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紀錄片產製連結地方與歷史
在電影的產製與發行鏈結中，紀錄片一向是較為邊緣的一環。可喜的是，近年國際上除了老字號IDFA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影展、Hot Docs加拿大國際紀錄片影展、瑞士真實影展、日本的山形紀錄片影展、ASD亞洲紀錄片提案大會、雪菲爾紀錄片交易市場展，亞洲也正在發展許多跨地域的工作坊、會議組織、基金、提案大會，比如今年11月舉行的第二屆的仁川亞洲紀錄片提案會、12月落幕的越南的Autumn Meeting。除了媒合資金、創作者、與發行管道的重要功能外，有些機構則偏重故事開發（story development）的訓練，此外，這些平台更是匯聚五湖四海各路英雄、互相切磋交流的難得機會，讓你看見世界各地正在發生的重要事情，以及導演的特殊觀點。
本期【放映頭條】針對今年度在台北舉辦的「CCDF華人紀錄片提案大會」、以及在韓國釜山影展期間舉辦的「AND亞洲紀錄片連線」做了整理，除介紹這些提案、工作坊的特殊之處外，也從各地的紀錄片發展反思台灣現狀。
跨域合作與歷史知識連帶的平台
記第六屆CCDF華人紀錄片提案大會
文 / 曾芷筠
回顧今年華語紀錄片的發展，在金馬獎得獎結果揭曉後，許多人為《灣生回家》未拿下「最佳紀錄片」抱不平，甚至質疑由周浩的《大同》得獎是爆冷門。這或許是個很好的機會，檢視一下兩岸紀錄片的差異，包括題材視野、產業規模、田野調查等條件，並思考其結構性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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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第六屆CCDF提案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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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紀錄片領域中的台灣
若以CCDF華人紀錄片提案大會作為參照，今年已邁入第六屆的CCDF儼然是亞洲老牌的提案大會之一。歐美的提案大會（pitch）大約是在三十年前由Pat Ferns創辦此形式，為了把拍攝中、未完成的紀錄片呈現給更多投資者、電視台、影展策展人，並進一步媒合。在亞洲，亞洲紀錄片提案大會（ASD）於2010年第一次在香港舉辦，促成CNEX舉辦提案大會的想法，以及與Pat Ferns的合作。從草創一路參與到第四屆的CCDF前總監吳凡說：「當時參考香港的模式覺得好像不難，因為他們只有三個人，Pat也針對場地、貴賓邀請、選片等執行面上給了我們很多建議。」
走到第六屆，除了ASD與CCDF，現亞洲地區還有廣州國際紀錄片節（廣州紀錄片提案大會）、DMZ韓國國際紀錄片影展、東京Tokyo Docs、今年當舉辦第二屆的仁川紀錄片亞洲提案會、Asian Pitch亞洲紀錄片提案會，分別努力經營交流、連帶的空間，讓提案大會更成為紀錄片工作團隊尋找國際合作對象的平台，也透過訓練上台說話技巧、片花呈現、經費預算規劃，讓導演們掌握在七分鐘的時間壓力下清楚傳達自己的想法與主題。
今年CCDF從收到的106件徵案中選出17部華語紀錄片，經過三天的培訓工作坊後，通常提案講稿、片花剪輯、預算表都已經做了大幅度的改動，以便能有效率地吸引國際影人的興趣。除了三天的培訓工作坊，CCDF在七月的時候還在台北與北京各舉辦了一次診療工作坊，做為提案大會前的暖身。現任總監蘇淑冠觀察到：「今年的提案有種舞台表演性，跳脫以往框架，讓台下的評審眼睛一亮，留下深刻印象。」舉例來說，中國的《黃河謠》請出被拍攝的主人公張尕慫上台演唱家鄉民謠，提案大會瞬間變成展演舞台，雖然超過規定時間，稍有爭議，但唱歌時台下評審紛紛拿起手機拍攝時，最終《黃河謠》也得到最佳提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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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張楠、張勇《黃河謠》的提案以音樂表演成功吸引台下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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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秀出目前擁有的資源也是提案重點，例如講述西藏兩位巒生活佛、卻做出不同生命選擇的中國片《寂靜生長》故事吸引人，最後留下伏筆，製作人更在現場請出擁有ACE（美國影像剪輯學會）認證的剪接顧問錢孝貞，讓投資者知道這部片有著強力後盾，成果值得期待。愈來愈多帶有戲劇效果的呈現形式例如跳忠字舞、一搭一唱的幽默台詞，代表大家在掌握提案大會形式之餘，也大膽做出變化，企圖讓人留下深刻印象。
