是宿舍；這個封閉的水泥空間也讓人一再想到監獄。片中人物出現時，都伴隨著字卡介紹姓名、年齡、哪裡人，年輕移工們給人的印象首先是他們的活力、幽默和希望或堅強的個性。無以計數的縫紉工作不斷重複，年輕男女共用作坊和宿舍，在堆滿垃圾的走廊上休憩、追逐、吃飯，上工下工都生活在一塊。他們通常都來自農村，有著相同的夢想：結婚、生子或開創自己的小生意。在既重複無趣卻同時緊張的超長工時壓力下，震耳欲聾的機器噪音中除了縫紉機前沒完沒了的勞動，工作坊裡更充滿了音樂、笑話、爭吵、調情、笑聲、閒聊、抱怨從早到晚從未停止過，不斷上演各種形式的衝突、遊戲和對抗。他們打情罵俏，抽煙喝酒，打鬧吵架，在不斷加班工作的情況下決定人生大事。

鏡頭觀察一群群在不同工作坊的年輕人，當中偶爾會出現重複的線索，不用特寫專注於他們手上機械化的工作流程，而是捕捉青春活力和過度疲勞，跟著他們在工作坊和宿舍之間來回跑上跑下，在 15 小時輪班期間忙著打發時間，似乎無時無刻都在抽煙。在沒有陽光的工作坊裡分不清晝夜，當看到外面的世界時，可能是去街上買吃的、上網吧，但下工的他們很快就累倒睡著。王兵沒有任何評論的鏡頭，而是盡可能跟隨一個個人物，工作時全神貫注於他們的裁縫機，不工作時則一直盯著手機。半夜回宿舍洗澡還必須自備熱水瓶，辛苦不在話下。青春的能量更體現於一再出現的流行音樂當中，不是訴說著愛情、小倆口生兒育女的理想，就是瘋狂節奏舞曲帶動裁縫動作，速度之快以至於看來像加速播放，這毫無疑問是流行音樂第一次在導演的作品中佔據如此重要的位置。即使在這緩慢前進的艱苦勞動肖像中，王兵的鏡頭也發現了一線春光希望。

談情說愛、講價算錢的場面穿插

在這些年輕移工不穩定的生活中，談判協商似乎自始至終是個不可免的場面，男女關係不論是從挑情鬥嘴、討論算計送不送最新 iPhone 手機，到打情罵俏一一列舉擇偶條件，或朋友之間借貸、勞資雙方談工資和組織工作。年輕情侶的群像與工作坊當中權力關係的細緻描述交替出現，老闆和經理一開始都不在場、不出現在鏡頭前，工作坊沈浸在流行音樂輕鬆的氛圍中，直到一場家長與老闆在辦公室中討論、交涉年輕女工懷孕後是否結婚、墮胎等後續處理的安排，顯然在勞資雙方權力關係的極度不平等之外，年輕男女的背後都還有雙方家庭的複雜考量，即使年紀輕輕的男女，也都學會錙銖計較，盤算著兩人關係中的是非輕重、誰愛誰多。

不單是剪接效果，從歡笑戲謔、調情打鬧，到真的大打出手，全在一瞬間。在一場生日蛋糕塗臉的慶生嬉鬧隔天，工作坊中輕鬆的鬥嘴爭吵突然變成了一場全武行。而令人訝異的是，導演長拍鏡頭捕捉到的騷亂，一時之間卻將注意力集中在背景的女孩，不知道為什麼，當一切都因打架而暫停時，她卻仍繼續工作。此外，年輕工人們無數次計算著他們縫了多少件衣服、到底賺了多少錢。影片行進約半，勞資雙方反覆進行的價格談判和小規模的抗爭，在男女間的盤算鬥嘴和男同事間全武行的場面後才緩緩上場。或許可以說，這些人手一台智慧型手機、隨時上網或打算盤的年輕移工，與 90 年代世紀之交中國剛開放的（如 2002 年《鐵西區》中的）下崗勞工，或早期到城市打工的農民移工，早不可同日而語。

罷工抗爭和協商成為可能

王兵似乎是刻意強調年輕移工們對工資的討論，一方面用數字來體現我們在銀幕上看到的無盡勞動，再者為影片後半部數次出現的「戲劇性」高潮，與老闆的談判所出現的罕見張力鋪陳，我們目睹工人的自我組織並向老闆請願談判加薪。特別是，工資每六個月才按件計酬結算一次，最初工人並不確定具體報酬是多少，無法預知半年後的工資，於是在這樣極為彈性的運作之下，鏡頭一再目睹結帳發薪水時勞資雙方的講價過程。並不是上街罷工抗議，而是零星出現一些被逼到極限時與老闆對峙的、看似剛萌芽的集體請願，工作半年後，必須在半夜與兇巴巴的老闆在混亂氣氛中談判。他們甚至推出經驗較足比較會講價的代言人，組織起來，一塊說不，當然也目睹勞工們內部的利益分歧。但很明顯，工人們總是在談論薪資，應該講價嗎？離職去其他工作坊？還是組織起來談判加薪？導演對這樣的可能性抱著正面的態度。

