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這部電影，我們不再是過客
《太陽的孩子》講述一位在把孩子留在部落，隻身在台北新聞圈打拼的阿美族單親媽媽，在一次父親病重返鄉照料時，看到父親拖著虛弱的身體，依然帶著工具上山復育荒廢的梯田，使她毅然決然決定返鄉，照顧家人，也投入復育梯田水稻耕作的傳統生活文化，完成父親心願。這部影片的動人力量來自銀幕上樸質的影像，以及素人演員真摯的情感，除了讓觀眾看到原住民在現代化社會下面對謀生與家庭、現代與傳統兩頭兼顧的兩難，更重要的是花蓮縣港口部落的族人為復育傳統文化的執著，他們對祖靈、與天地萬物的崇敬之意。
這是鄭有傑與來自花蓮港口部落的新導演勒嘎舒米（Lekal Sumi）共同執導的作品，也是鄭有傑成立的「一期一會」製作公司的開山之作，製作公司乃是鄭有傑為了管理近年越來越多的影視拍攝工作而設立，但他仍然希望「一期一會」是從電影出發，因此特別以《太陽的孩子》做為公司的第一部作品，對於關注台灣社會、身份認同等議題的鄭有傑而言，這個起手式別具意義，他像是這位創作者的縮影，也像是一切歸零重新開始。
這部劇情長片以阿美族文化工作者舒米・如妮（Sumi Dongi）在港口部落復育梯田水稻耕作的經歷為原形，勒嘎是舒米如妮的兒子，當年他從西部都市回到花蓮，對於未來仍然一片茫然，偶然之下他開始紀錄母親復育海稻米的過程，拍成了紀錄片《海稻米的願望》，從為受過專業訓練的他一切憑著直覺完成。另一方面，在台北的鄭有傑因為一則台東「超馬女孩」的新聞來到東海岸取材，但是過程並沒有想像中順利，卻反而讓他認識了舒米、勒嘎，還有看到勒嘎幫母親拍攝的紀錄片《海稻米的願望》。片中，舒米為部落付出的努力與勒嘎影像的樸質情感都深深感動鄭有傑。「我們在做的，都不只是表面上看到的，我覺得人都是要被復育的，我媽媽復育的不只是這片田，還有人的心、與被遺忘的價值。」勒嘎導演說。鄭有傑則表示，透過這部紀錄片，他的心也被復育了，這樣的效果就像磁鐵，讓他再次回到部落，希望讓這股能量能夠擴散到更多人心裡。
讓族人演出自己的故事，化為台灣社會的縮影
「《太陽的孩子》雖然是在講部落的故事，它也在講更大的台灣社會，因為在很多地方發生的事情都是一模一樣的，你可以把台灣看成一個很大的部落。因此，當我能夠成功呈現一個真實發生在部落中的故事，大家就可以從影片中自由延伸出更多意義。」鄭有傑說，這也是他在勒嘎的紀錄片之中所看到的力量，在他眼中《海稻米》講得不只是梯田、部落的故事，是更大的東西。鄭有傑相信「人心自然嚮往善念，這是人的本能，看小孩子就知道了。我覺得這個東西存在每個人的心中，是可以跨越族群的。」
勒嘎談到這部作品，他相信這部片做到的不只是通俗，「《太陽的孩子》是一部『有機』的電影，我們沒有用任何調味料原汁原味地呈現給大家，那個東西是可以撫慰人心的。大家都習慣吃的太重鹹了，我覺得我們做到的是一個保留原始味道的電影，有點像葉子剛長出來，充滿露水、充滿土味的氣息。」
但《太陽的孩子》不能只是一部個人的創作。勒嘎導演強調，「我想傳達的東西是屬於大家、屬於大地的，需要很多人一起投入，也需要族人的意見，或由他們自己演出自己的故事，只有這樣，這部片子才出得來。」在部影片裡，我們看到主角爺爺或部落耆老，總是謙卑誠摯地向祖靈祈禱，讓人感覺到族人對於天地萬物的敬重。而其中最美麗的一段拍攝經歷，莫過爺爺要帶著小孫子登阿美族聖山「奇拉雅山」（Cilangasan）的那一場戲了。在這場戲，重病的爺爺帶著小孫子來到聖山山腳，希望帶他進入聖山感受祖靈，無奈山路陡峭，重病又拖累阿公身體，只得做罷。在山腳下，阿公像小孫子述說了這座山的故事，原來清朝時阿美族先人為了逃避清兵追殺，躲進了奇拉雅山才得以存活，到今日他們的祖靈還居住在這座山中。阿公告訴小孫子不要怕，長大之後一定要爬一次聖山，成為真正的男人。但你可知道這一場戲是在完全沒有預料之下發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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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太陽的孩子》除了主要演員之外，都由海港部落族人演出自己的故事。（圖／牽猴子整合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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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靈聖山前的奇蹟
