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寫《年少日記》,是為自己服務──專訪導演卓亦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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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05
  • 採訪
    何阿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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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攝影
    何阿嵐

編按:香港「首部劇情電影計劃」作品,導演卓亦謙首部劇情長片《年少日記》獲得第 60 屆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獎項肯定。卓亦謙回顧往事,以離開人世的朋友為引,重探成長歲月的傷痕。本期《放映週報》專訪卓亦謙導演,與其共談於《年少日記》安置的成長傷痛,亦有對香港社會高自殺率現況的爬梳;在新導演的創作中,找到一代香港人的共同記憶。請見本篇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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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日記》可能是比大家想像中,更為私人的一次創作,導演卓亦謙受朋友自殺一事啟發,調查香港社會發生的學童欺凌與自殺問題。電影帶著沉重的社會議題,卻並非要針對教育制度,或對可怕的虎爸虎媽作出批判,而是走向更私人的自白。一開始,從發現一封學生寫下的遺書,令作為教師的男主角回憶起不快的童年生活,到他面對眼前的生活,藉此對於生命經歷的回望和反省。

無論在放映後的 QA 環節,還是採訪期間,每當提到朋友離世一事,卓亦謙無法掩飾自己的失落情緒,在一次又一次重述此事時,聽到話語中的無奈、和無法幫助朋友而對自己產生的怒火,《年少日記》的創作,會否是他治療的出口?

自殺者留下來的具大回音,影響留下來的人渡過餘生,無法面對傷痛,也無法懷釋重擔,成長時的價值觀因此而扭曲。我們從中看到一個男人的心理掙扎,回憶遙遠童年時的種種不快、父子之間的疏離、能不能阻止自殺的人,成為人生中無法解答的事、家長對長男的期望、壓抑個性的教育制度、在成長中沒有得到任何成功因而產生的自卑感,卓亦謙打開了自己,還有更多成長時要面對的種種痛苦。

卓亦謙完成畢業作《至少在夢裏》(2011)之後,加入電影圈成為編劇,當中包括兩部  2017 年的出品,《今晚打喪屍》 與《殺破狼‧貪狼》,還有大大小小的預告片剪裁、協助金像獎頒獎典禮的導播。就如同其他訪問中提及,入行 10 多年間,寫過超過 10 個無法拍成的劇本,令他開始有放棄拍攝電影的可能。在現時的香港電影環境,新導演就算幸運地得到執導第一部作品並上映,也不知何時可以有第二部,《年少日記》在他心裡似乎是在轉行前的最後嘗試,回到自己人生裡無法放下的疑問,他不只一次說起:「也不知道有沒有下一部的可能」。


(圖/《年少日記》劇照;滿滿額創作香港有限公司提供)

不過,《年少日記》上映後獲得的回響和提名,最令卓亦謙意想不到,不止一次從觀眾口中聽到戲院傳來的哭泣聲,打開紙巾抹去淚水,這是近年香港電影中,難得地牽動到觀眾情緒共鳴的作品。他也為電影忙起來,緊接 11 月中的香港公映與金馬獎,都讓他透不過氣來。他感概宣傳期間比拍電影還要累,拍電影還有時間可以休息下來抽煙,宣傳與訪問則是一個接一個。

訪問在東京影展的首映後進行,就在他略帶累意時,開始了這次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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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年前的短片《至少在夢裏》亦同樣關於自殺者對其他人的影響,當中主角的無力感與憂愁,與《年少日記》都相同。雖然你也在訪問中提到,是來自你朋友的突然離世,不如從這兩點之間的關係開始去談,為什麼回到這個主題?