似乎看到工會運動起步，堅持薪資談判始終是可能的，按件計酬的這些年輕人無疑被老闆剝削，而老闆自己卻也並沒有發大財。不論是工人或小老闆，都在為同一個產業，為同一個剝削他們的系統工作。時而看似平易近人的老闆，總不願意改善工人的生活條件，為了幾塊錢加班費談判變成日常的、令人筋疲力盡的戰鬥。 但青春能量並沒有耗盡，就如同其中一個年輕人想要離職，信心十足地向老闆提出了辭職並索取薪資，他們仍然願意相信換到另一個工作室會有所改變。這些作坊多是家族私營的小型企業，王兵在採訪中明言，這裡的情況並不是最糟糕的，甚至帶來一些希望，因為它們在通常的國家主導控制之外運作，還有合理工資收入的潛在可能。織里鎮幾乎不需要銀行，小企業都依賴私人的合作，基於信任和聲譽運作，也因此片中可以看到大量的現金，沒有銀行轉帳。

不穩定階級的多面群像

王兵自最初《鐵軌以西》 （2002）以來的創作，一直如同社會學研究總有明確的研究領域，在現場以大量時間觀察不同社會群體的日常生活，下崗的工人、貧困農村家庭、社會邊緣人、飽受政治迫害的婦女等等，並非關注單一群體或社會結構。如在較為龐大複雜的《夾邊溝》（2010）之前，同樣處理勞改營主題相對階段性的作品《和鳳鳴》（2007），在一個系列的大命題之下呈現出不同階段性的作品，《青春（春）》之前都同樣對焦織里鎮紡織工作坊農民移工的《苦錢》和《15小時》，雖在形式結構、內容上都極為不同，但三部作品都展現出移工群體極為不同的面向，更拉長製作時間的《青春（春）》顯然對主題有更深刻的消化和反芻。換句話說，前兩部作品較為直接，《青春（春）》則企圖用紡織工作坊的移工群像間接討論更普遍同時深刻的命題。

織里鎮系列始於 2014 年，從跟隨《苦錢》中三個年輕人離開雲南家鄉開始，但王兵的長拍鏡頭並不一直呈現相同人物發展出線性的敘事，而是在出現時間實際上都不長的眾多人物之間（如一同創業卻關係惡化的年輕夫妻、去另一個作坊碰運氣或收拾行李回家鄉等男子）編織出移工日常生活、心理層面等更為全面的生命經驗。而不斷轉移人物讓觀眾感到不安的同時，也提醒我們中國流動人口的無常和不穩定。堅持下去或放棄回家鄉的兩難抉擇不斷出現，無疑反映了農民工生活的混亂不安和暫時性。而《15小時》則是以單一鏡頭不間斷地拍攝作坊裡的工作生活，這些移工平均一天工作 15 個小時（技術上而言，由於 HD 檔案格式的儲存容量限制而分為兩個鏡頭），從清晨起床走出宿舍下樓去上班，影片的大部分內容看到工人們在縫紉機前工作，斷斷續續地聊天。午餐和晚餐時間，鏡頭跟著工人在外面的走廊上吃飯、抽菸、休息。晚上天黑工作仍繼續，影片結束於半夜工人們終於下班走回宿舍，一個凌亂宿舍入口的鏡頭。也就是說王兵開機拍攝直到一天工作結束，沒有任何剪輯地直接記錄和客觀再現，正因為這極致的形式，原本不易被注意到的細節才得以浮現。

此外，《15小時》與其他兩部作品極為不同的是，鏡頭從未進入工人的私人空間，《苦錢》中強化個人心理和情緒時刻的長鏡頭特寫在《15小時》中並不存在。《苦錢》中出現的心理失望和各種「勞苦」，被更積極正面能量的不斷工作所取代。《15小時》中有長鏡頭也有特寫鏡頭，但並不個人化和心理化，主要拍攝在作坊中勞動的工人，而沒有下工後在私人空間的生活時刻。工人們邊紡織邊聊天，開玩笑，聽音樂，或休息時忙著玩手機。《苦錢》所描繪的移工個人生活和《15小時》的工作勞動拼湊出「不穩定」移工的集體肖像，也正是在這兩個面向之間我們看到了《青春，春》的影子。

更為突出個人的青春肖像

「你認為所有的男人都一樣嗎？但我不是那樣，我很特別。」《青春（春）》中一對年輕男女鬥嘴時出現的對白，可說是明顯點出了題旨。一方面，這三部作品中，王兵都拒絕透過聚焦單一人物來組織他的作品。再者，《青春（春）》中可明顯感受他在一個集體肖像中，仔細地觀察每一個個體的慾望，他們並未如在《摩登時代》（Modern Times，1936）中被工業生產的機器吞噬了的小人物般失去其獨特性。他們面對感情衝突、婚姻或墮胎、服從或反抗父母家庭、組織對勞動條件的抗議或與老闆進行談判，如同工作坊中一再出現的音樂，我們深感個體的能動性和青年無論如何帶著希望的奮鬥能量。他們不再單單是紡織工人，而是真實獨特鮮活的個體，儘管生活條件艱苦，工作幾乎佔據了所有的生活卻依舊是飽含活力。正如片尾，同事三人放假回鄉之際，「李子沒熟，桃子也還沒熟。」這青春的詩篇中未來充滿無限可能。■
 
．封面照片：《青春（春）》電影劇照；僅作報導與評論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