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貝自言是一個反帝國主義者，然而是什麼樣的經驗過程讓他成為一個反帝國主義者？「帝國是權力的本質，我們可以說這從家庭就開始了，如果以父親為權力的象徵，家庭就是暴力的存在，接著是社群、宗教、鄉村，下一步就是民族國家。民族國家的定義是一個有界線的領土，區分了本國人與外國人，而在國家內部，國家政府則以法律、警察、官僚體系壟斷，帝國則是暴力的極致形式。如果回看歷史，帝國從一萬年前開始，其實只佔了20萬人類歷史的一小部分，表示最後的這一萬年出了問題，因為帝國會濫用權力。而每個帝國都非常危險，例如美國可以操作地球另一端的戰爭，帝國的暴力過於龐大，人類在其中沒有可能性。當這個體系無法讓大多數人生存，只能圖利少部分人，我認為我們都無法逃脫。」對於帝國的種種暴力機制，唯一的方法只有外於體制並且解析它，對其保持敏。

1966年，雨貝出生於奧地利山區提洛邦（Tyrolian），在TIDF舉辦的大師講堂上，他分享自己的成長過程：他的父母在山腳下經營旅館，正是《真善美》（The Sound of Music）中天堂一般的場景。自小成長於人間仙境，長大上了學校，才發現時老師們是從未消失的老納粹。這或許是《真善美》在全球大紅，卻不受奧地利本地人歡迎的主要緣故。片中的納粹元素正提醒了二戰時奧地利人對於德國納粹的支持與狂熱，而希特勒也正出身奧地利。

雨貝提到另一個童年影響他至深的場景：父親偶然認識的朋友，是越戰中的美國將軍。當時德國法蘭克福有個美軍基地，作為美國和越南間運送物資的中途轉運站。時間正值1970年代越戰高峰，一次，這位將軍朋友向雨貝的父親提出請求：可不可以把越戰中飽受創傷導致瘋狂的美軍送到你的旅館裡休息？這個寧靜美麗的地方因此充滿越戰美國士兵，在那裡療傷、復原、嗑藥……。「這個衝突的畫面一直留在我的腦海裡，也許這是為什麼我會對於種種衝突、角力非常感興趣，兩個完全不同世界相互碰撞，這不只帶來悲傷、恐怖，也可能是很美妙的，這些事情真的在發生。」小時候的雨貝，以為這些事情都是正常的，長大後回看，才發現無論是納粹、越戰，不同層次的真實在他眼前展開，也讓他對中非種種關於宗教、發展、合作、衛生的虛偽敏銳異常，因為這竟與他的童年高度相似。

二十年來從《基桑加尼日記》中剛果的胡圖族難民，《達爾文的噩夢》維多莉亞湖周邊的加工漁業，以及距上一部片睽違十年、拍攝南蘇丹獨立與石油開發的《以朋友之名》，雨貝多次涉險，他提到，2011年在肯亞的住處曾經被十個警察模樣的持槍不明人士攻擊，房屋被毀，東西被搶，助理也被近距離射傷。而在此之前，由於《達爾文的噩夢》獲奧斯卡提名，片中指涉歐洲貨機走私槍械至非洲，引起坦尚尼亞官方不滿，監禁相關被攝者，資助雨貝的反對勢力。更有人對雨貝提出告訴，指控片中的孩童是演員、魚頭其實是給狗而非人吃等等。對簿公堂、多次處於險境，這次拍攝《以朋友之名》竟然自己開著自製小飛機從法國飛到非洲，憑著直覺與動力來去自如，並呈現更為主觀強烈的意圖，敘述他對世界的理解。他花了兩年研究、籌資，兩年拍攝，再花兩年從400小時的素材中剪出作品。

《以朋友之名》中，畫面與音樂總是顯現衝突，或者在更隱微的關係脈絡中映射潛意識，例如美國大使為村落蓋電廠，以帶來光明；白人坐在旁邊觀看部落傳統舞蹈；油井工廠的當地員工認為中國人比美國人好……。中國人代表新的合作經濟模式嗎？雨貝說：本質上都是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歐洲人持續用宗教、慈善來欺騙，中國人說我們只是想要油，不管其他問題，但不論中國、美國，他們的手段包括貪污、暴力，舉世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