原來，當初的劇本並沒有這一段，是勒嘎和鄭有傑聊到他登奇拉雅山的經驗，鄭有傑才決定臨時加進這一場戲。當時聽到這段往事，鄭有傑不禁想：「我來部落拍這樣的一部電影，無論如何應該要來一趟聖山，告訴這邊的祖靈，我是一個漢人，今天來是為族人而拍片。」堪景時，鄭有傑帶著工作人員走進聖山，大家似乎都能從山林的神聖氛圍，感受到導演為加進這一段戲的意義，途中眾人都沒有交談，用心感受著奇拉雅山的一切。
等到劇組正式拍攝時過程更是奇妙。「那時候我們已經拍的差不多，大家已經準備要走了。但阿公和小朋友還是不走，他們坐在剛剛拍攝的地方，這時剛一道光剛好穿過樹林灑在阿公身上，在彼端等待大家工作的阿公，則是很自然地和孫子講起這座山的故事。」勒嘎回憶。
鄭有傑的印象也非常深刻，「等我發現，這一切已經很自然的發生了，而攝影師比我更早注意到，所以當時已經很自動的開始拍，而且拍到一半還有一隻蝴蝶飛過來停在阿公身上。拍到那個鏡頭之後，大家都沈醉在一種感動之中。雖然之後我又很快請大家補拍幾個鏡頭，但一開始完全沒有人下達任何指令，一切就發生了，真的是很奇妙的經驗。」鄭有傑說。
阿公說的每一句話，都不是寫在劇本之中的台詞，似乎自然而然、發自內心地，他就開始將先人的故事傳承給跟前這位部落未來的男人。或許只有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才能在這樣重要的地點，發自內心地成就這一刻。更不難想像勒嘎為何會篤定說：「這片子沒有辦法找別人來演，他就只能用這樣的方式呈現，這種東西才是最有力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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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在拍攝登聖山時，飾演阿公的許金財Kacu收工前在山腳下向小演員開始訴說起聖山與祖靈的故事，這一切都被攝影師拍了下來。（劇照翻拍自幕後花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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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嘎舒米——部落與電影之間的關鍵角色
為了讓族人在銀幕上呈現他們想要的力量，勒嘎在劇組中擔任的角色就格外重要，他不但在劇本寫作的階段提供故事的精神，並確保這個故事足以代表部落，「唯有這樣子，我才能去檢視我們這樣拍到底對不對，有時候我不確定某個東西的作法，要先經過勒嘎這關，或甚至當勒嘎也不清楚時，還要經過部落族人這一關，這一定需要勒嘎的協助。加上勒嘎來自部落，因而當有個東西拍下去能成就這部電影，卻會傷害部落時，他會把關。」鄭有傑解釋。勒嘎他也扮演劇組與族人間的橋樑，幫助大家建立交情，「我出現在這個場合大家比較習慣，以前都是我拍他們，如果一下子在部落裡出現了3、40個拍他們的陌生人，他們會比較難適應。而且在這個階段，我就是帶大家感受接下來要拍的東西是什麼，包括工作的狀態、職責範圍，還有部落的文化、人都需要建立起來。」勒嘎說。
雖然這是勒嘎第一次擔任劇情片導演，鄭有傑還是從勒嘎身上學到很多。「勒嘎的個性有種豁達、包容，對於事情翻展不如預期的時候，總是有種接受的態度，這也改變我在現場的工作方式」鄭有傑說。他說，和自己一道拍攝現場就很緊張的到處察看準備進度不同，「勒嘎一到拍攝現場，都先找個自己舒服的地方坐下來，感受現場的一切，偶而突然給我一個意見，往往都是一個很好的選擇，我也讓自己學習勒嘎的工作方式。很多以前的經驗反而是阻礙。」鄭有傑表示。在《太陽的孩子》剛開拍不久，鄭有傑還是用以前的方式來執行，把自己繃的很緊，「剛開始我很ㄍ一ㄥ，因為都是素人演員，我又把分鏡切的很細，當事情進行的越不順利，我越會回到以前一個take、一個take的工作方式。變的比較緊張、比較兇，拍完之後也是很挫折，不舒服。」鄭有傑回憶。一天晚上，劇組人員把鄭有傑找去喝酒，「他們就說『導演你太緊張了，你口口聲聲叫我們放鬆、去感受，你自己都沒有在感受，不要緊張有我們和勒嘎在。』那一天之後，我突然領悟到這麼緊張也沒有讓事情比較好，就放鬆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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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因為勒嘎・舒米（左）的加入，影響了鄭有傑（右）在片場的工作方式。（攝影／沈志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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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過客，讓港口部落留在每個人心中
