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寧靜革命時代，從銀幕上尋找待解的歷史創傷
「你還記得嗎？《法外之徒》（Impunity）裡，一位女孩站在血紅色的牆前，回憶那一天，弟弟在樹上玩，遠遠看見軍隊來了，帶著武器的人們來了，弟弟趕忙從樹上跳下來，一落地馬上被砍頭。」
拍攝者問：Do you want justice?
女孩的回答是：What is done cannot be undone.
「女孩說了兩三遍，人死了都死了，就是沒有回答她要正義。我覺得，這是在她心中依舊存在的恐懼而來的迴避。假設她的國家已經變成一個正常的國家，她怎麼會不要公道正義？」
解嚴後，恐懼未消
1987年臺灣解嚴，爾後的民主化發展，成為國際讚譽的「寧靜革命」典範；也有社會學者如莊雅仲使用Antonio Gramsci的「被動革命」理論，來描述這段對臺灣社會而言遲來許久的「解嚴後」年代。這樣一種「不用改變真正社會關係的革命」，讓臺灣從被殖民的處境轉向後殖民發展階段，卻沒有真正重新面對和處理戒嚴時期威權體制的社會結構，從而，被埋在威權歷史裡的加害、受害與共構，甚至未全數從噤聲狀態中解除。直白地說，轉型正義的工作從民間發展開來，進行多年，「受害者」的身分與遭遇隨著調查工作逐漸明晰，「加害者」、「共構關係」卻依舊不明。
在進入人權影展的訪問之前，我先是對影展總籌馮賢賢提出一個更大的問題：在她這樣一位長期關注人權、也曾在公視任職遭受違法解職的影視文化工作者眼中，臺灣對於人權及轉型正義的討論與落實，較為匱乏之處為何？
她開口先引述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中的一段話：「很基本的，人要有免於恐懼的自由，」頓了一會，她繼續說，「這個恐懼在臺灣，還是普遍存在的。」
「你還記得嗎？……」馮賢賢開始訴說《法外之徒》紀錄片中，哥倫比亞政府軍以對抗FARC革命武裝組織為由，在農村社會中長年進行掃蕩與屠殺，在2005年通過《正義與和平法》後，開始推動轉型正義的調查，並在法院一一接受倖存者的證言、成案，然而，「認罪即可減刑」（impunity）的轉型正義模式，卻導致當時的加害者與團體並未真正接受制裁，成為一個只有原諒、沒有代價的「正義與和平」。那位站在血紅牆面前受訪的女孩，沉痛的哀傷底下，是對「究罪」的閃爍其詞。
「假設她的國家已經變成一個正常的國家，她怎麼會不要公道正義？」馮賢賢接著義憤講道：「我覺得臺灣是類似的狀況。基於我們奇特的國家處境，連國家認同、定位在國內都要爭論不休的情況下，沒有對於威權統治、白色恐怖的共識，即便掌權者都恐懼於得罪加害者集團，難以全面除垢。加害者無須面對過去的罪刑，導致成為一個只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的轉型正義。」
恐懼是什麼？讓我們先跳開社會與人際權力結構，近年的自然神經科學研究已經證明，恐懼是一種會銘刻在DNA上遺傳的世代記憶，身心創傷帶來的恐懼，會經由化學基因轉換而影響下一個世代的腦部結構，進而影響行為──即便是沒有經驗創傷的後代子孫。換言之，作為白色恐怖的後代者，我們的生物記憶裡，多少都儲存有上一代受害者對於威權的恐懼，而作為這一代的我們，必須經過漫長的轉型正義過程，或可重新組構我們下一代基因中帶有的恐懼記憶。這是作為一個戒嚴歷史的產物，也是作為一個世代生物的命定。
