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記憶與「影像」物質交疊的靈性儀式——專訪《God Is a Woman》導演安德烈斯佩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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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1-19
  • 採訪
    翁皓怡
  • 翁皓怡

2023 年威尼斯影展「國際影評人週」世界首映、2023 Cinema At Sea 沖繩環太平洋國際電影節競賽片,紀錄片《God is a Woman》(2023)帶著觀眾走進巴拿馬庫那(Kuna)原住民部落,尋找幾十年前奧斯卡得獎導演 Pierre Dominique Gaisseau 曾來此地拍攝未果的佚失紀錄片。本片片名「God Is a Woman」與 Gaisseau 當年的紀錄片同名,導演安德烈斯佩侯(Andrés Peyrot)企圖透過尋找與修復散佚的影像拷貝,回應、「覆蓋」、甚至重造真正屬於此一民族的故事。

在電影前半,我們看見穿插的各式檔案影像片段。有些是幾十年前,當地原住民留下的家庭影像,記錄下結婚、部落慶典等生命儀式;有些則是當年 Gaisseau 至部落拍攝紀錄片時的殘斷毛片;當然有些則更是近代庫那族人、當地創作者也開始有意識紀錄部落風情的影片。佩侯刻意將這些影像的邊界模糊,不以字卡說明年代和標明來源,對他來說,這就像這段記憶之於庫那人的樣子。

「尋找 Gaisseau 佚失紀錄片」的主線在電影後段愈趨明朗,那捲不大不小,卻實質佔有體積的生鏽盤片鐵盒被找到、拿出、打開,藥劑與歲月浸潤的酸蝕味彷彿能穿過銀幕——拾得影像的「物質」只是第一步。接著,佩侯記錄下膠卷修復的一道道程序,以及最後帶著膠卷回到庫那部落後,原住民們張羅著準備「公映」此片的過程。

透過影像「物質性」的展演,檔案影像與人記憶關係的剪接辯證,佩侯嘗試以《God Is a Woman》的探尋,完成一場跨時空的儀式,以此召喚曾被毀損的、腐蝕的民族記憶。本期《放映週報》於本片在沖繩的放映現場專訪導演安德烈斯佩侯,從《God Is a Woman》緣起與 10 年拍攝過程之艱辛談起,接著聚焦探索「影像」之於民族、民族記憶的意義。

※※

——首先,請你先就這長達十年的電影拍攝、製作過程分享。最初你為什麼想拍這部片?這部片如何與你個人有所連結?
 
佩侯:
從我很個人的層面談起,我母親那邊的家庭是巴拿馬裔,所以我也講西班牙文,並且一直對巴拿馬相關的文化很熟悉、感到親近。而巴拿馬的歷史一部分跟我們當下所在的沖繩是相互共鳴、映照的,就是它們與殖民國家的關係。巴拿馬之前屬於哥倫比亞,國家走過一段很暴力的歷史,而很多問題仍然遺存當代。於是我開始一層層剝開巴拿馬的過去,想辦法讓自己與這個「根」展開對話。

2010 年,我帶著一部短片到巴拿馬的影展放映,在那裡認識了製作人 Orgun Wagua,那就是我深入,或說回到這個國家的契機。那時我拍的是一部劇情短片,關於一個從巴拿馬移民到美國的 50 歲女性,在她的中年,她面對生活很多困難,有婚姻與酗酒問題。在幾乎快受不了的時候,她決定離開所在地,回到巴拿馬,面對自己與父親、家鄉的關係。後來,主人翁遇見了一個當地女孩和她的奶奶,於是跟著兩人進入部落,算是尋根之旅,也是離開現今「現代」生活的痛苦。

在影展上,我和 Wagua 聊著這部片和電影製作一事,他建議我一定要回到巴拿馬拍片。順著他的引介,我就去了巴拿馬。到庫那部落,拜訪當地耆老後,我就天真地說:「我一定要拍一部關於這裡的紀錄片。」話一說完,部落人們紛紛嘲弄著跟我:「拍吧!反正你又不是第一個,但你真應該看看上一個人的下場。」我這才知道,50 年前,Pierre-Dominique Gaisseau 曾來到此地拍片,後來沒有完成電影就離開了。而那段記憶對當地人來說,似乎是隱隱作痛的傷疤,有著被遮掩的秘密。於是,我決定要找出這部片,深入了解 Gaisseau 拍片的經歷,以及這部「不存在」的紀錄片與庫那族之間的複雜情結。
 
——那麼,你最開始執行拍攝計畫時,有沒有特別的架構?或說,對於接下來尋找未公開、散佚影像有什麼期待或擔憂?因為,聽起來這個拍片的出發點充滿不確定性,你怎麼平衡這個「探索」與影片製作的進程?
 