卓亦謙(以下簡稱卓):想不到你會看了畢業作《至少在夢裏》。事情是這樣的,2009 年時,我一位大學同學、朋友自殺離開了世界,他離開前一晚我們還有見面,但見面時沒有發現他有任何異樣,沒有看到他表現很不開心。在他跳下去前,他寫好幾封遺書,其中一封是給我的。

之後我一直有留意這些新聞,原因似乎都離不開原生家庭問題,學業壓力,數字上見到,自殺的人的年紀越來越小(注1)我特別留意新聞下的留言,當看到留言說自殺的人抗壓能力低,自私,我會很生氣,沒有人想有情緒病的,人不是可以控制自己開心不開心,所以才會有戲中一段在街上向電話留言發洩的場面。2012 年的畢業作《至少在夢裏》都關於這些事,就算在香港城市大學讀書期間,有一批攝影作品,都是以這些事作為主題,每一次回去討論,都以為自己沒有那麼難過。

到成為編劇,因為我是堅信編劇是為導演服務的人,協助他完成一個創作,比如我為葉偉信導演寫《殺破狼‧貪狼》,那《殺破狼‧貪狼》的劇本,是屬於葉導演的,要寫出一個合適他去拍的劇本,他有很多想法,主題想表達,我的責任是負責編排好,令劇本成戲。

做了 10 年編劇,太忙了,很少想到朋友那件事。10 年間寫了很多,至少 10 多個劇本,最後結果很多都難產。題材過時也好、老闆走人也好,或是因為導演自己就有很多劇本要拍,還沒輪到我寫好的劇本來拍。那時,我問自己,做了 10 年,依然很窮,可以怎樣走下去。在香港,一位編劇,寫好一個劇本,收的人工(工資),至少分成四期才可以收足錢,大綱和分場第一場為第一期,到完成第一稿就第二期,第三期即是你完成整個劇本後,第四期即是拍攝完上映後才收到。所以編劇要生存,同一時間要寫很多劇本,接到就要做,過程很痛苦,有很多劇本是收不足錢,即第三第四期的餘數,很多人會覺得,一個劇本至少有 10 萬元,但如果沒有收到第三、第四期的錢,你花半年時間寫完的一個劇本,到頭來就只是兩三萬元。

話題拉遠了,當情況持續這樣時,我問自己,是不是時候要轉行呢?阿卓,不是你際遇不好,不夠運氣,是你寫的劇本不行,為何你接手的計劃到最後都開拍不成。我是很喜歡電影,但究竟是合適創作,還是一位影迷而已?我很不甘心,至少要完成一部電影才離開這個行業,不如我去試試「首部劇情電影計劃」(注2),回到我在乎的一個主題。

有時我發夢,也會夢到自殺的朋友,我也沒有勇氣去重讀他寫給我的那封信,但腦海中總會浮現他存在時的畫面,我會想像他當晚如何走上那個天台,他見完我後,到跳之前,究竟發生什麼事,會不停去想。我以為放低多點難過的心情。2009 年發生的時候,我不斷問自己,為何你看不到他要死,朋友本身是很冷靜的人,那晚卻表現得和平時不一樣的緊張,不像他,當時還以為那一晚他要趕快完成功課才這樣。過多 10 幾年後回望,就算心裡明白,他要隱藏自己想死的念頭,旁人又怎會知道?但走了就走了。因此每次見到那些鬧(嘲笑)人自殺的人,會很生氣。


(圖/《年少日記》劇照;滿滿額創作香港有限公司提供)

──但最生氣的會不會是自己,因為有可能阻止這件事發生?

卓:是的。

──看《年少日記》,感覺像被你打開了身上的傷口,但有點不懂得如何縫合,有朋友看完電影,那一晚立即發惡夢,夢到很多來至原生家庭帶來的傷痛的景象。

卓:他無事嗎?

──他很好,只是生氣了你的電影半天(笑)。後來我傳了「打開了身上的傷口」這句話給你在城市大學讀書時的老師許雅舒導演,她回了一句,「至少能夠將事情講出來。」

對於《年少日記》,我有一個很自私的看法,因為不少人也提及到東亞家庭的成長傷痛,我並非不認同,但看到的是更多來自我們這一代人香港男性,大約 28-38 歲的男生成長的事,可能年紀再小一點的男生,父母對他的期望和要求已經不一樣了,從你的電影中,看到我們這一代人成長時,要面對的共同問題。

卓:世代創傷嘛,我很想去討論以上的事。我小時候家中管教也很嚴格,但沒有戲中般戲劇化,不過我確實聽到一些例子,比如上流社會、官二代會倒吊孩子來打,用鐵衣架來打小孩,更誇張的也有,但寫的時候,變得很輕手,因為我怕觀眾不相信,現在出來的版本,也有不少觀眾都認為不可思議的,那會有爸爸這樣打孩子。但在我的世界裡,卻有這般躁狂症的爸爸。

──你也是中產家庭下長大 ?