透過CCDF，除了讓國際影人知道可以在哪裡看到最新的華人紀錄片，也讓導演得到更多走向國際舞台的機會。比如中國導演孫揚的《時光機》講述藝術家馬良為了得阿茲海默症的父親，想要以親手製作的木偶、時光機代父親重溫過往記憶，得到仁川紀錄片提案會推薦獎、ASD亞洲紀錄片提案會特別邀請獎。這部片談及年老、疾病、與父子之間的感情，除了有普世性的情感訴求，這樣的題材也容易被韓國、日本的觀眾所接受。隱微的偏好口味往往決定了提案大會上影片受矚目的程度，比如「可能因為太敏感了，東京不會對談文革的片子有興趣。而原本覺得歐洲評審應該會對關於歐洲政黨與移民的《聯合公寓》很有興趣，但反應卻不如預期。」蘇淑冠說。
有意思的是，17部提案中僅有4部來自台灣的作品，包括林皓申、施佑倫的《不一樣的女兒》，講述橫跨兩代的母女如何共同面對過動症ADHD的精神醫療診斷；盧盈良導演、周怡珍監製的《牧者》關注基督教與同志認同之間的糾纏；吳郁瑩導演、江松長監製的《阿紫》講述越藉配偶在台的處境；周文欽《蹦火》試圖以影像紀錄保存台灣北部漁港罕見的捕漁文化，並從小人物的弱勢處境探索觀光發展對文化存續的利弊。
有熟悉紀錄片的工作者感嘆，台灣的紀錄片題材關注範圍往往不夠宏大，觀點也不夠有歷史縱深，亦缺乏探索複雜歷史對個人、家庭的影響，引不起國際太大的興趣。這樣的論點確實值得深思。總監蘇淑冠以今年的入選作品《阿紫》為例：「一個外國人必須先熟悉外籍配偶在台灣的處境，才有辦法很快進入這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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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孫揚《時光機》提案獲仁川與ASD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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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他區域做為參照
換言之，不論是外籍配偶、精神疾病、或者即將消逝的文化存續問題，這些題材即使從人的處境訴求普遍情感，但在國際上並不新穎。若以其他地區做為參照，蘇淑冠說：「我在雪菲爾紀錄片交易市場展時，看到的是非常西方的狀態，華人、亞洲的片子曝光度很低。」他也舉一部作品扣緊重要議題、再回到個人身上，也有完整田野調查的紀錄片作品：「在雪菲爾我看到一部講敘利亞家庭的紀錄片《A Syrian Love Story》，夫妻早期都是激進革命份子，搬到法國後，先生的想法產生很大改變，但妻子想回到敘利亞。導演以單機拍攝家庭內部的掙扎。最後，太太回到土耳其獻身祖國，先生在法國，最後還是分開。非常真實且有反思性。」此片在雪菲爾得到評審團大獎，也在IDFA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映演都出現，由於對戰爭、人權與自身關係的議題有深刻思考，受到國際影展讚譽。
若回看本屆CCDF入選作品中11部來自中國的紀錄片題材，可以發現題材的多元性與創作的活力。比如年僅二十出頭的年輕拍檔「瑪鯊苗醬」的《黑暗王國編年史》講述因經營夜場酒店而入獄、想要小孩並與男友隱居山林的男同志大叔，透過他憶述故鄉過往，也帶出從東北到南方沿海、最終進入森林的空間移動，而成為帶有多面向豐富性的故事；出身記者的劉柳與來自東莞的製片黎曉煒合作拍攝《東莞色變》，攝影機回到因被掃蕩而進入冰封期的東莞，透過周邊產業的蕭條、嫖客與司機的處境、宛如套餐勾選與售後評鑑的整套ISO「東莞性服務標準」認證建制過程、到往東莞更外圍移動的小姐與酒店，本片除了梳理隨著世界工廠興起而催生的「男人天堂」。劉柳說，東莞原有30萬性工作者，佔GDP的七分之一，而產業轉換首當其衝的便是司機、小姐、工人。做為調查類紀錄片，從2014年經歷冰封期後現又開始逐漸「回春」，她質疑，黃真的可以被掃除？掃除手段是否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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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東莞色變》以調查報導紀錄情色產業的轉型與發展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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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例子可以發現兩岸在題材廣度與深度上的差異。