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的人告別曾經凝視的時代——許鞍華紀錄片《詩》

詩是文學的起源，可吟詠可入歌，音韵是詩的靈魂；紀錄片是電影的原初，昔時靜默後來有聲，影像與聲音是電影的本質。以紀錄片呈現詩人誦念詩詞再自然不過，是文字、聲音、影像三者完美的結合，同時為詩人與作品留下珍貴的影音記錄，文學有了另一種想像的存在，擴大並深化了文學的光譜。身在亂世，生命與創作起起伏伏，詩是許鞍華安定自己的方式，內容與形式皆是如此。在疫情高峰、題材極小眾、紀錄片形式相對冷門種種限制中，許鞍華找到創作自由，高明的創作者約莫如此。

《詩》（Elegies，2023）的形式素樸簡單，中英文片名都只有極簡一個字，形式回歸樸簡，內容卻無法簡單，因為一個城市失去了自由，太多人被迫離開，告別曾經的家國。《詩》不只是關於人與詩，也關於離散與漂泊，關於生活與抵抗，關於香港人的精神與意志。許鞍華無法置身事外客觀記錄，她必須入鏡不斷提問；她大學主修英國文學，學生時代發表過英文詩作，順乎本性對文學的熱愛，完全擔當得起對談人的角色。世界因疫情封鎖，所有可能的電影拍攝計畫都停擺，這才讓許鞍華回過頭去，以紀錄片探索初心最愛，全片或可名之為「詩人與導演關於詩、生活、靈魂的對話」。

詩是最精練的文學形式，《詩》是很私密的紀錄片，導演不只是旁觀者，而是介入很深的參與者，許鞍華以入鏡暴露自己的方式，表達對詩的熱愛與尊敬。全片結構規矩：序曲是一連串簡短談話，淮遠、飲江、鄧阿藍、馬若等詩人，談詩是甚麼，並借用歷史影音資料照片，追懷已歸天的作家西西與也斯；絕大部分篇幅專注於靈魂人物黃燦然及廖偉棠，構成全片核心論述；終章訪青年詩人黃潤宇談詩的功能。戲至終局，許鞍華也變成受訪者，自我表白為什麼要拍這樣的文學紀錄片。

《詩》的主要受訪人黃燦然、廖偉棠都是離開的人，以不同的理由——黃燦然自嘲「經濟流亡」深圳郊區，或許是想以較低的生活開銷換取財富自由；廖偉棠移居臺灣在大學任教，活躍於文化界，應該是為了言論自由。這看似刻意的選擇其實是因為只有他倆相對願意在鏡頭前暢所欲言。黃燦然與廖偉棠的出走反倒讓兩人敞開胸懷言說；身處香港的詩人，其「沈默之聲」映照出故鄉一言難盡的壓抑與險惡。許鞍華自陳訪問時，常在紙上寫下幾個問題，但開機之後一切都是隨機應變。「譬如廖偉棠唸詩其實我沒有叫他唸。他想說就說，不說就不說，他讓我拍甚麼就拍甚麼，其實沒得按我的（想法）。」（注1）正是這樣的隨性與開放，讓《詩》節奏流暢，透出難得的自然韵致。

黃燦然性格孤高灑脫，生活樸實清簡，用「安於冷落是一種清高」（坤生岳美緹語）形容他再適合不過。他徹底實踐自況之語：「努力不賺錢，一無所有才寫詩」，沒有深刻的熱情支持斷不能堅持至今。許鞍華問：「如果有人要你修改詩作你作何感想？」黃燦然毫不遲疑：「要改就死後再出版」。這是做人的骨氣，創作者的尊嚴，聞其言令人油然而生敬服之情。黃燦然是全片中唯一用國語吟誦的詩人，也許是因為他出生於中國，或者希望有更多華人聽懂他誦念的詩文，也可能是想展現多聲腔語言的能力。參照黃明川的紀錄片《櫻之聲》（2014），或有相似類同之處，片中現身的臺灣日治時代作家，包括：黃靈芝、錦連、羅浪、林亨泰、陳千武等「跨語世代」的現代詩人，很多時候他們誦詩、受訪都說國語。我好奇為何詩人與作家不說母語便就教於導演。黃明川解釋道：「那是很曲折的語言學習過程，說國語也可以展現自身多聲腔語言的能力。」

比之黃燦然，廖偉棠的性格與作品都截然不同。黃燦然擅長白描，他的詩仿佛是在路過小巷弄或者小店鋪時，無意間窺見的庶民日常生活截面，素直的文字有他細緻深邃的人性觀察，對人的愛與寬諒。廖偉棠於 2018 年全家移民臺灣，在北藝大擔任教職之外兼顧親子教養，他懷抱左派理想，詩作意象冷冽凝鍊，有學術中人精於詰問辯證的冷靜，每常討論膚淺與深刻，抗爭與犧牲，香港與臺灣等等家國政治議題。廖偉棠居住過兩岸三地，對政治影響生活之深與廣有通透的理解，堅心以攝影、音樂、詩作表達胸中塊壘，並積極參加社會運動。許鞍華無心插柳，找到兩位願意在鏡頭前好好言說的詩人，恰正好代表兩種不同的書寫策略與風格，他們告別我城，離散漂泊，以各自的創作臨對生命的掙扎與挫折。

奧登（W. H. Auden）說：「詩人，在一切之先，是戀慕語言的人。」模仿詩人名言戲作：（電影）導演，在一切之先，是戀慕影像的人。今（2024）年 2 月 29 日才剛病逝的電影理論家大衛．鮑德威爾 （David Bordwell）如此評價許鞍華：「她的電影向來有堅實的劇本，心思細密的表演。她從其演員得到超卓的演出，亦讓他們透過很多『靜默時刻』（quiet moments）去表達角色情感。另外，她不拘泥於單一類型，她什麼都試過！……從動作片，到家庭戲劇，及歷史大觀（historical spectacles），統統都要試去探索。」（擷取自「明周文化」）許鞍華跨過各式電影類型，終究回歸電影原點，以紀錄片呈現香港喧囂與靜默交錯的時刻。

香港詩人說「五十多年後看不見香港」；策蘭（Paul Celan）在獻給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的詩「一片葉，無樹」中早有先見之明：

這是什麼世道
一回對話
幾乎就成罪過
因為暗示了
太多被說出口

我們的時代很壞：疫病肆虐才剛過去；烏俄之戰已經打了兩年多；以巴戰火在加薩走廊的殺戮加劇。而今香港已經變成「一回對話幾乎就成罪過」的城市，人特別需要藝術安頓身心，可以是文字的詩，可以是影像的《詩》。■

．封面照片：《詩》電影劇照；僅作報導及評論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