佩侯:
的確,一般來說紀錄片的製作本就比劇情片更充滿未知,但在我這個情況下是更明顯的。唯一能確定存在並且足夠支撐起一個「故事」的,就是存在民族裡,族人生命中這段經歷的傷痕。我冥冥之中知道有一個張力存在,而族人對這段歷史的情感,和我們都想要「找到這些散佚影像」的慾望是非常強烈的。至於擔憂和期待,不得不說,真的充滿擔憂,但我告訴自己,一旦踏上這段旅程,就要接受這一個個問號,擁抱所有未知。一旦我們有太多的期待與架構,反而會讓我自己的探索和紀錄過程失真,而我最開始想提問的問題也就失去了意義。回想起來,我很感謝這些不確定性的存在,你什麼都不知道,下一步在哪全是未知,但你就跟著直覺走,這就是這旅程,以及拍這部紀錄片的魅力所在吧。


(圖/探索記憶的樣貌,安德烈斯佩侯帶著作品前往世界各地,於日本沖繩櫻坂劇場前留影;攝影/翁皓怡)

——片中,你用了很多不同來源的檔案影像與錄音,請與觀眾分享一下具體有哪些來源,以及你組織它們的用意。又,片中在 Gaisseau 的影片被找到前,就出現了很多不太清楚、來源不明的舊部落影像,你為什麼想置放它們?你怎麼理解這些檔案影像作為部落民族記憶的一部分,以及自己的「再拾得」與「再剪接」?
 
佩侯:
是的,片中我用了非常多層次的影像檔案。有些是來自 Akiko 母親的錄音檔;也有些是 Kioko 和 Akiko 自己在當地拍攝留下的影像,拍他們在部落裡奔跑、玩耍,很生活化的片段;然後,當然也有片段來自 Gaisseau 的影像,也就是後來留下的、交給政府保存的一份拷貝,但那份拷貝就像片中我有拍到的一樣,已經酸蝕腐敗。這些不同的片段、碎片式的檔案影像被我穿插放在紀錄片中,各自有其意義。

我想強調個人、生活記憶的重要性,而經過修復後的、由 Gaisseau 拍攝的影像則意在拍出電影的「物質性」,也就是它作為保存記憶的媒介,是可能會腐化、消逝的。至於我剪接的方式,也是刻意模糊它們的來源,讓一切看起來片段片段的,因為在我的紀錄片敘事裡,找到 Gaisseau 的紀錄片前,我放進的片段影像都是對這段紀錄片的回憶,也就是「回憶的回憶」,它是再次套層的,也因此更加碎片、模糊。對我來說,這也是我理解到的,庫那人對這段過往的記憶方式。
 
——歷史的「重演」和「再現」(reenactment)在電影中多次被觸碰:檔案影像裡為了拍攝而「第二次結婚」的男女;庫那革命戰爭的儀式性重演等。請你先和觀眾介紹一下庫那革命週年性重演的部落儀式,並分享你對這些「重演」、再現記憶不同形式的看法。
 
佩侯:
就像我前面提及的,對巴拿馬人來說,建國走過一段很殘酷、暴力、血腥的歷史。20 世紀初,美國「幫」巴拿馬建國了,自此這個政權就一直在想方設法找到自己的國族認同,所以,政府暴力地要求巴拿馬各地部落要說規定的語言,並放棄原始的祭祀等民族儀式。這在文化上是非常殘暴的,巴拿馬人們經歷了長達 20 年的壓迫。一直到 1925 年,庫那族才組織軍事抗爭,終於取得自治權。這場戰役對庫那人來說無比重要,所以他們每年都會重演一次抗爭,以此紀念當年英勇抗戰的戰士,以及自己族群的建國歷史。理解到這段文化儀式對我來說非常震撼,我覺得最強大的是他們持續地讓不同世代的每一個人都參與到這段歷史。也因此這個儀式變成一種族群的情感宣洩(catharsis),在紀念的過程中他們會記得,不再遺忘,看似過去的、死去的記憶也就此重生。
 
——創作和拍攝的 10 年間,讓你最想放棄的時刻是什麼?其中有沒有因為遇上什麼困難,讓你對原來計劃拍攝的內容、架構有所更動?
 