前總監吳凡提到：「中國的優勢是目前處於社會經濟發展階段，有非常多重要、可拍攝的題材，例如迫遷、產業轉型；台灣雖然也有很多社會運動，但較少呈現特殊性與新鮮感。」題材的限制終究仍需從產製結構來看，吳凡提到，西方有市場，可以提供比較好的管道，很多導演可以把這當成一份職業，有產業分工，會等資金到位、調查完成後再開拍；台灣除了公共電視，幾乎沒有其他放映管道，只好回歸個人創作。創作流程也往往在沒有足夠資金、想要搶快而「先拍再說」的狀況下打帶跑。因此，有辦法做調查的紀錄片導演多半出身記者。近年則有《商業周刊》投資拍攝的紀錄片《台灣黑狗兄》，從紡織業全球分布的專題，轉而聚焦於台灣中部專門製襪的中年「黑狗兄」。
中國方面，許多紀錄片導演仰賴電視台的大量需求，一邊接商業案子，一邊拍攝自己感興趣的題材。相較之下，台灣的紀錄片工作者在委製費用有限的情況下，能做的調查、團隊規模、乃至聲音剪輯等後製都無法有較好條件的情況下，多半仰賴情感或社群訴求，企圖以小搏大。
若要突破本地的限制，國際上的影展徵件、工作坊會議、提案大會是試圖發展跨地域合作、歷史知識連帶的可能平台；退一步，同時也是看見他人長處優點，並反身自省的大好機會。
（圖片提供 / CNEX）
從廖克發《不即・不離》長版拍攝計畫出發
直擊2015 AND亞洲紀錄片連線工作坊
文 / 洪健倫
今年三月，【放映週報】訪問了韓國釜山影展創作基金「AND亞洲紀錄片連線」（Asian Network of Documentary）的韓國委員洪孝叔與台灣委員游惠貞 ，那次訪問成為我們初探AND的起點，而在今年十月，我們更獲得主辦單位同意前進AND工作坊現場，並跟著今年入選的廖克發導演參與作品討論，直擊AND如何透過工作坊為亞洲紀錄片工作者給予更多創作養分。
AND支持創作的方式和提案大會（pitching forum）非常不同，是由AND的各國委員以書面審查各團隊的企劃簡介與20分鐘的拍攝素材，共同決定獎助對象，並在釜山影展開幕之前公布評選結果。今年共有13部紀錄片獲獎，其中包括9部亞洲紀錄片以及4部韓國紀錄片。在9部亞洲紀錄片中，以台灣為根據地的馬來西亞華人導演廖克發，以他從短片發展的長片計畫《不即・不離》獲得亞洲紀錄片類的首獎，以及約1萬美元的獎金。廖克發從家族中被噤聲的祖父生平，帶入馬來西亞冷戰時期一段被抹去的白色恐怖史。然而，在過去一年多裡，《不即・不離》的團隊參加了許多國際提案會，卻鮮少獲得正面回應與肯定，AND是他們獲得的第一項基金大獎與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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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即・不離》劇照。（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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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入選作品數量遽減 東南亞、印度紀錄片關注度大增
除了廖克發的作品，中國導演蘇青紀錄盲校學童生活的《梧桐樹》也入選今年的基金獎助，也是今年唯一入選的中國紀錄片。除了兩位華人面孔，今年AND的入選名單大幅增加東南亞、印度等地的作品，包括廖克發的《不即・不離》在內共有七部計畫獲選。東南亞紀錄片創作愈發活躍，越來越多跨越國合拍案例，也是亞洲紀錄片舞台規模逐漸擴大的一個重要指標。
今年入選的亞洲紀錄片多半是在各國逐漸改革開放的今日，回頭審視極權暴政的陰影與創傷。除了廖克發的《不即・不離》之外，緬甸流亡影像工作者Tin Win Naing的《Green Pastures—The Story of Three Families》記錄了三位緬甸工人為逃離暴政與脫貧，而流浪異鄉的生活。柬埔寨新秀Chan Lida的《The Last Lake》記錄傳統農漁人家在政府揮舞開發大旗之下，生活型態與生計上的衝擊。同樣是來自柬埔寨的新銳Guillaume Suon、則記錄一位海外柬埔寨難民第二代的歷史尋根之旅。
除了東南亞紀錄片，今年還有三部印度作品以及一部巴勒斯坦紀錄片入選。印度旅美印度女導演Shashwati Talukdar以《Mirage Cop》和廖克發共同獲得本屆首獎，《Mirage Cop》中跟拍專門處理家庭糾紛的印度警察，記錄女性在當代印度家庭生活的種種困境。入選的還有印度紀錄片導演Anurag Singh，他是該國的紀錄片大將，此次獲選的企劃案《For our Collective Conscience》記錄連續殺人犯的死刑判決與輿論現象，探討刑法正義與人權運動之間的道德矛盾。此外還有信奉錫克教的年輕女導演Teenaa Kaur以《When the Sun didn’t Rise》探訪錫克教寡婦村的婦人與子女，檢視1984年印度屠殺錫克教徒的長遠影響。巴勒斯坦的Ghada Terawi則在《The Forgotten》中記錄一位日本赤軍成員岡本公三投身巴勒斯坦解放運動的事蹟。
