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 北影】三方孤島通信，專訪《親愛的奧黛莉》導演：索菲亞．博達諾維奇、布拉克．切維克、布雷克．威廉斯
《親愛的奧黛莉》（A Woman Escapes）由索菲亞．博達諾維奇（Sofia Bohdanowicz）、布拉克．切維克（Burak Çevik）、布雷克．威廉斯（Blake Williams）三位導演合作完成。這是一部難以定義的混種作品，電影混用三種不同的影像規格──16mm 膠卷、4K 高清數位、3D 立體──三名創作者延續各自獨樹一格的美學實踐，聯手實驗視聽藝術的全新可能。
電影中三名虛構人物：奧黛莉（由索菲亞多次合作的演員 Deragh Campbell 飾演）、布拉克、布雷克，分別尋覓一種溝通的方式。三人透過動態影像和言語，交換遠距離的電影書信，嘗試向對方傾訴情感，分享近來的夢境、旅行，梳理當下難以排解的傷痛，並思索生活重新開始的契機。
在本屆台北電影節「未來之光：加拿大」單元，《放映週報》線上採訪三位導演，由筆者與他們談論本片的合作緣起、3D 影像的趣味、布列松的致敬、銀幕分身的概念，以及不同色彩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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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想請問你們三人分別是如何認識的？
布拉克．切維克：我們彼此都有不同的故事。索菲亞有一個很好的說法，或許她可以為我們其他兩人回答。
索菲亞．博達諾維奇：2019 年，我在柏林影展期間認識布拉克，當時他有一部入選論壇單元的電影《Belonging》，我為之著迷且印象深刻。同年，當我們在紐約新導演／新電影（New Directors/New Films）影展再次相遇，便成為了朋友。至於布雷克，我們已經認識非常久，他是我在多倫多拍電影的同行，我很賞識他的才華。在 2019 年，他提議和我合作拍一部 3D 的影像通信電影，並給了我一台 3D 攝影機，跟他用來拍上一部長片《Prototype》（2017）同款。當時我正帶著第三部長片《MS Slavic 7》（2019）四處旅行，也開始嘗試拍攝 3D 的影像素材。後來疫情來襲，我們便擱置這個計畫，因為當下我們生活中，各自有比這部電影更重要的事。
2020 年九月，布拉克聯繫上我，說他想合作拍攝一部影像通信電影。他正經歷生活中的低潮，詢問是否能寄給我一些影像書信。後來他去了一趟安納托利亞的公路旅行，並開始寄給我這些影像書信。我覺得非常有趣，它們反映了我當時身處的狀態。我正借住朋友的家，她不久前才去世，而他則經歷一些完全不同的事，但我對他信裡的話有切身之感。同時，布雷克也很想重啟我們已經開始拍攝的 3D 影像通信電影。我無法同時投入兩個不同計畫，也不覺得當時我有什麼能表達的，因為我自己的生活中經歷了許多事。我開始和他們兩人構思一個想法：一個受困於通信中的女子，她在悲痛中與兩個人的通信，她身處非常難熬的時光，難以表達情感與訴說。計畫就這樣開始了。
──這部電影有三種不同的影像格式：16mm、3D、4K。但又不是簡單被劃分成一個導演負責一個特定格式，其中有部分交集。布雷克進行 3D 創作將近 10 年，最初是什麼吸引你去拍攝 3D 電影？我也想問索菲亞，你為這部電影拍攝 3D 影像的過程又是如何？
