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那時此刻》在110分鐘片長裡拉出的，是台灣從1960年代開始經歷戒嚴統治、經濟起飛、台美斷交，後續1980年代開始的鄉土化與自我追尋、1990年代的社會運動與經濟發展巔峰後進入的全民貪婪社會，接著是2000年後因加入WTO、電影工業垮掉後的其他國際合作出路。

金馬獎畢竟不會憑空誕生，楊力州說，他開始研究歷史之後，才知道金馬獎與金色的馬無關，而與金門、馬祖等「戰地前線」密不可分。甚至，它一開始選在每年的10月31日蔣介石生日那天舉辦，是一顆充滿歡慶氣氛的「壽桃」。而在1960年戒嚴時代，電影屬於獨裁政權層層嚴格控管的範疇，是洗腦意識形態的工具，影評人李幼鸚鵡鵪鶉也曾提及，在華語電影無法通吃亞洲影展各大獎項的情形下，台灣官方何不每年在台灣辦個電影獎？名為鼓勵優秀影片、影人，實則「順便」操控輿論？

電影與外在環境息息相關，然而有趣的是，得獎的電影作品不只是符合國家期待的主旋律，隨著歷史變遷，也反映出相反的面向。儘管這是個政治意味濃厚的局面，但就如片中所說，五十年的漫漫歲月，總有一部電影在你心中留下痕跡。一部電影，即使是操控意識形態的洗腦工具，是逃避現實生活的幻想與情緒出口，是灌輸反共抗日與愛國情懷的英雄故事，卻是那個年代裡的那些觀眾，曾經深深被感動，被影響。觀眾先是消費者，受益者，如果有反思，那也是後來的事。

影迷與大眾，是楊力州切入這五十年歷史的一貫視角。楊力州是1969年生，父親是農民，母親曾在紡織廠當女工。在那「客廳即工廠」的年代，楊力州幫著母親包糖果紙、黏小紙傘，記憶中母親一邊工作，就會一邊聲唱著瓊瑤電影中的歌曲〈我是一片雲〉或〈一簾幽夢〉。因此，當楊力州看到愛情文藝片中屬於那個年代的喇叭褲、浪漫捲髮，連結起的是大眾通俗文化，以及台灣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

然而少年時代，楊力州看的不是國片，更多閱讀的是西方藝術大師。他說：「我大學時讀美術，不是真的懂電影，但當時大學生會有一種氛圍，會徹夜去排隊買金馬國際影展的票，記得當時看了一部據說很厲害的《弄臣》，卻在戲院裡呼呼大睡。大學時在系上辦柯波拉電影專題，但絕對不會放《英烈千秋》、《筧橋英烈傳》，那是一種特別的氛圍。」回頭來看，這些青年成長時期或許曾經被忽略的電影已經不只是電影，而是緊緊黏貼著時代的脈動，也安慰了一整批那個時代裡的人。

楊力州坦言，要詮釋五十年的歷史很困難，而他並不想把它變成金馬獎的學術研究，也沒有辦法方方面面顧及每部電影、每屆金馬獎的歷史，因此他只從一、兩個面向切入。開拍前，楊力州先組成研究團隊，找來金馬執行長聞天祥、曾寫《打開時空膠囊：舊時代的電影青春物語》的作者林亮妏幫忙，先花了五個月做資料蒐集、研究，再慢慢建立史觀、撰寫敘事，再進入歷史新聞片蒐集的工作。「第一個出現的數字是1963年。1963年是台灣工業產值正式超越農業產值的那一年，雖然這跟電影沒有直接相關，但也是因電影而開啟的思維。我童年記憶中充滿了加工出口區、家庭微型代工，所以我反而先把電影放在一邊，我相信電影和政治、社會之間的關聯是很緊密的。」楊力州說。

儘管過程漫長，但楊力州的企圖愈來愈清晰。首先，是影迷、閱聽大眾的現身；其次，則是以每十年為斷代的時代關鍵字，從瓊瑤電影的「愛情」、軍教片的「愛國」開始切入。透過朋友介紹，從臉書、部落格搜查，楊力州找到了當年在紡織廠當女工、愛看瓊瑤電影的阿雲阿姨、三位軍人教官伯伯。

阿雲阿姨年約六十，就像那個年代的許多女性一樣，身為家中長女，必須為了家計與弟妹著想，早早就放棄了學業，因此文化程度不高，未成年就來到工廠工作。由於上班佔去生活中大半時間，女工們依賴影像／電影比文字／小說更多，阿雲阿姨的生命經驗，深深打動了楊力州：「阿雲阿姨對每部瓊瑤電影中的男女主角配對、劇情結果都清清楚楚，專業程度可以跟專業影評人坐下來對談！我們聊了很多，也包括她的家庭婚姻，可惜沒有剪進影片中。當時的工廠多半在城市的邊陲，那時的電影院能容納一、兩千人，假日她們去看電影時，就會遇到旁邊軍營放假來看電影的阿兵哥，男女分別坐在走道兩邊，壁壘分明，班長還會在中間走道巡邏。後來，她認識了身為軍人的老公，常跑到工廠約會。」

影片中，阿雲阿姨面對鏡頭唱道：「我是一片雲」，忍不住流下眼淚，她說，如果電影結局男女主角沒有在一起，她也會跟著她們哭。楊力州卻覺得，她可能更多想到的是自己的青春年華。「拍到這裡時，我其實覺得很慚愧。過去我對三廳瓊瑤電影幾乎不屑一顧，但我忽略了，任何電影在那個時代都有存在的意義。如同我母親一樣的廣大女工們，在那個窮困的年代，一分一毫慢慢攢錢，讓台灣有富庶的可能。所以我想拍一部屬於電影的紀錄片，把影迷高高舉起。」

有了阿雲阿姨的例子，楊力州更加確信，從影迷的角度切入是成立的。因此，在下一個階段的時代關鍵字「愛國」下，他直接找上軍人，討論愛國電影這件事。

以今日眼光看來可能陳腔濫調、甚至有些可笑的愛國情懷政治宣傳電影，卻曾經深刻影響許許多多的年輕男性，決定投身軍旅，報效國家。透過劇組工作人員的老師，楊力州找到了一位學校教官。訪談在教官平常常與三兩好友相聚聊天的酒吧進行，楊力州回憶說，當時因為不確定他們對電影熟悉到什麼程度，因此劇組還準備了一些電影片段，試圖要勾起他們的回憶。沒想到，幾位伯伯根本不需要提示，他們不但可以將《英烈千秋》裡的台詞倒背如流，還在〈梅花〉的旋律響起時，如同張自忠上身一樣，感動得掉下眼淚。有位伯伯甚至說，這些台詞是他的座右銘，如果他的人生中碰到困境，他就會想到這些台詞。

在楊力州的記憶裡，國小時，老師會帶著全班去看《筧橋英烈傳》，而他當時看到這些電影也是會掉淚的！雖然今天楊力州已經全部不記得，但當他面對這些軍人伯伯們的生命經驗，才發覺之間的差異超乎想像。「他們有些父親是外省人，母親是本省人，但當時台灣退出聯合國的時代背景，他們也的確是因為看到這些電影後，觸發他們去報考軍校。他們為什麼會掉下眼淚？我願意用一個比較溫柔的角度看待他們，你總要有一個信仰，愛國就是他們那時深信不疑的。即使我的史觀跟他們不一樣，但我相信他們的眼淚是真的，手是溫暖的。」楊力州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