然而，儘管哥倫比亞的轉型正義看似失效，看著紀錄畫面的我，卻依舊感受到錯置的哀愁──他們的失效，是在法庭結果論；而我們甚至沒有人權法院，冷戰時期在「自由中國」被關押、判刑甚至奪取性命的不公審判，沒有誰曾經付出代價，更遑論本應牽涉到國際戰爭罪的二二八事件。
「這個問題，我認為臺灣才剛開始處理。在臺灣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成立、國家人權博物館揭牌後，國家機器等於才正式開始面對。我們還有得走。」馮賢賢從哥倫比亞的紅牆女孩言及至此，說：「人權影展在這部分的作用是很有意義的，它必須負擔推廣人權意識的功能。比如《懷念獨裁者》（7 Lives），光是片名就夠吸引人了，這個議題就是臺灣議題。」
尋找我們的身世
在這樣的歷史時刻點下，2018臺灣國際人權影展以「尋找我們的身世」（Through the looking-glass）為題，無疑是重要的提醒。主題策劃包括反抗威權、轉型正義，其中包括西藏、巴勒斯坦、南韓、哥倫比亞、德國、突尼西亞等各地的經驗，他國的暴政、抵抗與翻轉，如何成為臺灣經驗的參照，便是影片選擇的核心要務。除了多數觀眾已經熟知的德國納粹、南韓保守勢力復辟而起的政治介入傳媒，也包括了臺灣觀眾較少接觸的以巴衝突下的巴勒斯坦人民牢獄之災與創傷療癒、突尼西亞革命後的人民困境等。「國家人權博物館包括景美人權園區、白色恐怖綠島紀念園區，主軸都與白色恐怖相關，而人權館揭牌後，接著是促轉會正式運作，因此，影片策劃的主軸主要鎖定國家暴力如何造成人權侵犯、如何在國家暴力侵犯下抵抗，以及轉型正義。」
除了國際經驗參照之外，對於馮賢賢來說，更必須在影展有意識地強調「臺灣經驗」，曾經考慮過李惠仁導演的《并：控制》，也曾考慮她本人在公視監製、吳米森導演的兒童人權紀錄片《九命人》，「分別是探討思想控管跟暴力本質非常深刻的作品，但《并：控制》已經在網路上公開，而《九命人》則可惜公視不授權」，最終選擇了《少了一個之後－孤軍》（汪怡昕導演）、《寶島夜船》（劉吉雄導演），以及更有親和力的《幸福路上》（宋欣穎導演），「前二者都與白色恐怖相關，後者則從戒嚴到解嚴的時間跨度裡，描述大時代下的小故事。」
開幕片《少了一個之後－孤軍》是以服役於海軍的黃國章之死為核心，拍攝黃媽媽如何從尋找兒子死亡真相的抗議者，成為軍中人權平反的助人者角色。「我之前沒有看過任何可以深入軍中探討軍中人權議題的紀錄片，這部片可能是第一部，團隊費了非常大的力氣，克服採訪上的困難，訪問到非常多的軍官、將領與低階的士兵，讓觀眾看到每個位置相關人等的說法，也把所有找得到的證據呈現出來，讓大家思考這個案子到底是怎麼回事。這個案子，直到現在都沒有破案啊！」
1995年死去一個黃國章，此前與之後，軍營一直被視為被蓋上遮罩布的人權禁區，「你遇到軍仔，你就是沒法度啊！」影片中，這段話被不停複述，是那個年代裡人們對於在軍營發生人權慘案的直接反應。臺灣關於軍中人權的意識，直到洪仲丘案才拉到檯面上被檢視，軍人審判也從軍法體系之軍事法院部份移至司法體系之普通法院，黃國章案也因此才有機會在高雄地檢署重新偵辦，「但偵辦到一半，戛然而止，妙的是，也許與紀錄片的拍攝和放映有關，雄檢最近又重新啟動，甚至之前在偵辦過程中說已經死亡的一位證人，又重新活了過來，而原先找不到的班長也找到了。」馮賢賢激動地說：「我覺得這可能就是紀錄片的推力。如果沒有人追、沒有人拍，他們或許會覺得這件事可以悄悄結束……我不知道『他們』是誰，但這件事情必然有人知道真相，而真相必然沒有出來……然後這個團隊還在拍攝續集，挺有意思的。」
