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暫的熱戀期,與尚未見到的可能性──專訪導演廖明毅談《愛的噩夢》與 iPhone 電影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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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20
  • 採訪
    韋晢
  • 韋晢

在以 iPhone XS Max 攝製首部劇情長片《怪胎》(2020)的四年後,廖明毅再度拿起蘋果手機拍攝《愛的噩夢》,故事雖不再以強迫症為題,卻依然以奇幻設定探討情侶熱戀期過後的摩擦,並轉而透過一男三女的角色設計,表現出男性視角下的道德掙扎。廖明毅對於 iPhone 拍攝的思維,也隨著這些年來的技術演進而有所轉換。

接連在台北電影節、韓國富川奇幻影展完成放映後,本期《放映週報》於《愛的噩夢》上映前夕,專訪導演廖明毅,針對電影本身的製作規模、攝影美學、角色塑造進行討論,也延伸思考手機作為電影攝影機的未來,以及之於當下電影創作和放映環境的意義與定位。

──請導演先談談《愛的噩夢》最開始的構想。

廖明毅(以下簡稱廖):在愛情題材裡,很多人拍的故事就是你愛我、我愛你、你不愛我,然後大結局又和好。這是比較普世價值的愛情故事。可是,我覺得愛情故事還有很多切面可以描述,所以我選一些比較不尋常的黑暗切面,去描述我對愛情的看法。

《愛的噩夢》是一個男生遇到三個女人的愛情故事,這三段愛情裡都有一個共同的東西:「熱戀期」,這是短暫的,也是我對愛情看法比較負面的部分。我不覺得愛情是一個很長久或永遠美好的狀態。熱戀期的時候,對方講什麼都好、對方沒有提出的也會主動去做,可是經過熱戀期後,就會轉換成另外一個情感,雖然還是愛情,但後面的其它問題就會開始浮現。

所以,《愛的噩夢》前面會有一段美好的成分,之後就描述那一段感情出現問題的時候,男主角怎麼樣回應、逃避。

──我在看《怪胎》時,也覺得「強迫症」只是故事的包裝,它的主題還是關於熱戀期後的感情問題。這兩部片的出發點是不是有些雷同,即是你對於通俗愛情電影的思考?

廖:很多人說創作者一輩子其實在拍同一部電影,這兩部片一定有類似的主題,因為這個就是我現在認為的愛情觀。這些可能是我拍愛情題材會一直出現的狀態,只是母題會有些不同。

──剛才提到「黑暗切面」時,我以為是電影中的奇幻設定。所以,這個設定是在發想故事後期才加入的嗎?

廖:不是。我在想故事的時候都會想一個很簡單的框架,比如說,如果是很短的幾行字,大概會是:「有個男生遇到一個女生,他們開始交往,之後慢慢發現她有控制慾。有天,他受不了這個控制慾,晚上進到一個夢,夢裡有個人可以給他一個願望,而他許願解決愛情的處境。所以,他選一個遙不可及的女生,在夢中換了一個女朋友。」故事一開始的階段,那段夢就存在了。

──你繼《怪胎》後,這次再次使用 iPhone 進行攝影,這是一開始就計畫好的嗎?

廖:這是一開始就設定好的。《怪胎》是用 iPhone 拍的,但我原先的第二部片沒有要用 iPhone 拍,不過,那部電影在遇到兩次疫情後停拍,所以被排在第三部、用 iPhone 拍的《愛的噩夢》就往前挪動了。其實是因為中間少了一部電影。不過,《愛的噩夢》的確是在一開始編寫故事時,在規模或拍攝規格上就設定是 iPhone。

──這個設定如何影響到劇本設計?

