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多重人格分裂症

由中國禁播香港電影金像獎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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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07

由於先前《十年》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的提名,中國政府將禁播於4月舉行的香港電影金像獎。甚至「他」還很可能「三連發」,即連續禁播奧斯卡頒獎典禮(已實施)、香港電影金像獎(已確認)和台灣金馬獎(已揚言)。「已實施」的禁播,針對兩部紀錄片:一部講環保、一部講抗暴 ;而「已揚言」的目的應該是警告,較類似在南中國海造出幾座島嶼,搞搞軍事演習。

《十年》究竟是部什麼片呢?當香港以外的電影界人士聽說時,都瞪大眼睛:投資50萬,票房660萬?影片並沒在全港的戲院鋪開上映,且於一票難求的局面中落了畫!是的,即便從商業角度講,《十年》也是一朵不折不扣的奇葩。這齣由五部短片組成的電影,主題是對十年後香港的想像,由一家基督教雜誌發起製作。直到去年十月,團隊內部依舊在討論:究竟將影片upload到YouTube上好呢?還是由導演自己包場請人來觀看更好?與另一部即將上映的、由三位青年導演合拍的《樹大招風》很不同,《十年》從構思到創作訴求,真的僅是一個短片合集而已。甚至與很多獨立電影一樣,《十年》以idea的大膽、創作的自由、風格的多樣化而見長,同時又存在整體感較弱、形式風格略強於敘事、人物形象偏單薄等明顯短處。

從現象上梳理,這是中國又一次強行將本來很自在的對象拉入政治語境內,把本不相干的「他者」列為國家的敵人。被禁者與他們的前輩一樣,由最初的恐懼、不解、驚訝,隨一輪輪壓力的來臨,而轉為:倍感無奈、莫名興奮,甚至急於想知道下一步「審判」是什麼樣的等等心情……。只是這樣一部電影,中國為什麼要用黨報發社論去批評呢?還刪除其於中國境內的信息呢?甚至要禁播將之提名的電影獎呢?

中國獨立電影的研究者和傳播人張獻民曾說過這樣的話:假設誰能把中國政府(文化部門),如何出台一項決定或政策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及其內在規律研究清楚,著述成文,那這個人可以博士畢業了。

限於中國政府對事實和資料的絕對掌控,及其數十年來變化莫測的多重人格,今日今時,當然不會有人具備充分條件去完成這篇博士論文。而本文,也只能從最近的禁播談開去,大致嘗試摸索一下。

 

圖:黃飛鵬《冬蟬》(《十年》提供,劇照攝影 / Andy Wong)

外交、政治、禁播史

1976年,大陸引進了於十幾年前出品的美國電影《音樂之聲》(Sound of Music,台灣譯為《真善美》),並做了普通話配音。可是,1976年有一部於電影史上比《音樂之聲》更重要得多的美國電影,其名叫:《總統班底》(All the President’s Men,台灣譯為《大陰謀》),片名中的「總統」是曾秘密訪華的尼克森。當然,中國是斷然不會引進這一部的。《音樂之聲》是1949年後於中國上映的第一部美國電影,但其實直至1979年,中美才正式建交的。如同乒乓球一樣,藝術(電影)或體育,歷來只是手段而已。

作為一部風靡中國的美國電影,《音樂之聲》被電視台反復播放數十年至今,當然是我成長中重要的記憶之一。這部電影於電視台的播放曲線(單位時間內的播放次數),與中美的外交曲線是完全一致的。79年鄧小平訪美前後,是其播放的第一次高峰(影院加電視臺);89年六四開槍後,停播數年;1993年柯林頓出任美國總統後,重播頻率較為平均……。1991年,中國政府發佈了《中國人權狀況》白皮書,那時,我正上中學。有位同學的家長在電視臺工作,他密報給全班一個消息:我國要與美國斷交了,因知很多人喜歡《音樂之聲》,所以今晚電視臺會臨時加播一次,但很可能是最後一次了——因此,我又多看了一遍這部電影……。

原來,除了禁播,還有臨時加播,除了《十年》這個「國家的敵人」,其實還有《音樂之聲》這個「中國人民的朋友」的,是不是?這一切的邏輯,究竟以何為準則呢?也許用政治主導,可解釋一二,但又非全然和必然。偶然和個人因素也很關鍵的,特別之於一個多重人格的集體,有太多意外和可能性了。

圖:伍嘉良《本地蛋》(《十年》提供,劇照攝影 / Andy Wong)

 

集體解離的文藝創作

政治主導的歷史,要追溯到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高華在《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中,將之稱為「毛氏黨文化觀」,認為這個《講話》包括了「從創作主體、文藝功能,到創作題材和創作形式等文藝學的所有領域,構成了一個嚴密的黨文化體系。」最核心觀點是:文藝家的創作必須為黨的政治目標服務,不存在「創作自由」。《講話》發表七十年後,作家出版社組織了100位文藝工作者,各自手抄《講話》中的一段後結集出版,做為70週年紀念。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抄的是哪一段呢?如下:

