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不到處，青春恰自來」──專訪《白日青春》導演劉國瑞、演員黃秋生

編按：獲得 2022 年金馬獎最佳新導演、最佳原著劇本、最佳男主角等三項大獎，香港電影《白日青春》現於臺灣院線上映。本期《放映週報》刊載導演劉國瑞、演員黃秋生專訪，以劉國瑞的關注為主軸，請其分享從紀錄片出發的創作背景，對移民、邊緣群體的表現；還有跨國籌資的製作策略。也請黃秋生分享配合導演的表演體會。請見本篇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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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日不到處，青春恰自來。」出自清朝詩人袁牧的《苔》一詩，為劉國瑞執導的《白日青春》清晰點題。當偷渡至港落地生根，和兒子有親緣嫌隙的陳白日，遇上羨慕他人移民，自己卻面臨喪父、將與家庭分離的難民男孩莫青春，劉國瑞藉由兩人的相遇、兩個家庭在各自站在不同時代上的「外來」處境，進而探問什麼才是真正的「香港人」？縈繞著香港歷史的前世今生，回望過去，也凝視當下，當白日未能照進，陰影處的青苔隨之生長，兩種不同膚色、兩代人的遭遇，父與子位置的替換，與陌路上的相依，讓該片一舉使飾演陳白日的黃秋生首度登頂第 59 屆金馬獎最佳男主角的寶座，劉國瑞也憑藉此片榮獲金馬獎最佳新導演、最佳原著劇本，素人演員林諾則因飾演哈山（莫青春），榮獲第 41 屆金像獎最佳新演員。

1990 年出生於馬來西亞麻坡市的劉國瑞，在家鄉生活了 18 年後，2008 年到香港讀書，18 歲以後的生活皆在香港，而香港儼然成為他另一個家。談起初初會選擇香港的原因，劉國瑞坦言完全起於一個意外，因當時高中畢業後，想要跟隨哥哥姐姐的步伐出國唸書，當時身邊很多人通常會選擇去新加坡或是臺灣；但比起這些地方，劉國瑞認為可以去一個陌生，且可以挑戰自己的地方，加上有獎學金的資助，於是，香港成為他最終的落腳地。在此之前，劉國瑞從沒到過香港，畢業後便留下來工作，這一待便是 14 年之久。

當待久的異地逐漸成為了第二個家，面對環境不同、語言不通，卻得在這彈丸之地找到自己的立足之處，如同片中的陳白日隨 1970 年代移民潮從中國偷渡至香港，又或者作為巴基斯坦難民男孩的哈山，即便說著一口流利廣東話，有著「莫青春」的中文姓名，但與旁人的與眾不同顯而易見，也沒有真實身份能夠證明其「香港人」的身份。究竟哪裡才是他們的家？自己又該歸屬何處、認同何方？漂泊的處境，不僅是劉國瑞的真實景況，也成為他後續創作上的母題。初到香港的劉國瑞，一句廣東話也不會，從求學到出社會工作，即便於 2015 年取得香港身分證，但證件上被政府核實的香港人，又是否與他自身認同相像：自己是什麼人？如何看待自己的根？這追尋「身份」的強烈體會亦化作劉國瑞的長期關注與好奇，「『身分』是一個很特別的東西，我常常很好奇，為什麼這個人會認為自己是這個人，或者是他為什麼對這個地方有歸屬感？對我來說，那個定義是漂泊的。尤其當我來香港之後，就會很好奇為什麼有些人對於他們的身分，或者他們的信仰會有那麼強大的堅持。」劉國瑞解釋道自己被身份吸引的原因。

從劉國瑞的短片作品《九號公路》（2017）、《末路窮途》（2018）中，已清晰看見其早期便開始對身份進行反思關注，如同《九號公路》大學畢業流連多國的嘉朗，身在香港懷著夢想遙望台灣，藉由駛在公路上的機車，開始思索自身的存在、身分的認同，及對地域的歸屬感；而早在《白日青春》之前，《末路窮途》已開始著眼南亞裔移民的生活處境，也成為日後長片的伏筆。因地域的移動性，連帶影響到人所生長的環境與地點，也當這些主動／被迫的移動產生，人的身份也會在不同階段、年代有所轉換。在這兩部短片中，都能觀察到劉國瑞如何將「人」移動的屬性結合對身份探尋的思索，「因為我經歷過很多階段、不同的轉化，加上自己看過比較多不同的面貌，像我生長的馬來西亞，當地種族文化背景多元，所以讓我開始思考這方面的東西，當然因故事中的角色會有不同的群體，但是我更關心背後那個哲學的母題。」劉國瑞進一步闡述。