廖:其實就是規模不能太大。我覺得 iPhone 拍攝在現階段可以服務一些中小型的獨立製作。在機器、周邊設備、人員上,它的簡易性會省下一些錢。而在寫劇本之前如果就確定是要用 iPhone 拍,你自然會把劇本的規模,寫在這個媒材可以拍的範圍裡面,才會是同一個邏輯的東西。


(圖/《愛的噩夢》劇照;華映娛樂提供)

現在拍電影很昂貴,可是串流徹頭徹尾地改變看電影這件事。雖然我們很希望大家進戲院,可是還有很多方式,例如串流、買藍光、去 iTunes 買片,甚至能看到比戲院更好的品質。我覺得戲院存在的狀態在於看電影這個行為的儀式感,你會需要離開家裡、去買票、等待、進戲院,跟陌生人在一個漆黑的空間,不間斷地一口氣看完一個故事,所以它是一個主動的行為。這件事情跟串流完全是相反的,因為串流就是付了一筆錢後就可以無限看,不需要透過什麼努力。

電影的觀影形態在改變,拍攝方式也應該要有一定的改變,不會有一個媒材的播放媒介改變了,拍攝規格卻一直沒改變。電影發明 100 年來最輕薄的專業攝影機就是 iPhone,我覺得它的出現剛剛好為低成本電影的市場缺口提供了一個新的拍攝方法。從《怪胎》到《愛的噩夢》,中間隔了三年,這三年 iPhone 的畫質進步非常、非常多,以數據來說是 30 倍的畫質。《愛的噩夢》的畫面在戲院投放,是對得起觀眾的。

所以,我在 iPhone 攝影就是一個推廣者,讓我實驗給你們看看,如果你們覺得這個畫質是可以的,那未來就可以有更多中小型的製作出現,不會受限,拍一部文藝片就得花 3、4 千萬。所以,電影的觀影過程在改變,攝製過程照理說也會改變,iPhone 的出現,加上 Apple 也有意思朝專業化發展。我就是比較前面在鑽研這個東西的人,我蠻確定後面還是會有片子繼續這樣拍,我也想要推廣給更多人,當你有資金問題時,這個規格是你可以選擇的。

──更具體一點來說,你覺得這個新的創作模式要怎麼去回應當今觀影模式的改變?許多 iPhone 創作者,還是去強調它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取代專業攝影機、放在電影院看沒問題,這好像還是以戲院觀影為基礎?

廖:觀影強調的就是畫質,我們得先確定它畫質站得住腳,才能接著討論攝影機會對電影的敘事豐富度帶來什麼樣的改變──這是兩件事情。那一件事情已經解決了,因為《愛的噩夢》昨天在泰坦廳首映成功,《怪胎》其實也有試著要在泰坦廳首映,可是我們實驗之後發現根本不能看。

這是因為 iPhone 下放了一個安卓手機沒有的規格,是專業攝影機才有的 ProRes 檔案,那個檔案非常、非常強,基本上,我們現在拍攝的素材跟大機器拍攝的素材沒有差很遠,只是我們沒有外接鏡頭讓它有漂亮的、虛化的背景,去除這件事情以外,我們獲得的素材跟大機器是同一個檔案。所以,《愛的噩夢》這次能在泰坦廳那麼大的銀幕去投放,沒有問題。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有沒有人要運用這個小機器,去用更有創意的方式拍電影。


(圖/《愛的噩夢》劇照;華映娛樂提供)

──本片仍然做了 400 顆特效鏡頭,為何在 iPhone 拍攝的中小規模製作思維下,會設計出這樣的大規模特效?

廖:其實一開始沒有想到會這樣,那個特效是一步一步不小心長出來。雖然實際上的特效鏡頭是將近 400 顆,可是大部分的特效鏡頭是觀眾不會察覺到的,比如說前面白佳琪登場的三場戲,咖啡廳外的雨都有加特效,因為我們拍攝的那一個月全部都在下雨,劇本雖然是寫白佳琪的出場是陽光普照,但實拍的時候,可能是這顆在下雨、那顆不下,而我們的演員已經撐傘了,就只好每一顆都變下雨。所以下雨的特效是這樣長出來的,這就是一開始沒有預期到的,可是又不可能讓觀眾看出它是特效。