如果說，《少了一個之後－孤軍》是碰觸臺灣最難處理人權的場域，那麼《寶島夜船》則是試圖翻開轉型正義範疇最邊緣、歷史相對遙遠的「反共義士」。被攝者陳松是1965年「投奔自由中國」的浙江青年，他與一夥鄉間同夥共駕漁船渡海來台，與結拜七兄妹共同釀出「八仙過海」的媒體佳話。未料，來台三個月，陳松被檢舉指控是情報員，變成「間諜」入獄。
「這部片的核心，是要挑戰大家對於『反共義士』這個名詞的定義和記憶。當年我們被灌輸反共義士嚮往臺灣、投奔自由，實際上從主角的故事看來，其實應該被定義為經濟難民，真的因為太餓了，嚮往當時廣播裡臺灣四季如春、一年種三四次稻……，策劃很久跑來臺灣，沒想到就被密告變成匪諜。……這部片戳穿反共義士的謊言。我們過去長期在一黨專政的威權統治下，許多人都被餵養了非常多的謊言，當作真理而不自知，而這件事到現在依舊未被打破。」
臺灣影像紀錄與人權
今年度的臺灣國際人權影展除了影片播映，台灣公民媒體文化協會作為承辦單位，也特意規劃了一場「貴賓場」不對外開放的放映會，企圖讓影展從被觀眾選擇、觀看的角色，轉化為主動促成權力核心對於歷史究責、對話的契機。馮賢賢解釋，《少了一個之後－孤軍》的貴賓場，邀請了影片主題「軍中人權」的國防將領與作為三軍統帥的府方，共同與黃家一同出席觀看。「影片中，海軍司令黃曙光有承諾，任內一定會為這件事道歉。我們就是希望，國家機器有改革，誠實面對過去，真相該公布就公布，至少給出一個真相，讓黃媽媽不用再哭嚎；也希望藉此把大家聚在一起，提供對話空間，至少讓紀錄片推一把，該來的人來，講該講的話。」而這也成為少數因人權紀錄片播映而促成的政治權力核心與受害者對話的機會，「但考慮到維安，也考量對話場面，因此設定是不對外開放的。」
作為臺灣資深媒體人，馮賢賢從公視籌委會時期就加入製作人，曾任《紀錄觀點》製作人，也曾在檯面上下協助過諸多人權議題紀錄片的製播，接受採訪時，回顧了臺灣人權影像的發展，先是提起近年韓國正紅的《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你覺得在電影藝術上，有拍得很好嗎？我覺得還好，也是煽情的，但只因為韓國人都認同、買帳，因此大獲成功。但臺灣的情境與韓國不同，我們永遠都需要爭論，甚至有許多人會排斥、指責，或許因為如此，票房上更讓投資者卻步，再加上中國因素的干擾，因此跟人權甚至白色恐怖相關的影像攝製，往往相當困難。」甚至，她提及以往在公視的紀錄片播放，收視率最令人憂心的，也往往是人權及環境議題這類嚴肅的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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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605期【放映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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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如此，在馮賢賢的觀察中，至少就如這次開幕片《少了一個之後－孤軍》這類冤獄紀錄片，長期發展下來，對於人權的社會認識起著不小的作用，不僅促成社會對於警察濫權、法庭審判結構的意識，也在冤獄平反案上帶入輿論關注。她舉例說道，例如在超視《調查報告》就跟進的蘇建和專題報導〈死罪！冤案？〉，直到蔡崇隆離開超視、轉到公視新聞部時，持續追蹤，最後拍攝了重要的蘇案紀錄片《島國殺人紀事１》、《自由的滋味》等，以及其後的盧正案《島國殺人記事2》、徐自強案的《徐自強的練習題》、鄭性澤案的《我無罪，我是鄭性澤》、《阿澤的48小時》，以及后豐大橋案、陳龍綺案等，一案一案接著平反，甚至施佑倫導演在拍后豐大橋案的過程中，「去年案子大翻轉，被關了十多年突然被放出來重審！」