卓:也算是傳統家庭中長大。不過,當初選擇讀電影,家人沒有阻住我去讀,這方面我是很幸運。但由小時候卻感受到精英主義、學業和競爭的氣氛,但我一直不是精英,讀書成績一直很差,會考得八分(注3)

老師會記得你,因為你讀書差,我中四時入了所謂的「保底班」,原意是希望成續好的同學,能幫助成續差如我這樣的學生,但事實上,這個過程心理一點都不好受,充斥着比較,我明白這個設計是好意,但效果並不好。由小到大讀書成績都很差,過後又發覺,自己也不算白痴,為什麼小時候那麼差,原因是因為不開心,感到自卑,不相信自己有能力去應付。

直到上大學讀電影,即有種如魚得水的感覺,只要很喜歡那件事,可以日日夜夜都看電影,完全沉浸那個世界,找到自己想做的事,讀藝術學校和傳統學校很不同,雖然說讀藝術學校,要有 critical thinking(批判性思維),要互相去批評大家的作品,同時是 Open,因為是要你講出你自己心目中對於此事的判斷,並非要批判別人,傳統學校即是以你讀書成績好和差標準,成績糟的,就會很自卑。

──對成績差的人而言,傳統教育制度下的成長,是充斥着排擠和焦慮感。這樣說《年少日記》是不是一個面對自己不同成長階段的創傷呢?

卓:而且是不願意和其他人說考了幾多分,收到試卷只想快點收起來,當時很大壓力,小時候覺得很羞家(丟臉),小時候不懂,長大了知道不應該這樣去想,讀書不好就講出來,No Shame。確實,《年少日記》是在面對自己的創傷,戲中被同學欺凌,有聽障的、名叫蛋糕的角色也是我自己來的,因為我自己也有聽力障礙,那是我青少年的回憶,其他人笑我聽不到,我又矮。有一次被同學欺負時,我就和戲中人一樣,將他推落樓梯。

以編劇角度去看,其實是自己沒有更好的設計,因為想像他怎樣被人欺負,那只好以自己的經驗作藍本吧,事後回望戲中有很多自己的成長片段,盧鎮業飾演的鄭 Sir,有一部分來至自己渴望遇到的一位老師,他會關心學生,想聽他們的煩惱。傑仔也是我小學時壓力很大很想死的一個階段,女班長是「收收埋埋」(隱藏自己內心想法)的觀察者,努力去解決自己問題,但內心都渴望被擁抱,是中學的我,蛋糕是身體上有缺陷、很自卑的我。


(圖/《年少日記》導演卓亦謙與演員盧鎮業出席 2023 東京影展;攝影/何阿嵐)

──剛剛你提及作為編劇是要服務導演,那這一次算不算服務「自己」?另外,關於《年少日記》都有一個疑問,故事涉及主角 30 多年的人生不同階段,有沒有想過無需要展現這麼多階段?比如集中在小孩時期,和成年後的時間。

卓:寫自己的電影與寫給別人的心態很不同,我也和自己說,阿卓呀,這一次沒有導演和你討論,只能自己處理,因為就快要拍了,劇本、影像方式都要由自己去把握。這過程卻發現自己很喜歡拍電影,每一次在現場,腎上腺素極高,和大家合作得很快樂。

我也有想過,要抽走青少年中學時期,但這是我想拍的段落,而且電影很早就定位在所有角色都環繞鄭 Sir 而來。由小朋友一下子跳到大人,但中間青少年的段落都是我想要描述的,當中固然有我自己的過去,我也想展現到給觀眾知道,在長期的創傷下,包括了原來主角中學時也曾經得到幸福,卻因為覺得自己無法去愛人所以錯失了。而且這樣設計會讓觀眾有錯覺,以為主角和老婆由中學時起就一起很久,但其實中間他都有愛情的空窗期,他們是後來重新一起,這是我想表達的事。

──與為別人寫劇相比,為自己而寫的劇本當中應該有很多掙扎?