小巧樸實、關係緊密的創作營地
AND工作坊內容由一場專題講座以及兩天的一對一健檢工作坊組成。每年主辦單位都會邀請一位傑出專業人士擔任講座講者 ，今年講者則由講師之一的資深剪接師Mary Stephen擔綱。之後在一對一面談中，來自各國的資深工作者則擔任講師，和每個團隊一對一討論作品內容。工作坊利用「韓國電影振興委員會」（KOFIC）的會議、教學空間舉行，地點緊鄰釜山影展的主場地「釜山電影的殿堂」（Busan Cinema Center）與兩個主要放映場地，也方便主辦單位配合影展節目設計工作坊活動。除了白天的討論，每晚學員還會受邀參加釜山影展的各種派對，讓學員除了在工作坊討論作品，也在其他場合拓展人際網絡。
回到工作坊的現場，相較於釜山影展的盛大氣派，AND工作坊則非常小巧親和，氣氛更接近台灣的「DOC DOC紀錄片健檢工作坊」與金馬電影學院。工作坊始業式在首日下午Mary Stephen的剪輯專題講座之後進行，所有的評審委員與講師全數出席，和入選團隊相見歡。交誼廳內簡單幾組沙發與桌椅，講師與學員們隨性入座。沒有高官致詞，AND主要工作團隊在布告欄前一字排開歡迎大家到來。之後講師學員輪流自我介紹，連以為可以安心當牆上蒼蠅的筆者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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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日工作坊的始業式，氣氛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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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一深度作品討論 多元觀點激盪創作架構
第二、三日的行程則是緊鑼密鼓的一對一作品診療，團隊共要和七位講師分別面談，今年講師陣容包括CNEX視納華人基金會執行長陳玲珍、日本NHK製作人小谷良太（KOTANI Riyota）、法國剪接師Mary Stephen、《星國戀》新加坡導演陳彬彬、英國製片Irena TASKOVSKI、韓國紀錄片工作者金玉英（KIM Okyoung）與洪孝叔等。而筆者在一對一面談的第一天，也獲得廖克發導演與Irena TASKOVSKI、小谷良太兩位講師的同意，旁聽這兩場討論的內容。
AND的討論焦點與一般提案大會培訓工作坊不同。後者旨在訓練團隊就現有素材包裝簡報，在有限時間內做出另人印象深刻的提案。AND的討論則著眼作品的敘事架構、創作觀點，講師的角色則像是製片與觀眾，從客觀角度提供建議。講師來自不同背景，對作品的看法也因人而異，討論過程就像是為期兩天的腦力激盪，例如Irena¬與小谷先生對於《不即・不離》長片版就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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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工作坊五位客座講師向學員自我介紹，左起：陳彬彬、Mary Stephen、陳玲珍、Irena TASKOVSK、小谷良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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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即・不離》東、西方講師建議大不同
歐洲觀點：以情感面連結觀眾
廖克發提供給講師的參考素材是《不即・不離》的短版影片以及新拍攝的片段。短版影片訪問許多導演的家人以及地方耆老，並順著訪談內容回顧馬共歷史。對於不熟悉該段歷史的Irena而言，短時間內要消化大量的角色訊息與歷史資料頗為吃力，因此她在面談中先花了許多時間釐清相關歷史、政治背景，以及導演家人與這段歷史之間的關係。釐清背景知識後，Irena認為廖克發的影片裡面有兩大主題，一是馬來西亞華人與馬共在白色恐怖時期被打壓，以及今日被噤聲的歷史；另一則是在廖克發祖父成謎的生平之下，他們家族走過該段歷史的情感記憶。