雖然大家會看到局部的、很明顯的特效,可是也有協助我說故事的特效。像是夢境原本也是要在實景拍攝,一開始是想要在廢墟,但我們這組的人員規模比較小,去廢墟拍攝會有安全性考量,就改成棚內拍攝。第二個想法是在夢中醒來的時候,是在臺北市的、一個靜止的無人街道醒來,但跟相關單位申請後發現,可以拍的時間太短了,我們要封像仁愛路那種很大的路,那晚上 11、12 點才能開始拍,拍到 4、5 點就得收了,以我們劇情的量是拍不完的。

這時電影已經開拍了,原本預設的場景一個接著一個不能用,是到要拍夢境的前 10 天,我們才決定搭景。那時所有臺北的攝影棚都滿了,後來就找一個不太適合搭景的地方搭了景。結果看起來有些凹凸不平、實際能搭的範圍很小,所以再用後製去把每一顆鏡頭裡的牆壁修平、把天花板做高,讓兔子看起來很遠、很小。

這部從籌資到拍攝,大概是半年,劇本已經寫好放在那邊,又不是一個大製作,籌資上相對比較簡單。後來這些新的特效成分當然造成超支,可是不做也不行,最後出品方還是願意再多拿一些錢,讓電影品質更出色。

──關於 iPhone 拍攝,在《怪胎》裡可以明顯感受到很多服務 iPhone 的調度選擇,比如扁平的調度、強調構圖的設計、大色塊等等。但在《愛的噩夢》裡,感覺是想試著用 iPhone 去取代專業攝影機,少有專門為 iPhone 設計的美學風格,可以聊一下這個轉變跟選擇嗎?

廖:這可以分成兩個層面,一是如果再做跟《怪胎》一樣的視覺,例如玩顏色跟強迫症置中構圖,觀眾會覺得我會的大概就是這樣,會膩。這一次還是有玩顏色,可是比較內斂自然,在看起來寫實的臺北去玩顏色,沒有那麼外顯,但我覺得對觀眾來說,一樣會是一個風格蠻強烈的片子。

另外一個原因是,當時我們玩顏色是因為 iPhone 品質還不夠好,但它作為一台手機,在當時能夠拍電影是很驚奇的事情,所以,那時候就希望把美學外顯一點,去彌補攝影機不足。可是現在 iPhone 不管在畫質或敘事上可以用的鏡頭都比較豐富,好像沒必要再去做同樣的事情。

所以,這一次思考比較接近於,我今天拿這個預算要做這部電影,應該用什麼樣的構圖就用什麼樣的構圖、該跟拍或該上穩定器就做。簡單來說,如果我今天換成一台正常的攝影機,我一樣會用這些鏡頭去講這個故事,只是我們用的是 iPhone,所以在取鏡位和攝影機跟拍的時候,會比大機器來得方便。

iPhone 自然而然會變成一個規格,因為它就是輕薄,使得現場的周邊配備跟工作人員都會明顯減少、拍攝進度明顯變快。同時,它又提供了那麼好的 ProRes 錄製規格,現在已經一大堆人開始在拍,可能到明年就陸陸續續會推出,接下來就會進入一個平常化的狀態。數量一多,它就會變成最小、最便宜的攝影機,變成一個大家會去選的機器。

──儘管 iPhone 的畫質有所提升,但實際拍攝時,是否還是會造成一些調度上的限制?例如仍舊無法克服的景深問題?

廖:現在 iPhone 主鏡頭的升級,其實讓景深虛化也很容易出現,當攝影機比較靠近拍攝主體,虛化背景就來了,所以這對我來說也不太是個問題。我們有找一些範本,例如大衛芬奇的《索命黃道帶》(Zodiac,2007),你如果現在回去看那部電影會發現,它大部分的鏡頭都沒有景深,因為那時採用的攝影機跟畫面就是想看到全焦段背景,雖然沒有景深,你會說它沒有電影感嗎?完全不會啊。

事實上,景深並不是造成電影感最重要的元素,所以我們後來在用 iPhone 的時候,就不會一味去追求景深,剛剛好有的話很好,可是沒有的時候,我們就會用構圖、打燈,讓觀眾投入故事。

──以《索命黃道帶》作為範本還蠻有趣,但那比較接近於用深焦鏡頭去做前後景調度,似乎又與《愛的噩夢》以正反打特寫為主的調度風格不太一樣。

廖:不太一樣,它只是一個具體的案例告訴我們說:虛化景深跟電影感並不劃上等號,只是這樣。

──從《怪胎》到《愛的噩夢》,你似乎對開放式結局或讓角色交換處境的平行時空情有獨鍾,你是有意識地延續奇幻設定,還是單純依照角色與故事需求去設計?