卓:為別人寫沒有那麼多內心的掙扎,是另一種掙扎,是很不一樣的事,在其他計劃拍攝裡是了解導演,找出導演想要的,為其他人寫,掙扎在技術性的,不是心理上,為導演服務,比如,有四場戲都很精彩,但四場戲,角色(性格、行動)非常之不統一,怎樣編排成戲,這都是所謂技術上的掙扎。

《年少日記》即是要了解自己,有很多心理上的掙扎,應不應該講這個題目、會不會為觀眾帶來傷害、有沒有消費這個議題?又比如拍片時,會不會傷害這個兒童演員呢?我很怕會傷害到戲中的兒童演員,無論是精神上還是肉體上,後者因為有打小朋友情節。拍攝前,研究了藤條很久(注4),因為無論做得再軟,都會打到他,我們只能避重就輕,將孩子被打的動作放在畫面遠處、又模糊焦點,你就看不到孩子屁股加了軟墊,打的時候又會 cut in 到父親的樣子,避免傷害他。

但心理上又怎樣搞?演鄭有傑的黃梓樂拍攝時只有九歲、何珀廉演的弟弟鄭有俊即 10 歲。我和他們本人還有媽媽談了很久,我要他們知道只是演出來,是虛構的,展現出來目的,是讓觀眾知道不要家暴小孩子,他們了解到這一點才放心一點,但去到拍時又怎會這麼順利?黃梓樂拍完一場戲,哭過不停,但當我拿零食安慰他時,又好像沒有事,原來他可以比成年人更快走出戲,小朋友真的很聰明,他媽媽還說他學會了如何抽離角色,氣定神閒的樣子,那一刻恍然大悟,不應該看輕小孩子的能力。那時候就想,阿卓,難道你忘記了你小時候,也是到處走精力無窮嘛,一下子就忘了不快的事。我小時候也是多愁善感的,總覺得大人不明白,我卻成了不明白的大人了。


(圖/《年少日記》劇照;滿滿額創作香港有限公司提供)

沒有偶像演員、明星演員,演員就是演員,其後我不再當他們是小孩來看待,不會說「你今日很乖很聰明」這些完全沒有必要說話,拍好,Good Take,我們就準備下一場吧。導小孩子演出並不困難,和大人溝通一樣,只是要經歷一個過程。

因為我一直寫長篇劇本,劇本工作並沒有困難,我有擔心體力和精神很難應付,但因為拍攝的第一天,電影中有一場是有傑被老師罵,被叫出座位要他站在牆角罰站,鏡頭是一鏡到底要跟蹤黃梓樂到班房的牆角,一整天最難拍就是這個畫面,原劇本是寫他,當他轉身面向同學時,只是表現出不高興的樣子。拍下去,轉身只是不開心是不足夠,臨場要求他哭起來,但不是哭過不停、大鬧一場,只是眼眶濕濕,感到委屈,因為連弟弟也笑你(注5),結果很順利地完成,第一天發生這件事,我就極度信任工作人員和黃梓樂了,阿卓你只要專心做好導演的工作,他們可是安守本分做好自己要做的事,經過這一場戲,對於拍攝的心理壓力減少很多。

由當刻起明白,作為導演在拍攝現場,其實只有幾個步驟,找演員講戲,肯定鏡頭如何擺位與移動,打燈,開機,每天都重複這四個步驟,重複了 19 組戲(香港是以一天一組為計,意即電影只拍了 19 天),來減低自己拍攝時的壓力。

.封面照片:《年少日記》導演卓亦謙;攝影/何阿嵐

何阿嵐

來自香港,以電影營生。"我更感興趣藝術家的生活,而不是他們的藝術" -Philippe Garr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