「即便是在香港的外地人，很多可能是純粹的少數族裔家庭，也有一些是移工，雖然表面上都是南亞裔，但還是有很多不同群體。當時我想將《末路窮途》發展成為長片，於是就把關注轉而聚焦在難民群體上。因為香港的難民處境其實非常特殊，而且數量不少。」但為何選擇「難民」切入？對劉國瑞而言，最主要的目的是關注邊緣族群，不僅將這樣的議題帶入主流社會，也透過作為香港主流社會上的「外人」視角去反思，理解這群「邊緣人」。這些被迫離開家鄉來港的「難民」，在香港政府的全稱說法為「免遣返聲請者」，據香港保安局於 2022 年 12 月 07 日所更新的遣返政策，於香港的免遣返聲請者如迫害事實、難民身分無法被法庭核實，香港入境處可即時將其遣送。而對這群難民而言，香港就如同一塊踏腳石、一處轉運站，即使他們渴望留下來，但當一紙遣返命令到來，就須即刻被遣返回家鄉，然而他們出生在香港的孩子，就得需面臨被迫與父母分離的窘境。因此，比起描寫純粹的移民家庭，難民此群體的處境便成為劉國瑞想要深掘的主題，他也藉此將曾接觸的偷渡而來上一代香港人，做出兩個家庭的對比，透過一場公路旅程，牽繫起與兒子疏遠的父親和失去父親的兒子，因遺憾缺席而試圖彌補內疚，進而相遇、探問，找尋理解彼此的出口。

飾演陳白日的黃秋生，將片中父親暴躁的性格發揮淋漓，盡顯影帝本色，近年跟許多香港新銳導演合作的黃秋生，認為每一位導演都有不同的性格，在他看來，導演劉國瑞是溫柔的導演。在尚未確定由黃秋生出演父親一角前，劉國瑞已將劇本給黃秋生過目，當時兩人就在疫情期間約出來詳談，互相了解彼此對角色的看法。儘管劇本是寫出自劉國瑞之手，角色由他筆下而生，但作為導演的他，認為演員是能賦予角色更多不同的聲音，所以聆聽演員對角色的理解是對電影蔚為重要的關鍵。至此，兩人便開始對角色的旅程進行討論，為什麼陳白日會做這樣的決定，而透過黃秋生的想像與看法，他心目中「合理」的大叔又該是什麼模樣？通過討論的來往，也逐漸將角色的行為和對白更加合理化，長出更多來自真實的血肉，對此黃秋生也認同表示：「首先你要問清楚，究竟導演需要什麼？角色需要什麼？他當時在想什麼？等我搞清楚後，就把『他』表演出來。」

儘管原本的故事已對角色的建構相當清晰，但有時電影之所以魔幻，便在於現場會有意想不到的即興創作誕生——正如一見酒便欣喜的陳白日，在腳斷了兩個月之後，原本只是在家中去冰箱拿啤酒喝，黃秋生卻現場改成用啤酒來漱口，細節的趣味改動，也顯見演員對於角色性格的解讀。劉國瑞進一步談到演員的臨場創作：「大部分在劇本已經寫得很清楚，但有些沒有對白，或是屬於情緒的東西，那便是可以讓演員再發揮大一點的空間。」他舉例，有一場在醫院切石膏、完全沒有對白的戲，為了反映演員當下真實的情緒，讓機位也可以更為有機，於是他們在現場裝了真的石膏，請石膏師傅現場切除，只為藉由攝影機捕捉角色真實反應，而這樣的人文靈光，也為《白日青春》更增添了寫實的返照。

在拍電影之前，劉國瑞其實在城市大學主修工商管理科，但畢業後嘗試各種工作、探索各式興趣，不斷摸索並探尋人生方向，直至因緣際會張虹導演開設的「采風電影」紀錄片課程，才讓劉國瑞遂而轉向影像的創作，拍攝紀錄片、探訪各式群體，對人文的關懷、社會底層的關注也在該時打下基礎。對劉國瑞而言，紀錄片的根底讓他跟劇情片訓練出身的導演有較為不同的特質，他認為最大的影響還是回到對現場的關注：「正因有拍紀錄片的訓練，我不會堅持每一場戲、每一顆鏡頭都精準達到效果，反而我對整個拍攝過程是很開放的，你得要抓住瞬間靈光的東西，不用害怕拍的東西回去用不了、剪不到，所以有那種開放性在裡面。」黃秋生接著補充：「所以，演員一定要看導演的，因為電影是非常導演的東西，電影是通過攝影，看的是一個整體的畫面，而作為一個好的演員，就是要配合：首先你要了解這個導演是什麼樣的個性。其次，你得知道這個導演的能力和他的風格是如何，以配合整體去演出導演和電影想要的感覺。」

