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上前人肩膀，與臺灣的歷史互相瞭望──專訪《尋找湯德章》導演黃銘正、連楨惠

湯德章（1907－1947），是臺灣屈指可數，擁有故居、紀念公園、紀念日與紀念大道的歷史人物，然而，當他的銅像矗立在臺南市中西區七路交匯，圓環人來人往，卻不太容易找到認識他的臺灣民眾，更別提知悉他的人生故事。就算有，多半也僅止於「二二八政治受難者」之標籤。湯德章是誰？在因為國民政府的非法審判，而被草率槍斃之前，他曾有甚麼樣的人生經歷？曾經被派駐中國工作、又前往日本尋根求學的湯德章，對自己的身分認同有過甚麼樣的探索？這些問題鮮少被大眾提起，隨著時間過去，亦越來越難被釐清。

「這是一堂我們親自去上的歷史課。」本期《放映週報》專訪曾共同製作《灣生回家》（2015）的黃銘正、連楨惠，睽違九年，他們再度推出紀錄片作品《尋找湯德章》，這回，他們不同以往導演加上製片的工作模式，掛上雙導演頭銜，向我們娓娓道來，拍攝途中捱過疫情、歷時五年的漫漫「尋找」之旅。時代氛圍在變，不變的是他們挹注自身資源，記錄珍貴歷史的熱忱。曾笑說原本對歷史不感興趣的黃銘正，告訴我們，在親身走訪、接觸與對話之後，他們看見一則與當下臺灣息息相關的故事。

※※

──本片耗時約五年製作，起因據聞是兩位於臺南工作時，常見到湯德章紀念公園，卻發現大多數市民對他所知甚少，從一個念頭發展至紀錄長片，中間的歷程為何？

連楨惠（以下簡稱連）：2018 年，我們在臺南拍城市行銷影片，一直在圓環附近繞，只知道那個公園是湯德章的紀念公園，除此之外，就沒了。

黃銘正（以下簡稱黃）：一開始，我對歷史題材不太感興趣，後來發現湯德章的爸爸，死於 1915 年的臺人武裝抗日事件「噍吧哖事件」，也就是說，他的「日本警察爸爸」被「臺灣人」殺害了，我便覺得他的生平太戲劇性。為什麼會跟著媽媽姓湯？在日本殖民社會底下，他之後以「臺灣人」身分活著的想法又是什麼？二戰之後，他跟許多當時的臺灣菁英一樣喜迎「祖國」，之後又再發生轉折，他一定經歷很多認同混亂的階段。湯德章出生於 1907 年，而直到 2024 年的此刻臺灣社會，認同問題還在我們周遭發生。

事實上，我們的國家認同是有混亂的，將兩者對照是否有意義我不知道，但會產生一種提醒效果。

──兩位從一開始就打算將《尋找湯德章》製作成長片規模嗎？

黃：一開始就想做成長片，其實有點天真。上一部作品《灣生回家》那麼受歡迎讓我有點驚訝，它的主題概念是「異鄉人」，那種自己身處位置與社會格格不入的感受，竟然喚起幾乎所有臺灣人的共感，包含外省族群覺得「來臺灣後回不去中國」，本省人則覺得「從日治時代突然改成中國，有些東西難以轉換」，再加上當下的臺灣社會又有認同問題，瀰漫著異鄉人氛圍，所以就打中市場。臺灣人對「自己土地長出的故事」有需求，我在《灣生回家》中看到了這個缺口──我們其實想理解自己的故事，但是沒有途徑，就算有，大部分的作品也走悲傷、沉痛、鬱悶的路線，或基於缺乏資料以及想避免傷痛等，走向藝術化、風格化，甚至實驗片化，但那些小眾的作品，大部分觀眾看了沒有感覺。

我認為《尋找湯德章》可以和《灣生回家》走類似的常民路線，因為事件本身就很有戲感，其實一開始想做成電視劇或劇情電影，但又覺得應該先好好做田野調查，特別是與他身處同個年代的人，很多都已經 8、90 歲、快要凋零了──這也是《灣生回家》給我的經驗，有些口述歷史不趕緊做就會消失──所以當時就趕快去找最接近湯德章且年紀大的人，從他的兒子湯聰模和姪女陳銀開始訪問，爭取時間。

──有因電影想走平易近人的常民路線，而在籌資方面更加順利嗎？

連：我們從 2019 年初開始計畫和田野調查，製作《灣生回家》的經驗讓我知道，動作不快點的話，耆老們會消失得非常快，做這樣的影片真的是和時間在賽跑，所以那時我們的共識是就算沒有資金，也要兩個人自己想方設法做完，假設我們一直籌資籌到現在，終於有錢，但湯聰模先生也不在人世了。當時，我們在開拍一年多之後才正式開始申請政府補助，但也因那一年多的累積，讓我們有比較多的影像素材可以完整描述出計畫的輪廓。