Irena認為以作品原有的走向看來，《不即・不離》在亞洲比較容易找到觀眾，但做為一位跨文化的觀眾，她認為家族記憶與情感最打動不同背景的觀眾。她鼓勵廖克發在敘事策略上更從人與情感出發，引起更多觀眾的興趣。但從訪談素材看來，她也認為廖克發家人的訪談還沒切中情感核心。Irena幼年成長於戰火下的波士尼亞，很能理解經歷戰亂的家庭在情感上的壓抑，她鼓勵廖克發繼續訪問家人，使家人慢慢敞開心防。而歷史的探討比重則可以降低，只要適時插入重要畫面，便能夠引起觀眾主動認識這段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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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ena TASKOVSK（左）認為廖克發（右）的作品應該從情感面連結更多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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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觀點：注重歷史議題，從個人經驗連結大歷史
因為有著相近的歷史經驗，日籍製作人小谷良太先生對本片有著與Irena截然不同的建議。小谷先生也同意《不即・不離》可能是一部比較適合亞洲觀眾的作品。但他認為原本的敘事架構已經很好，只是影片中還有一些零散資訊，製作長片時仍須留意架構設計。而Irena認為片中人物過多讓觀眾容易混淆，小谷先生則認為是次要的考量，更重要的是這些長輩象徵著過去的歷史。對於敘事，他建議廖克要從觀眾的共同經驗出發，帶大家進入冷戰時期馬來西亞左、右翼勢力衝突與壓迫的歷史之中。因而，對Irena而言吃力的史料反而是本片的重要素材，但如何透過影像敘事讓觀眾清楚理解這段歷史，是未來的重要的工作。
在這段討論中，廖克發也與小谷先生一起腦力激盪，思考如何在長版的故事之中帶出馬共華人成員在白色恐怖時期的流離歷史。因為現今許多走過這段時期的長輩年事已高，記錄這些人的故事以及他們現今的處境，讓更多人瞭解這段被掩蓋的歷史，是目前更急迫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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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谷良太（右）認為廖克發應該著重史實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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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不同意見——廖克發：鞏固自己不能改的創作核心，化繁為簡
由兩段討論內容可以窺見，一連串討論下，每位講師的意見大不相同。和廖克發聊到這次工作坊的心得，問他是否會因不同、甚至相左的意見感到困擾？廖克發認為這是好的過程，「不同的人給你不同的撞擊，讓你思考，也可以讓你的東西再磨練。但你要清楚，最後什麼部分是你堅持不會改的？這部分就要先做出來。」不過這些討論也只是紙上談兵，廖克發認為要把片子做出來時，影像還是決定了一切。「目前的討論只是透過文字上作抽象分析，但影像是直覺的，不是用文字討論就可以處理清楚的。」
談到他對《不即・不離》觀眾的想像，廖克發不覺得它只適合亞洲觀眾，「一定可以有普世性的，但你要想怎樣讓它更精簡。有時候一個題材沒有國際性，不是它的題材不能和國際觀眾溝通，而是因為拍攝者需要更多時間思考，把片子拍的更深入，找到核心中最簡單的方式，讓另一個文化背景的人可以理解。」這次馬拉松式的討論和激盪，對於他的影片又會有什麼影響？廖克發認為，他可能還是先照腦中的藍圖進行，「先照著堅持想做的來完成，之後再給不同立場的人看，那時候才有更多可能。如果一開始就照講師的設想來前進，反而可能會迷失。」
AND做為亞洲獨立紀錄片的籌資敲門磚
廖克發的《不即・不離》除了拿下AND亞洲紀錄片類的首獎，在工作坊結束後，又獲得了Irena Taskovski以製片公司名義贊助的「亞洲新銳基金」（Taskovski Films Asian Talent Fund）。而在11月，本片又獲得韓國「仁川創投會議」（Docs Port Incheon Korea）的「紀錄片精神獎」。就像陳彬彬的《星國戀》一樣，《不即・不離》籌資起初四處碰壁，只能咬牙硬撐，而AND基金的肯定與支持，不但在創作內容上給廖克發更多刺激，也似乎真能為它開了一扇機會之門。在AND推了一把之後，《不即・不離》將飛得多高多遠，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圖片提供：釜山影展、洪健倫攝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