「紀錄片在蘇案定讞平反後，有了新的動力，這個脈絡也許會繼續發生。」然而，在劇情片的拍攝方面，「國家暴力，轉型正義，以及臺灣民主化的轉折，有太多的故事都尚未被說出口」，馮賢賢無奈地說。
「臺灣有特殊的情境，這些講述我們自己的故事的片子，或許在國際影展無法得獎，但我們不能只在乎國際影展得獎的紀錄或外國的電影，這些片子在國內的播放、觀看與討論，是有重大意義的。」或許一部就是一步，在人權影展以及往後數十場的影展聚落免費放映，效應深不可探。就如最早年，《島國殺人紀事１》對我輩的影響，除了思考法庭審判結構、警察採證程序等冤案議題之外，也帶入了對於國家殺人「不可逆」的死刑思考。
「議題性的影展，具有群聚的作用，可以眾人一起討論分享，是跟自己在家坐在電腦前或看手機，是不同的，尤其人權是複雜的議題。若要說影展目前剩下最大的功能，可能就是把大家聚在一起，一起關心一件事情、做些討論。」■
【臺灣國際人權影展總籌馮賢賢特別推薦片單】
《捉鬼》（Ghost Hunting）∣ 導演：Raed ANDONI ∣ 巴勒斯坦 ∣ 2017
「這部片的形式非常特殊，非常推薦有習慣看影展的觀眾。導演自己也曾經是囚犯，設計了一個如集中營的場景，找了許多前囚犯一同搭造、參與演出，成為一部融合劇情片、紀錄片與劇場扮演形式的作品。
前囚犯每個人都這麼年輕，十多歲就當囚犯，進來演出後，卻多數人都只想演獄卒，人情跟權力的關係，在這些受害者的身上，也自然顯現而出，甚至一度成真的情緒，暴力就在其中冒出頭來。」
《燃燒之路》（Pawo）∣ 導演：Marvin LITWAK, Sonam TSETEN ∣ 德國 ∣ 2016
「西藏議題的劇情片非常少見，儘管導演有一位是德國人，但是進入了西藏的肌膚、深入其境，捕捉出西藏的韻味，讓非常關心西藏的臺灣人可以理解，為何如此溫和、信仰虔誠的民族要走上自焚的路。
這種議題如果以紀錄片形式處理，可能會過於沉重，但劇情片就能度讓一些空間，給觀眾理解和思考。」
《法外之徒》（Impunity）∣ 導演：Hollman MORRIS, Juan Jose LOZANO ∣ 哥倫比亞 ∣ 2010
「跟臺灣類似，為何這麼多加害者都逍遙法外？回應到一開始的鏡頭，有人問你，你要不要爭公道？你的回答卻是，人都死了還談什麼？其難言之隱，是我們要去了解的──一個國家轉型正義的路如此困難，是難在哪裡？」
《寶島夜船》（Journey to the Promised Island）∣ 導演：劉吉雄 ∣ 臺灣 ∣ 2015
「導演挖掘的，不只是臺灣不為人知的人權故事，更是一群在白色恐怖最遠的角落、大家不會注意到的人，也就是這麼倒楣的『反共義士』，來台三個月就被打成匪諜。主角陳松很細膩的敘述，他一下飛機就感覺怪怪的，被媒體作為佳話傳送，但他們其實每個人都是惴惴不安的。
因為導演的細膩手法，觀眾在看這部片時，可以眼睛、耳朵、腦袋都打開來接收訊息。尤其陳松提到牢中的槍決，描述到被執行死刑的人的眼神，那段話大概是描述白色恐怖歷史的經典，卻是由這樣一個似乎是外人的口中說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