2019 年 5 月開始，我們去臺南和耆老們見面、找出相關人物，也順利約到湯聰模先生，他其實非常想去日本探親，但因為疫情，我們晚了兩年才到日本拍攝，那時他的身體狀況卻已經支撐不了出國。他在第一次接受採訪時就問：「你們覺得我還能活多久？」我回答：「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因為我們要把這個故事說完。」然而他真的說完故事就離開了，雖然沒辦法一起去日本，不過還好他有看過影片初剪，陪我們走過這段路。

──這是一部關於「尋找」的紀錄片，兩位導演也有點像是在尋找著「尋找湯德章」的人，除了他的親人與後代，電影中也加入其他被攝者，如記者楊淑芬、文史愛好者蔡顯榮先生，以及莉莉水果店李文雄大哥等，這些人物如何陸續進入影片？

黃：我們在找資料時發現很多人已經做了很多整理，我們和那些前輩一樣都是「在尋找的人」，他們的尋找和我們的尋找是一致的，所以《尋找湯德章》其實是我們的尋找，加上他們的尋找，甚至再加上湯德章自己對身分認同的尋找，這個尋找是互相瞭望的。

如果這部片在 20 年以前做，一定會不一樣，可能肅殺感更重，對二二八更有所保留，或者你們可以想像，在還是白色恐怖的年代去訪問，有人敢講二二八嗎？所以我想呈現的是一種「時間的瞭望」──這是我們在 2024 年、在這個時代對湯德章 1907 至 1947 年的歲月的瞭望，如果這部電影 100 年後再被看到，那時候的觀眾就會知道，原來 2024 年的臺灣人在想的是這些，「喔！原來那個時候，他們已經沒有那麼害怕二二八了」，藉此看出我們現在的時代氛圍，那也會成為一種意義。

──那兩位是怎麼鎖定片中這幾個人物的呢？

黃：其實就是透過各方聯繫，比方田野顧問介紹了記者楊淑芬，我們去臺南拍片時認識文化局長，也請他推薦。我們拍的都是素人，是在民間的高手，片中沒有出現專家、學者或高官，因為我不想讓大家看硬邦邦的素材，而想把歷史議題融入我們的生活裡。

連：我們與耆老見面訪問時，有位先生拎了好幾大袋水果前來關心，那就是李文雄大哥，他自費編了關於湯德章的合輯，到處廣發；而蔡老師則是在成大圖書館藏中註記了所有湯德章相關的事情，他都記在腦中，可以一一指給我們看。我們像是踩在巨人的肩膀上，如果沒有這些前輩先行做過田野，我們可能很難在五年內完成，因為資料實在太多了。

──兩位身為夫妻，之前已有不少合作經驗，不過多以導演加上製片的形式，本片為首次掛雙導演，談談您們工作分配的方式？ 

連：一開始銘正邀請我掛雙導演，我還有點抗拒，我覺得我做好製片工作就好，但他還是有他的堅持。

黃：在這五年間，我仍有其他工作，例如跑去拍連續劇，就會有三、五個月不在，那時便由楨惠來主導，雖然以前都在做製片，但我覺她很適合拍紀錄片，因為很有耐心而且親切，有辦法 hold 住被攝者，我則是比較擅長說故事和整理素材。

連：後來我們分工主要是我在前線蒐集資料，他在後面負責整理及安排敘事。

──「尋找」的旅程看似沒有終點，兩位在什麼時機點認為電影已經完成、可以停止拍攝？

連：我自己剛開始覺得，只要完成臺灣和日本的主要拍攝就算完成了，我們因為疫情卡著兩年多，到 2022 年國境開放的第一天就去了日本，那時以為差不多結束了，但奇妙的是有些東西會陸續再出現。比如說，後來我們想確認湯德章被臺南師範大學退學的細節，又回學校一趟去補拍，準備收工時，突然發現榕樹下坐著兩個唱日文歌的奶奶，我很好奇地跑過去，用手機日文翻譯和她們說，我正在拍湯德章的紀錄片。

結果，奶奶居然用日文說：「湯警部補」就是她父親的直屬長官！你永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不經意地碰到這些人物及素材，檯面上甚至根本沒有關於湯德章直屬部下的紀錄。就是這樣冥冥之中的緣分，才能讓她在片中說出湯德章那段愛情故事，那故事或許我們在文獻中看過，不過要由誰來說？由楊淑芬或李文雄來說？好像都不太對，但那位奶奶就是曾經和湯德章相處過的人，由她來說便很合理。

另外也有拍到其他曾經與湯德章實際接觸過的人，照片中他們還是孩子，但跳出來紛紛都已經 90 幾歲了，單單就這些素材，我便覺得是很珍貴的紀錄。

黃：我覺得我們這部片，應該百分之 70、80 以上都是網路上找不到的資料，包含那個唱日文歌的奶奶，所有其它研究者都沒遇過，我們真的是不小心遇到的。

連：我認為二二八只是湯德章生命殞落的點而已，他不應該只有「政治受難者」或「在圓環被槍斃的人」這些形象，而是我們可以藉由二二八這個殞落點，去貼合湯德章的生命，看他為何會遭遇那些事情？希望這部電影出來之後，大家能對二二八有更多理解和思考，也成為讓我們避免將來重蹈覆轍的方法。