佩侯:
10 年真的是很長的時間,肯定有許多時刻我想過要放棄,真的拍不下去了。最大的困難應該是來自整部片的「不確定性」。我無法確定是否能找到 Gaisseau 的電影,更無法確定能否修復或成功將它放出來。一直到我的紀錄片開拍的第七年前,這個影片都還是佚失的狀態。我們找遍巴拿馬當地的官方機構,發現當地政府對這個群體,以及原住民確實不夠重視,所以沒什麼進展。Gaisseau 在巴黎「藏著」的拷貝,他生前也未曾和後代子孫提及過,就好像他真的有意識地保守著這個「秘密」,所以一切真的很考驗我的拍攝團隊。好不容易找到拷貝後,新冠疫情就爆發了,原來我設定為本片主角,也是我非常親近的朋友 Arysteides Turpana 因此離世。

這對我和這部電影來說都是非常大的打擊,Turpana 是當地很重要的文化人、知識份子,也真正深入了解庫那部落。原來影片的架構是以 Turpana 為主角,他將帶領我們進入庫那部落,他將作為中介者,也是轉譯人,我們會以一種親近、朋友的方式深入部落,然後讓庫那人在鏡頭前以自己的方式介紹自己的文化。但 Turpana 的離開迫使計畫改變,我必須重新整理自己,重新建立影像骨幹。後來幸而發現先前拍好的有 Turpana 的許多畫面都還可以用,所以在紀錄片剛開始,Turpana 的存在還是很鮮明的,而遇到後面,他則彷彿轉化成一股內在能量,這能量便帶著我們,帶著這部片,發展成了現在觀眾看到的樣子。
 
——作為一個部落的「外來者」,又要觸碰到當年 Gaisseau 未處理好的紀錄倫理,你是怎麼真正「進入」庫那部落的?又如你所說,電影的創作初衷與你自己的根有關,這是很私人的;然而,隨著你開始尋找 Gaisseau 的電影拷貝,當觀眾跟著紀錄片的步調走,反而發現你的個人部分是被淡化的,你是怎麼定位自己的角色?
 
佩侯:
回想創作過程,當我們在第七年找到電影拷貝時,我覺得這七年真的走了好久,我覺得好辛苦、好不公平。但再繼續走著,我便明白,七年根本不夠,第七年的我也根本還沒完全準備好,我需要至少 10 年的時間,來好好與庫那族人建立起信任關係。即使 10 年也不足夠我完整了解這個民族的美好與困難,但至少我作為紀錄者,應該要知道怎麼「問對的問題」;怎麼站在對的位置,聆聽這些問題的答案;怎麼將我拍到的畫面「正當地」放進我的電影裡。我不想重蹈 Gaisseau 的覆轍,去以外來者的奇觀部落,我只想成為一個「載具」,一個澄澈透明的載具,好好地裝載起庫那人的故事,然後帶出來,讓我的電影成為接起外面世界(觀眾)與庫那族的連結。我希望在所有訪談過程中,受訪者、被攝者都是舒服的,這比「我」是誰來得更為重要。我很刻意地選擇了大家看到的攝影機機位、問問題的方式,甚至剪接的形式,來把自己的角色淡去,我站的是一個聽眾的位置,故事不是由我來說。

——另一個很有趣的是在《God is a Woman》中可以感覺到,你很重視並刻意提煉了影像的「物質性」。隨著團隊尋找 Gaisseau 佚失拷貝,到找到並修復、放映的過程,「電影」對庫那族來說便更像是一佔有體積,可以被觸碰、保護的「物」。尋找和重映 Gaissuau 電影的過程,你怎麼理解影像的物質性?
 
佩侯:
電影過去是「物體」的這點一直都非常吸引我,這樣的設定讓影像變得更珍貴,人們必須花更多心力去保護它。影像於是更為「有機」、有生命力,他會隨著時間腐蝕、衰敗,可能有刮痕、傷痕累累,也可能一不小心就消失,和人的記憶一樣。再者,如你提及,修復和放映的過程也是一種對影像的「手工操作」,在我的紀錄片裡觀眾也會看到修復影片時一層層的關卡,不同機器在掃描、清潔一格一格的影像。正式放映時也有不同階段的準備,人們投注著勞力在「觸碰」電影,在讓這個物質「顯影」,這是非常迷人的。這樣的準備過程對我來說很有儀式感,也很神聖,而它內容上乘載的也是相應的——對庫那族人來說非常神聖的記憶。


(圖/《God Is a Woman》電影劇照;僅作報導及評論用途)

——所以,這是你安排片中代表性場景的原因嗎?——庫那婦女們閉上雙眼,佇立白牆前,尋得的修復影像被投影在她們身上,彷彿成為載體與屏幕,裝載與接收著影像。這個畫面不只很有儀式感,甚至具某種美術館展演影像、錄像的藝術性,你是怎麼想到要這樣做的?可以跟我們分享當時與這些婦女們一起完成這個「儀式」的過程嗎?
 