索菲亞．博達諾維奇：我曾在多倫多影展的「波長」（Wavelengths）單元看過布雷克的電影，我非常喜愛這個由 Andréa Picard 策劃的單元，布拉克的作品《A Topography of Memory》（2019）也曾入選過。布雷克的作品中，我特別喜歡《Something Horizontal》（2015）、《Red Capriccio》（2014）和《Coorow-Latham Road》（2011），最後這部雖然不是 3D，卻有種驚人的 3D 沈浸感。 由於我沒有 3D 設備，平時在家我很難真正理解這些鏡頭將如何呈現。布雷克或許可以回答，當他處理 3D 鏡頭時，在景深方面，怎樣拍出有趣的 3D 影像？布雷克，當你拍攝時，是否能去想像實際呈現出的影像？
布雷克．威廉斯：不同相機的狀況不同。比如本片的某些段落，我用送給索菲亞的那款傻瓜相機拍攝時，相機背面有一個螢幕，會顯示你拍攝中的 3D 影像，你甚至不需配戴 3D 眼鏡就能看到成果。它的螢幕設計讓你能在拍攝過程看到 3D 影像，操作起來也相對容易。
其他時候，當我在拍攝時，通常會很焦慮。我必須相信 3D 效果看起來是好的，兩台相機同時拍攝時，底片不會出任何問題，不會有一台相機突然停止拍攝等等。直到拍完回家，我才能在電腦上檢視成果是否符合預期。我想這是種老派的作法，用膠卷拍攝的人同樣如此，他們無法確保畫面時時刻刻都會對焦，並拍進所有想要的內容。必須等到底片沖洗完畢，才能看到成品。不像數位時代帶來的便利，你可以用厲害的相機拍攝，並在一台巨大的顯示器上，立刻檢視當下的拍攝內容。
──索菲亞剛提到，對你來說，甚麼是有趣的 3D 影像？
布雷克．威廉斯：旅行途中或在城市裡移動時，我經常隨身帶著一組 3D 攝影機。我喜歡一些彎曲的影像、特別的光影組合，還有水面。當我看到適合 3D 的畫面，就會先拍下來，再放到電腦上檢視，若成果不錯，就會留下素材。我通常不為特定的作品拍攝素材，就只是先把影像收進口袋裡，當合適的想法浮現，我就會使用這些素材。比如片中我的角色的第三封和最後的書信，其中包括陽光穿過樹葉的畫面、下雪的墨西哥機場，以及從窗戶融接到安東尼‧馬柯爾（Anthony McCall）作品的鏡頭。
回到影像格式的問題上，最初開始製作這部電影時，疫情仍然揮之不去，我們三人都想用各自舒適的方式創作。索菲亞有自己的 Bolex 相機，以及先前她在馬賽國際影展（FIDMarseille）的創投上贏得的幾捲 16mm 膠卷；布拉克有他旅行時隨身攜帶的數位相機；我則有自己的 3D 器材。我們各自用不同的形式拍過許多作品，工作起來也很方便。敘事上，讓三個角色與三種不同影像格式產生連結，很自然地產生區隔。但當片中人物開始混用不同的格式，角色間的界線逐漸開始模糊，這也創造了關於身份、作者性的有趣重疊。
──為何選擇將電影中的時空背景設定在 2020 年三月到四月這段時間？
索菲亞．博達諾維奇：事實上，我是在 2021 年冬天拍攝奧黛莉的片段。選擇讓電影在 2020 年頭開始，是由於疫情帶來無盡的變化。對於奧黛莉來說，那些時間日期是有意義的，雖然天氣方面並不合理。片尾迎來四月，巴黎下雪了。我其實是在二月拍下那些畫面，通常巴黎那時不下雪，就算下了也不會有積雪。於是降雪時，我立刻拿起相機衝去拍攝，因為我知道不會持續太久。有趣的是，又隔一年後，四月的巴黎確實下雪了。人們原本不相信，但它確實發生了。
布拉克．切維克：我想這關於時間的流逝。開頭你看到三月一日，過了兩天後，那些時間日期又一次次出現，一種時間的流逝或停滯。我想某些段落是關於哀悼的狀態，當你哀悼時，你對時間的理解有不同的感覺，因此我們特別想去強調時間。