──本片利用「劇情演繹」的手法，重現湯德章自年輕時糖廠打工、考上警部補又轉任律師等等重要人生片刻，為何選擇加入重演橋段？如何編排劇情以及希望達成什麼效果？

黃：準備剪接前，我考慮過各種形式，例如分段、分章節，並用戲劇做為每個章節的開頭；也想過重演到一半，我喊卡，打破第四面牆，讓劇情中的演員出來講話等等。後來又覺得這樣會缺少真實感及生活感，影展菁英和知識分子可能會喜歡後設手法，但容易失去一般觀眾。

做歷史片，可以很嚴謹地講述歷史，但我們仍需要想辦法善用影像媒材有別於文字的魅力，具體史實只能當背景輔助，不能走在前面，否則觀眾會受不了；也可以訴諸情感，或走向風格、藝術、實驗片化。我後來決定都不要，我寧願電影拙一點、笨一點，但它能夠讓對歷史不見得有興趣的普遍觀眾也看得下去。重演形式是到製作後期才加的，為的是調和影片氛圍，讓一般觀眾比較好入口，因為早期的資料根本沒有影像能拿來輔助敘事，曾經也想過能否使用漫畫或動畫來表現，權衡考慮之下，最後採取真人拍攝，再套有漫畫感的濾鏡。

這些片段除了讓影片變得沒那麼嚴肅，大家願意看之外，也能幫助呈現湯德章本身之外的臺灣發展過程，那個社會發生了什麼事影響了湯德章？讓他做出那些決定？

──拍攝的這幾年，剛好經歷湯德章故居易主拆除，當時締造公民募資搶救文化資產的全國首例，後來還有「湯德章大道」的改名。本片的上映宣傳，也在募資平台上尋求群眾力量並順利達標，兩位會怎麼看待當下世代與臺灣本土認同及轉型正義的關係？

黃：現在這年代當然和以前差蠻多，我的年代幾乎沒教臺灣史，就算有，也只是用半頁稍微提到，但現在是一兩本，所以年輕人其實懂很多，不能再騙他們了。至於「臺灣認同」，我認為也有改變，因為愈來愈多這塊土地上的故事被傳遞、被理解，你知道關於自己土地的故事後，才能開始產生認同，知道愈多故事，就會愈理解我們其實是一起的，幹嘛分本省外省，不就是誰比較早來？我們應該找到我們的共同價值，有共同價值，就容易產生臺灣認同，如果可以解決臺灣認同，轉型正義才有意義、才有辦法被推動。

我們不想利用這部電影去罵誰，片中描述湯德章在二二八事件中冤死的部分，也是輕描淡寫，沒有訴諸很多情緒，我甚至是用國民黨自己的監察委員報告來講那時候的社會氛圍──來兩個月多就「軍紀欠佳，搶劫走私，辦不勝辦」。我沒有想要引起悲憤，因為光是處理湯德章到底怎麼在二二八中死亡，那個複雜程度搞不好就能寫成一本書、甚至做出一部片。

──《灣生回家》讓兩位體認到臺灣人在「身分認同」這塊有缺口，《尋找湯德章》中也提到，他不安定的靈魂就像是臺灣人的縮影。現在拍完片的兩位，對於「臺灣人」的定義有新的看法嗎？與九年前製作《灣生回家》時有何不同？

黃：我自己的想像跟在拍攝《灣生回家》時是一樣的，臺灣就是臺灣人的臺灣，只要認同這塊土地，就是臺灣人。臺灣人一直想要認識自己的故事，但苦無機會，因為要不是很複雜，要不就是會引起兩種意識形態互罵，很少出現沒有意識形態，好看、常民且生活的作品，我覺得《灣生回家》做到了，那《尋找湯德章》應該也有機會做到，並被大家喜愛。我想藉由這樣簡單易懂的故事，或多或少讓大家理解，其實我們不是敵人，我們有共同的價值，我們的交集比我們的分歧多多了。

連：臺灣人對我來說就是像影片裡的蔡老師、李大哥，很認同這塊土地的人們，所以對我來說，定義沒什麼太大不同。我對《灣生回家》中加倉奶奶說的一句話印象深刻，她說：「來臺灣是在尋求土地給她的能量」，我們都在這片土地上，打開歷史的門，會與這片土地有更好的連結，這是我經歷五年尋找湯德章旅程的感受──愈認識，愈堅定，你將知道自己的選擇該往哪個方向。■

．封面照片：《尋找湯德章》導演黃銘正、連楨惠；攝影／汪正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