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的普世性:《爸媽不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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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17

從個人史觀看整個社會、世代的脈動,日常的配件物件成符號,生活的歷程被視為儀式,《爸媽不在家》用導演的成長自傳看整個家/族,看新加坡的社會、經濟、教育環境,也等於看整個華人世界在 90 年代末金融風暴侵襲下的小人物的喜怒哀樂,而這樣的背景更是當今亞洲許多發展中國家城市的縮影,不分國界、年代的普世價值,在金馬五十拿下最佳劇情長片大獎後接近一年的今天再看此片,更能理解當初評審的別有用心。

過去總覺得新加坡電影只留《小孩不笨》系列,隨著劇中角色在新加坡街頭嬉戲胡鬧,《爸媽不在家》同樣跟著小男孩家樂(名字隱喻「家庭和諧快樂」)的腳步,去看這個高度經濟發展、多元種族融合國家在 1997 年的生活樣態:密集的住宅公寓,居住空間壓縮擁擠,晾衣竟是垂掛在街頭上空、小孩的遊樂空間只能在公寓騎樓,卻也促成電影中精采細緻的場面調度,隨鏡頭去細細觀察這個國與家的重要小事,也因空間的狹窄使得鏡頭必須接近拍攝對象,這也是金馬獎入圍名單演員獎項也能包辦的原因,特寫鏡頭更能看見演員的表情,更能表達出小人物的喜怒哀樂悲與愁。

亮白簡潔的色調打造出家中的暖和與歸屬感,也猶如在家中的臨場感,有種似於日本導演是枝裕和的寫實視覺風格,兩人作品多以家庭主題的命題,也承襲侯孝賢、李安導演臺灣新浪潮這一代影響,加上過去陳哲藝短片《阿嬤》與《回家過年》與《爸媽不在家》,遙向小津安二郎同樣以「家」作為創作母題,如果從長遠的電影史看來,四代影人跨海的世代交替隱然浮現。

故事透過外傭泰莉登堂這個外來者以旁觀角度看這個不完美的家,也透過這個角色呈現家庭雇傭制度之下的階級與種族關係,更反映出未開發或開發中國家移往已開發國家的勞動人口流動,以及創作者本身對於海外移工辛勞的同理心。泰利代替母親照顧兒子家樂,雙薪家庭中的父母親各自在外工作打拼,鏡頭建構出外在的環境社會──金融風暴的衝擊下失業解雇成為常態,父親成為失業者,但因男性的家庭尊嚴/地位不願向妻子訴諸;母親成為公司解雇書書寫者,身上懷著第二胎(卻也形成一種包袱的象徵),身心重擔讓她寧願相信錄影帶老師的激勵話語,這是低潮的社會環境下出現的失控正向思考,盲目的人們迷失方向的寄託。大人各自忙碌著又各自藏著秘密,他們甘願以時間換取金錢,在家樂心中泰利的地位也開始主客易位。

泰利與家樂的關係是電影主軸,從開頭的競爭關係,到裸身洗澡的成長儀式,再到上頂樓鳥瞰這片城市,直至最後一次洗澡,在此,水似乎更濃於血,家樂也替代泰利照片中的嬰兒,後頭泰利幾乎要取代成為家樂真正的母親,他們的關係同樣呼應到是枝裕和去年新片《我的意外爸爸》裡所提出的:到底血緣與相處,何者才是定義家人的最終依歸?在面對全球化下的當代社會,也能為多元成家多了一種詮釋。

當中泰利也引領鏡頭去探看外來移工的私領域,以及普遍存在的歧視問題,反觀台灣社會,外勞、外傭閒暇多半集中在同一個活動場域,並且自成一格(臺北車站地下街),遠洋電話必須自己出資、護照被雇主沒收、休假時額外打零工、宗教信仰的磨合,相同的命題同樣發生在97年的新加坡與當今的台灣,裡頭的描寫如同台灣紀錄片《麵包情人》般真實。家樂這個角色揹負著的是新加坡教育體制的嚴苛,這個菁英主義的國家,紀律成為教育準則的首要依歸,因為調皮而被刑公眾體罰,嚴苛如同法西斯,如此多面向的議題都在此部電影不落俗套地輪番上演。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死亡在本片中被處理的雲淡風輕,但都具有重要的過場意義:被壓力壓得喘不過氣的人們,如同晒衣桿隨時都可能在不注意時頃刻墜樓,呼應到泰利曾經自殺的陰影,而象徵死亡儀式的靈堂則因公共空間的狹窄,擺設在公寓騎樓;爺爺的遺照點示出祖父的不在,也看見華人家父長制的傳統(那奶奶的呢?);而其中生日禮物雞的長成邁向死亡(家禽的宿命)成為時間推移的呈現道具,也對照著家樂的成長,第一隻是祭拜爺爺用、第二隻則是泰利準備離開,代表著分離的必然。

每個過場都設計地無縫接軌,巧妙的剪接更讓整部電影加分,但此部片的唯一缺失也在於剪接上,敗在最後分別後直接接續的生子,在造成落差的情勢下,讓觀眾措手不及,也有種讓情感的延續性不足之感。此劇本看似就像一個家庭加入一個外來者的短暫插曲,離別又是一個新生的開始,人去人又來,人生如一場不散的宴席,生活真苦?如同經濟發展,有潮起必有潮落,這些都是成長的積累。

王振愷

長期從事電影、當代藝術與南方藝文的獨立研究與評論書寫,並關注書寫與影像間的跨媒介,實踐一種獨特的策展方法。著有《大井頭放電影》、《大井頭畫海報》、《光源下放電影》;當代影像策展「赤崁當代記」、「觀光記」;電影文物策展「菲林轉生術」、「電影.有樂櫃」等。聯絡信箱:jkwangart@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