「立場問題。我們是站在無產階級的和人民大眾的立場,對於共產黨員來說,也就是要站在黨的立場,站在黨性和黨的政策的立場。……許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正確的立場。……」

這些有資格手抄的人裡面,還包括另幾位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家,比如:賈平凹、王蒙、馮驥才等。但是,這些事及背後的邏輯,卻不是最荒謬的,最荒謬的是:佈置抄寫功課者的自相矛盾、反復無常。這是一種精神疾病,維基百科詞條解釋如下:

「解離性人格疾患,又名多重人格,是心理疾病的一種,常與精神分裂搞混,較早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SM)版本將其命名為多重人格障礙(Multiple Personality Disorder, MPD),後來改名為解離性身份障礙(Disassociate Identity Disorder, DID),多重人格即具有超過一個人格存在(若只有兩個則稱為「雙重人格」),就猶如「在一個身體裡住著好幾個靈魂。」

中共內部的改良派長期寄希望於一個根本沒存在過的幻想:「開左燈,向右轉」,意思為嘴上堅持毛的思想不變,行動上做改革。——假設這是一個「開車動作」,司機首先需分裂為兩重人格:一重向別人顯示我的車要左拐,另一重卻將方向盤扭往右邊。而這個「右」,又被表述為: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資本主義)道路——括號內的,是分裂出的人格中的又一重。假設再細看:無論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都只限於經濟改革,與政治體制無關——但中國的政治體制,卻叫「人民+民主+專政」的。從黨話語表述,這個「人民」又可代換為「無產階級」,可是,分明在瑞士的銀行內存有這個國家實施專政者的大量資產……

無論是建國初的批判《武訓傳》,還是後來的「用小說反黨」案,這類持續發動的政治運動,全都一樣混亂不堪。一部名叫《劉志丹》、描寫中共紅軍的小說,先在黨報上連載,因某位與內容有涉的領導的一封信,令管控思想的幹部於沒讀過小說的情況下,認定那是一部反黨小說,並寫紙條給毛說:「用寫小說來反黨、反人民,是一大發明。」毛很高興,因又可藉此肅清黨內派系,便把包括習近平父親在內的習仲勛等在小說中的幾位主要人物,於現實中打成反革命集團。文革開始後,小說案再度進展,受迫害的總人數過萬——已很混亂了吧?但還沒完:於1979年的平反冤假錯案的風潮中,這個用小說反黨的集團也得到了平反,甚至因此正式出版了這本小說。但不到6年,又有老幹部提出不同意見,該本小說再次被禁。而具體處理禁止該小說的人,正是反黨集團中的習仲勛……。

差不多30年後,習仲勛的兒子習近平去CCTV等媒體「調研」後,明確指示:「媒體姓黨」。這與莫言所抄過的「立場問題」,是同一個意思。於2014年,習近平也召開過一次文藝座談會,之後一年出版了《習近平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參與者也有莫言、賈平凹、王蒙、馮驥才等作家,電影人包括陳凱歌、馮小剛、顧長衛等。

圖:郭臻《浮瓜》(《十年》提供,劇照攝影 / Andy Wong)

 

審查機器新面貌

佈置抄寫功課的是精神病患者,埋頭做功課的當然就更是了。即將頒布的新版《廣播、電影、電視及出版管理辦法》(具體名字不詳),除了規定不能私自送影片出國參展以外,還將取消拍攝許可證,也就是說:拍攝後、放映前的審查依舊,但拍攝前將不再審查。這樣一件「好事」的後果是:花了大量資源拍攝完的電影,很可能被禁播,製片公司的損失將更大。也就是說:這個新規定要求「做功課」的人進行更為嚴格的自我審查。

如此,就不難明白一種反復出現的處境了。2009年時,因選了一部關於熱比婭的紀錄片,中國政府要求參與那屆墨爾本電影節的所有華語片(不僅是中國片)「自願」撤片。最終,包括台灣、香港在內,約7部片「自願」退出。更好玩的是,新華社與《人民日報》在報導中,都出現了一部中國獨立紀錄片的名字:《上訪》,那位被讚揚的「愛國」獨立導演趙亮,曾因這部片被國保談過話,影片也只在地下影展放映過。這是一種什麼處境呢?也許可稱之為:集體多重人格分裂的處境。

中共的「文藝整風」,從延安,到胡風案,到批判《武訓傳》,到「以小說反黨」案,到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直到將頒布新的《廣播、電影、電視及出版管理辦法》,整風從未停止過,並會一直變換名稱延續下去。而集體的人格病症,從一開始便病入膏肓,最無救(也無需救)的是:患者常年享受其中,「做功課的」不斷維護「佈置功課者」的權力,兩者間也不斷進行人員流動,即身份的轉換,不斷幻化新面貌,在各種媒體間流動。

圖:歐文傑《方言》(《十年》提供,劇照攝影 / Andy Wong)

 

 

本文同步刊登於
《今藝術》雜誌2016年4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