除了黃秋生的精湛演出，飾演哈山的林諾，與陳白日一來一往活靈活現的演出，更幫助《白日青春》畫龍點睛。談起找到林諾的過程，劉國瑞親自拜訪了許多學校和非政府機構做選角，當時選角數量約莫 1、200 個，不只有來自巴基斯坦，試鏡者也來自尼泊爾、泰國等地。林諾之所以雀屏中選，在於劉國瑞看見其鬼馬的潛力，由於找來的演員幾近沒有演出經驗，原來看上另一位眼神深邃、臉部有戲的巴基斯坦小男孩，可惜男孩太過內向，就轉而考慮其他人選。相反地，林諾的大膽與敢言是劉國瑞欣賞的特質，只要開始跟他溝通，就會以 10 倍的方式還給你。開拍前，劉國瑞還擔心林諾無法定下來，因哈山性格較內斂壓抑，與原本林諾開朗活潑的個性大為不同，但在拍攝過程中，林諾皆細心聽導演的故事和溝通，也將它原本的性格收起來，將自己對角色的理解投進演出中。黃秋生亦提到與林諾對戲的過程：「沒有什麼方法，你就跟著他、順著他走就好，人家比你更會演戲。比如片中他跟我頂嘴的戲，我們就是一來一回，都是他非常自然的演出。」

近年香港新銳導演執導的電影雨後春筍誕生，更在香港戲院解封後的 2022 年下半年，締造香港電影票房佳績，新人輩出，仿若為香港電影注入活泉，香港坊間更趣味稱這股風潮作「四字導演」。然而，在商業電影當前的香港電影圈裡，要在沒有大公司投資下籌拍一部獨立電影，又要是新導演執導實屬不易，所以多數電影能取得資金較易的管道，便是由香港電影發展局推出的「首部劇情電影計畫」，近期舉凡曾慶宏的《過時．過節》、曾憲寧的《燈火闌珊》、賈勝楓的《流水落花》皆是出自此計畫。不過，劉國瑞的《白日青春》卻完全不遵循這條當前熱門的產製路線。

2018 年，長片前身的短片《末路窮途》是劉國瑞參與香港電影導演會所舉辦的「電影導演教室」之作品，該時短片便是由知名導演鄭保瑞擔任導師，而《白日青春》也再次邀請鄭保瑞擔任監製。劉國瑞回憶與鄭保瑞的合作，即便鄭保瑞不是每個細節都會要求把關，但當劉國瑞需要建議時，他總是能給出精確的建議，例如挑演員、場景，或是劇本上的修改意見，他都會直接向劉國瑞點出問題所在。「鄭保瑞本身拍類型片比較多，但是他對於他的學生，和他監製的導演其實都很 open，即便我拍的類型跟他的類型不同，但是他可以很知道我要什麼。關於製作上的意見，比如說撞車和追逐的元素，因為那是他所擅長、很有製作經驗的東西，他會給我許多意見」，劉國瑞憶述。他也提及，在拍攝《白日青春》時，鄭保瑞因正忙於拍攝他另外一部作品，拍攝期間沒有什麼交流，直到在後續剪接的過程，才為劉國瑞在導演上、創意上提出一些想法和看法，幫助他去創作。

從初期開發到最終成片，《白日青春》在企劃階段一路走過了台北電影節的南特國際提案一對一工作坊（Produire au Sud）、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HAF）的「電影先導培訓計畫」（Film Lab），也獲選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的「製作中項目（WIP）」電影計劃，並因「HAF邁進康城」（Goes to Cannes）前進坎城電影市場（Marché du Film），最終《白日青春》獲得馬來西亞公司 Petra Films 的投資，正也是該公司第一部投資的電影作品。而為什麼讓《白日青春》選擇以跨國尋求資金的方式，成為最終的產製路線？

劉國瑞提到產業的困境：「面對產業，其實像現在越來越多導演去走創作的路線，但始終最後他們還是要找到資金，香港地方小，並不是那麼容易；但如果往歐洲走尋求國外資金，那這條路就會長很多，而且當地的監製，也要有這樣的經驗和能力去進行開發。但是我覺得未來肯定越來越多，因為香港的資金和創作開發模式一直都很固定，不是電影公司投資，就是政府投資。作為新導演，脫離這個模式或許是一個方法，尤其要向外發展，比如說臺灣、東南亞或者是歐洲。因為我是馬來西亞籍，在背景上有一定優勢，可以有更多東南亞的資源，去支持我繼續開發。」訪談尾聲，劉國瑞也期許自己未來可以持續用這樣的模式去製作電影，現在的他不急於構思下一部執導作品，享受當別人作品的監製，讓資源掌握創作者手中，而他也深信一個具備普世性（Universal）的故事，終有一日會遇到知音被世界看見。■

．封面照片：《白日青春》劇照；采昌國際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