佩侯:
沒錯,安排這個場景就是在提煉「影像」與身體、生命的關係。我會這麼做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個是就像我前面提及的,本片的前三分之二都帶出了一層記憶與影像──尤其是 Gaisseau 的佚失影像──的張弛關係,而我覺得在某一個片刻,這兩者必須相會,相會時便會產生某種火花。這些庫那人帶著他們的記憶,而影像則留存了當年的「真實」,當這兩者、兩個時空被放在一起,疊映在一起時,我相信對記憶的持有者來說,是一種完滿的儀式。

第二個原因,來自我這些年聽說與理解的庫那人的宇宙觀。他們相信人的意識有七層,最厲害、最具靈性的人能夠達到第七層,但當然沒有人真正做到過,據說最厲害的長老也只走到第四層。如果人生病了,靈魂就會不小心散掉,跑到別的層級裡,就需要透過儀式將靈魂召喚帶回。更有趣的是,人們做夢時,靈魂也會離開肉身意識所在的層級,旅行到另一個地方,所以當地人起床後的問候語都會是:你夢到了什麼?理解這樣的靈性信仰後我覺得很有趣,我也想要創造一個介於夢囈與現實的「他方」靈性空間,而就比如大家在海報上看到的那個婦女,投射在她身上的影像是四十載之前她還是個小女孩時的影像。也就是說,50 歲的她和孩童的她疊映在一起,此刻人身體與影像物質的合一,也象徵著某種靈性時空的創造與融合。

至於實際執行,我提出要這樣拍攝時,這些庫那人們不但一點也沒有覺得奇怪,反而很樂意而話不說地開始嘗試,我們就這樣一起玩出了這個場景。一開始她們沒有閉上雙眼,我們沒有得到特別想要的畫面,後來才嘗試請她們閉眼,不只構圖上很好看,他們也真正進入了另一個靈性時空。我們就把攝影機放著 20、30 分鐘,他們在前面偶爾安靜冥想,偶爾談笑,偶爾也有人不小心睡著(笑)⋯⋯。不論如何,過程達到了人身體與影像的和諧交融。
 
——在 Gaisseau 的影像放映完畢後,你特別剪接了一段當地人們討論、批評著他的倫理、影像剪接方式的片段,我也很好奇你對 Gaisseau 影像的看法?
 
佩侯:
分享之前我想先但書一下,我不放進自己的想法正是因為如前提及,我覺得這個「我覺得」並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他們怎麼想。但對我來說我很認同庫那人們的看法,我覺得 Gaisseau 拷貝重要的是他收錄的聲音與影像本身,而不是他的剪接和解說方式。當然,批評總是容易的,我覺得 Gaisseau 的出發點並非不好的,只是他犯了當時很常見且容易犯的錯,這在現今是不可原諒的,而這也成為我們的借鏡。
 
——最後,《God is a Woman》的下一步放映或發行計畫為何?臺灣觀眾有機會看到這部電影嗎?
 
佩侯:
下一步我會帶著紀錄片去巴拿馬的電影節,也給當地部落的人看,原來預計是 2023 年 12 月,但因為近期有加拿大的公司想在那裡蓋社銅礦場,庫那族和其他原住民族的人都覺得這對環境是非常大的破壞,都在強力阻止、抗議這件事發生,所以電影節也決定延期,大概會是 2024 年 4 月舉行。我很期待到時候讓當地人看到它,除了主要人物以外,其他的庫那人都還沒看過。至於其他的電影節,我也會去巴黎,然後歐洲其他國家。我很希望能跟臺灣觀眾分享這部片,但目前還沒有發行商找我,所以,如果有閱讀至此,且對這部片有興趣的臺灣發行商朋友,你們應該知道怎麼做吧(笑)!

.封面照片:《God Is a Woman》電影劇照;僅作報導及評論用途

翁皓怡

臺大中文、外文系就讀中,第八屆金馬亞洲電影觀察團成員。喜歡女性、紀錄、實驗,與散文電影。現經營 ig @cathparadi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