廖:設計這些奇幻設定,跟我本人失眠很嚴重有關,我吃安眠藥已經 10 年了,夢是每天會遇到的東西,是我人生重要的元素。又因為夢很抽象,把夢的描述具體化之後,通常就容易有奇幻電影的感覺。這好像是自然而然地採用了一個我人生中重要的成分,放到電影裡面,就會被歸類在奇幻類型。


(圖/《愛的噩夢》劇照;華映娛樂提供)

開放式結局的部分,則是一個能跟觀眾互動、在電影戲法上比較有趣的方式。因為我們的開放式結局不是有無限種答案,而是:「不是她就是她」,比如說一個戲院裡有 200 人,有 100 人覺得那是白佳琪、100 人覺得那是黑澤由里,那就反映了你希望那個男生獲得美好的愛情,還是你希望那個男生得到懲罰。我們常說你在這個電影看到什麼結局,你就是什麼樣的人,我覺得開放式結局有一個好處是,觀眾可以跟創作者玩遊戲,某個層面上你在體驗這個男生遇到這三個女人的愛情過程,而到最後你覺得他許願的是誰,其實就是你自己想許的願望。

──在白佳琪和黑澤由里間,除了控制與自由的性格差異外,宗教信仰的差異也是一個重要因素,為何會想從宗教去設計兩人的對比?

廖:其實不是從宗教出發,一開始只是想到白佳琪拒絕婚前性行為,在這個性開放的時代裡,不能跟伴侶上床容易是感情上的障礙,所以,基督教的設定是來自於婚前不能性行為的劇情需要。有這個之後,就去做一些其它的事,讓它更真實,比如說白佳琪住處的空景是一個貌似十字架的天空,然後她家裡掛的海報是〈愛的真諦〉,那句話也在故事的後面被她解讀成另外一個東西。這是為什麼林艾璇的角色在服裝上、互動上會有性的指涉在裡面,除了自由、漂亮的外表之外,還穿一些比較裸露的、貼身的衣服。到黑澤由里就走到另外一個階段。

所以是一步一步來,黑澤那邊一開始沒有要講宗教,是因為白佳琪的愛情故事比較寫實、碰到的問題比較現實,就是控制慾、就是互看手機,大家的愛情裡或多或少都會有這個成分。白佳琪是比較極端,因為我們把很多人才會有的特質集中到一個人身上,但那個控制欲大家多少都會遇到,是一個現實生活中普遍會遇到的愛情狀態。

既然第一段已經講了這個狀態,到黑澤由里的時候,顯然不會再講一個正常的愛情狀態,就想說要怎麼樣讓黑澤的控制欲比白佳琪更令人毛骨悚然,就需要進到一個比較超現實的狀態。就想到迷信,臺灣大大小小的廟宇、宮廟很多,講迷信會有共鳴,至少大家不會看不懂,因為我不想設計一個完全架空的設定。我每年還是會跟我爸爸媽媽去收驚,收一張符咒、三天之後把它燒掉,我每年都在遇到這件事情,所以覺得這個東西完全沒有吸收問題,不需要再科普或建立規則,在臺灣很平常。

只是,黑澤是在男生不知情的狀態下,影響他的吃、喝、穿,毛骨悚然的地方是在非自願的情況下侵入你的身體,所以林柏宏才會去吐。因此,拆解之後,真正的原因都不是宗教,而是劇情的需要,再去找觀眾容易懂的東西。

──《愛的噩夢》在台北電影獎獲得最佳聲音設計,電影的音效確實與臺灣電影常見的寫實訴求不太相同,而是有一層魔幻的氛圍,請談談你如何與音效討論聲音上的風格?