──除了時間日期用字卡呈現，我對影片開頭的一段話也很好奇，它翻轉了布列松《死囚逃生記》（A Man Escaped，1956）的片頭語，電影片名「A Woman Escapes」也是一個變形。
索菲亞．博達諾維奇：在《死囚逃生記》開頭，有段來自導演的話，他說：「我講述的是一個不經矯飾的故事」。我們想放進一個好玩的致敬，告訴觀眾我們分享的內容既根源自現實，卻也經過修飾。我們一個影評朋友開玩笑說，片中只有索菲亞有銀幕分身，這不公平吧？我不這樣認為。布雷克和布拉克也都扮演著不同版本的自己，他們的角色也以各種方式被放大了。
布雷克．威廉斯：透過片頭的字卡，觀眾或許更能察覺《死囚逃生記》在片中的各種引用。我們不想處理的太直白，同時也希望觀眾最終能明瞭。剪輯過程中，我們考慮過好幾種不同的開頭。電影一度始於奧黛莉步入公寓，心想：「我感覺自己被監視。」也曾用火車上的 3D 影像開場，又或是布拉克站在書桌前寄信給奧黛莉，最後又加進茱莉安的蒙太奇畫面。
一些朋友看過前幾版的初剪。其中一個精明的友人，他剛好才重溫過《死囚逃生記》。我問他是否察覺片中的引用，他回：「什麼意思？」奧黛莉大部分的內心獨白都來自那部片呀，但他完全沒發現。後來，我在片中加入一顆拍攝奧黛莉翻轉雙手的 3D 鏡頭，去重現《死囚逃生記》的開場畫面，主角在車裡解開手銬，做了這個動作。總之我們透過各種暗示，觸發觀眾理解這部作品對布列松電影的呼應。
──布雷克提到開頭放入了茱莉安的鏡頭，她是索菲亞前作《Maison du bonheur》（2017）的紀錄對象。在這些鏡頭裡，原始素材是靜音的。我想詢問關於本片的聲音設計，還有跟 Sarah Davachi 合作的配樂。
索菲亞．博達諾維奇：電影的開場，奧黛莉像在回憶與茱莉安共處的時刻，或她在剪輯、回顧些什麼。我們可以聽到她的呼吸聲，以及一些細微的沙沙聲。針對本片的聲音設計，我認為創造一個能與 Sarah Davachi 的音樂相輔相成的聲景很重要，進而帶觀眾進入一個恍惚或冥想的狀態。當我在戲院觀賞這部電影時，感覺像被包覆在一條巨大的羽絨棉被裡，這部電影非常悲傷，卻同時也撫慰了我。有點像哀痛的過程，一切彷彿沒有改變，同時也有些事不太對勁。
──我想回到銀幕分身（alter ego）的概念。索菲亞曾多次與演員達拉．坎貝爾（Deragh Campbell）合作，她也在本片扮演了你的分身。布拉克和布雷克各有自己虛構的角色，不同於你們過往的創作，過程中有什麼新的嘗試？
索菲亞．博達諾維奇：我也好奇這是你第一次出現在電影中嗎，布拉克？
布拉克．切維克：其實我小時候演過戲，但我總覺得自己不適合在鏡頭前演出。你覺得自己非常透明，你要非常開放的分享私人的事情。這部作品汲取自我真實生活中的困難時期，我希望能以自己的身份出現，這是一個挑戰。每次觀賞這部片，我看到自己都很痛苦，但這也是作品對我特別的地方。
布雷克．威廉斯：我過往的創作通常是比較精簡、注重結構，或者以蒙太奇為主的實驗電影，沒有人物也沒有對白。作品中若有任何語言，通常都是反諷。參與這個影像通信計畫，起初要我讀出旁白並不容易，我也想過其他替代方式，避免使用自己的聲音。但當我開始寫下文字，靈感通常來自生活中的事，但帶著轉折與ㄧ定距離，以便更融入片中的敘事。我滿享受這個過程，經過幾次嘗試，我找到合適的語調，搭配上影像，結果還不錯。後來，我拍了一部短片，其中包含一個有對白的角色。我預計近期再拍一部作品，應該會有更多的敘事。這部電影像是開啟了新的可能，讓我能在未來的創作中探索。