《太陽的孩子》在院線上映前，搶先在大安森林公園舉辦了一場露天放映，感動無數觀眾，但其實在更早之前，港口部落的族人是全台灣第一批看到《太陽的孩子》的觀眾，在今年暑假本片在台北電影節舉辦世界首映之前，鄭有傑和勒嘎先回到部落，讓所有的族人看過這部電影最終的樣貌，「對我們來講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如果沒有完成，我們很難繼續往下走」鄭有傑說。他們請人在秀姑巒溪的出海口，搭起了一張銀幕，用一般的投影機放映。「在放之前我們也很緊張，之前從來沒有在部落做過這樣的事。」勒嘎說。那一場的經驗超乎兩位導演的想像。放映的時候，天空完全暗了下來，頭上是滿天的星空，大家看著影片又哭又笑，偶而還有小朋友跑到前面時不小心擋住鏡頭，「放映的效果很好，好像在看電影，而且又可以抽煙喝酒。」勒嘎笑道。
對於鄭有傑而言，這也是他拍電影以來，頭一次在看自己的成品時心裡感到這麼輕鬆，以往在台北的試片室裡，他都會擔心觀眾在某個特定的點有沒有反應，這次和港口族人們一起看電影，或許因為大家在星空下一邊喝著酒，一邊在親朋好友出現在銀幕上時大笑，反而更像大家一起看家庭錄影帶。對於拍了三部長片的鄭有傑而言，這次看《太陽的孩子》還有更不一樣的感受，「以往看自己拍的片子，尤其在最後做完DCP之後，都會在電影裡都會看到自己的影子，但是這次自己看的時候，完全沒有感覺到自己的影子，雖然我太太還是覺得電影裡面有我自己，但是感覺起來跟以前不太一樣，可能是這次不再是那麼以角色為主的電影，也和勒嘎合作的關係，裡面有些是勒嘎放進去的東西。」鄭有傑說。
放映過後，有一位ina（阿美族語的阿姨）看完電影覺得非常感動，因為以前有很多人到部落拍過紀錄片，但沒什麼人在片子拍完之後，特地把片子放給族人看過，而《太陽的孩子》不但是由村民一起演出、完成的電影，更特地回來讓大家看到努力的成果。那位ina還說，其實部落從事復育很多年了，今天終於看到屬於自己的電影，非常感動。這一切的回饋都讓鄭有傑覺得和以前拍片的經驗非常不同，「我以前在片子做到這個階段的時候，都會覺得非常累，這次感覺反而非常輕鬆，電影和他帶來的反應一直在給我很好的回饋。」鄭有傑說。
勒嘎說，這種從族人身上得到的回饋，有點像他當初拿起攝影機開始拍紀錄片的原因，回憶當初他開始拍片的處境，「一開始我拿了一台人家不要的DV開始隨便拍，拍久了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某次因緣際會下，我趁部落耆老坐遊覽車的時候在車上放了我拍的帶子，大家看到自己在銀幕上，都笑的很開心，那是我回部落後第一次感受到原來我可以帶給他們一點歡樂，我也從中得到成就感，跟拍《太陽的孩子》感覺是一樣的。」勒嘎說。而這趟回到部落放電影的過程，對於勒嘎而言他的意義已經超越了活動本身，「某種程度我覺得跟電影無關了，而是建立一種情感，這也是我期許這部電影應該要有的狀態。」勒嘎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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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太陽的孩子》希望讓更多觀眾和這塊土地與其上的人們建立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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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電影中呈現的故事、世界建立情感，正是這次《太陽的孩子》劇組的經驗寫照，從在前製與拍攝期，劇組大約有百分之七十的時間是在部落生活、感受，和族人相處，因而建立起需多令人難忘的友情，當鄭有傑與勒嘎帶著電影回到港口部落放映，很多劇組成員都自費坐車回到部落和大家一起看電影。「我們在拍一部片的時候，很容易讓自己變成過客，拍完就走了，沒有和拍攝的人事物產生任何情感的連結，這次因為很多原因，讓很多人都變的不只是過客。」鄭有傑說，「我們也希望觀眾在看過這部片之後，也不會把這個地方當作跟你無關，雖然港口部落地處偏遠，我希望他能留在你的心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