廖:我覺得聲音設計要跟音樂結合在一起說,因為整個聲音的感受裡面還包含音樂。第一個很明顯的地方,就是這部片的配樂是電子樂,而電子樂不是在臺灣做電影的一個常態選擇。這部片有 53 首配樂,是非常滿的音樂,在聲音上面會造成很外顯的、比較新的聽感,所以我們在音效上大部分是用「減法」在做,就是說我們希望做的每一個聲音都會被觀眾聽到,如果我們疊的聲音觀眾聽不到,那我們就不放了。

我們朝向一個臺灣普遍沒有人在做的方向,就是減法的音效製作,這跟普遍是「加法」的作法完全是反方向的。這也跟我研究的西方電影、或我自己的喜好有關,例如大衛芬奇從《社群網戰》(The Social Network,2010)以來每一部都是電子樂,他也在做減法設計,讓你只會聽到很重要的聲音,多餘的聲音就盡量拿掉。在音樂上,例如《殺手》(The Killer,2023)的音樂就是介於音樂跟音效中間,你沒有辦法指涉那是現實生活中的哪一個樂器。電子音樂反而很難做,但因為大家沒有在做這個東西,我就喜歡朝這個方向去,之後的電影我還是會用電子音樂。

──最後,想請你分享一下,這幾年是否有研究其他人拍攝的 iPhone 電影?是否有喜歡的作品?

廖:有啊,每天都在研究。因為這個研究其實很簡單,你只要花一段時間在 YouTube 上,基本上每天都會推播你新的東西。事實上,一直到現在為止,用 iPhone 拍攝的劇情片還沒有很多,可是接下來會開始變多。世界上唯二連續拍了兩部的就是我跟史蒂芬索德柏(Steven Soderbergh)──索德柏拍了三部,但他有一部是秘密地在自己的官網上放,所以他拍了三部、我拍了兩部。可是我每一年都有拍一個短的,那實際上目前為止其它的數量還是沒有很多,我敢說我是拍最多的人,大家會零零星星拍一些短的東西,但可能嘗試一次就不會再回頭去做,可是現在我蠻期待後面會看到什麼東西,因為 iPhone 的可能性真的很多。


(圖/《愛的噩夢》劇照;華映娛樂提供)

我蠻期待接下來有一些很厲害作品拍出酷炫的畫面,讓大家更信任、更接受這個媒介,然後更願意去學它。大家之所以沒有一下子都轉換到 iPhone,是因為你不能用大機器的邏輯去拍,它們都是攝影機,可是兩者之間就是有根本的不同,大概就是鉛筆跟油畫的差距,它們都可以畫出一個很寫實的人像,只是一個是很精細的素描、一個是很精細的油畫。你基本上可以把 iPhone 當成就是那個鉛筆,然後把電影機當成是那個油畫。會油畫的人來畫鉛筆可能會需要一定的習慣跟練習,不是說所有的攝影師拿了 iPhone 就會拍,需要一定時間熟悉才能把它拍好。

我一直都在這兩個中間游移,因為我大機器有拍廣告、iPhone 平常一直有在研究。可是拍 iPhone 以後,回去拍大機器會突然拍得很好,因為在 iPhone 拍攝時很多武器都不見了──沒景深、沒前景──所以場景要夠好看、構圖要夠好看、光線要夠好看,才能弄出一個像電影的東西。可是大機器不是,就算都不打燈,大機器擺下去,只要弄一下構圖基本上畫面就很好看,所以, iPhone 拍久,回去拍大機器反而會突然變強。
 
.封面照片:《愛的噩夢》劇照;華映娛樂提供

韋晢

愛看電影的大學生,現就讀台大心理系、社會系。曾參與第一屆金馬青少年電影團、第五屆金馬亞洲電影觀察團,現為台灣影評人協會、臉書專頁金樹懶獎成員。於換日線經營專欄「看電影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