索菲亞．博達諾維奇：這次，我跟達拉實際上只有四天時間來拍攝她的片段。要在如此有限的時間去勾勒一條敘事線，連接起不同創作者的素材，是很大的挑戰。我認為她的表演必須暗示某些情緒，隨著角色進展或選擇逃開，又或只是找出一種溝通或不能溝通的方式。她的表演必須有種變色龍的特性，以便適應與調整，同時也保持一種非常光滑的中立性。
達拉是我的好友，她除了要接收各種關於角色的概念，我們也試圖將「奧黛莉」的世界與茱莉安世界融合，創造出新的宇宙。同時，在我經歷分手或失去摯友的過程中，她也作為一位朋友陪伴我。在奧黛莉的世界中，達拉創造了自己的版本，去詮釋發生在我身上的種種。這也像片中布雷克用 Google 地圖探索茱莉安的街區，我從中獲得鳥瞰自身的機會。
──我對片中引用的其他作品很感興趣，尤其布雷克敘述了一段關於藝術家白南準（Nam June Paik）的故事，還有與「無聊的美學」（aesthetics of boredom）相關的概念。能請你談談為何放進這個段落？
布雷克．威廉斯：白南準的許多創作都跟映像管電視有關，片中我也用同款的電視拍攝。他的作品對我影響深遠，當我 17 歲在高中創作錄像藝術時，有人告訴我應該關注他的作品，因為我的創作與他幾十年前的作品有許多共同點。當我為本片重建這個新的段落時，便想用我的聲音藝術老師的故事來向他致敬，她也深受白南準啟發。當他去世時，她在課堂上當著全班的面哭了。
我嘗試開展這個敘事，在研究的過程，我發現一篇談論白南準作品的碩士論文，其中提到了「無聊的美學」，當我們體驗藝術時，無聊是如何在意識中作用。我大致瀏覽後，發現內容呼應了片中處理的一些主題，與索菲亞本人和奧黛莉這個角色所經歷的哀悼過程相關。你同時感到疏離並脫離現實，生活或影像從旁流逝，你沒有真正地在場。我找到在白南準的作品、我所感興趣的、該研究生寫作的這種美學經驗，三者間的詩意連結，這也是我對奧黛莉這個角色的理解。
──我對電影的色調與字卡顏色也很感興趣。從藍色、紫色到紅色，好像有個漸進的發展，帶出不同階段的情緒和狀態。
索菲亞．博達諾維奇：我們在墨西哥城跟一位很棒的調色師合作，他是 Churubusco 工作室的 Rodrigo Moreno。他為作品帶進許多生命力，在形式和感覺上把整部片串在一起，尤其是不同影像格式間的轉場，他的工作讓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顏色能夠傳達敘事和許多細微感受，跟他開始合作後，我才參與更多調色的過程。
至於片中的字卡，如同布拉克稍早提過，重點在於強調時間的流逝，有些日子走得比較慢，有些日子比較快，其中還有一些間隙。藍色與我其他的作品有關聯，特別是短片《Point and Line to Plane》（2020）。對我來說，藍色是代表悲傷的顏色，同時也代表著已逝之人的精神。奧黛莉正度過不同階段的哀痛，布雷克與布拉克的角色同樣如此，在與她通信的過程中，經歷不同的理解和啟示。這個心境轉變很微妙，就電影與角色而言，存在這些細小的姿態，逐漸走向清明。
電影的結尾，奧黛莉擁有一刻的隱私，讓她和自己的想法獨處，無需被迫清楚表達她的感受，這體現在顏色的轉變。我不會去解釋結尾那一刻的紅色，觀眾能有自己的解讀或聯想，但我認為透過顏色來標記三人故事中的進展是很重要的。此外，它顯然與奧黛莉在片中佩戴的紅藍 3D 眼鏡有關。這兩種不同的視角，分別是左眼和右眼，紅色和藍色。它們各自獨立，但也合併起來創造出另一個顏色和觀點。電影中有紅、紫、藍三種顏色，同時也有三個人物，這也是一種有趣的關聯。■
．本篇專訪，由 2023 台北電影節與《放映週報》合作完成。
．封面照片：《親愛的奧黛莉》劇照；2023 台北電影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