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95年入行，擔任電視劇製作人、監製，同時也創作劇本，陳玉珊總能找到合乎大眾口味的題材，製作出口碑極佳的電視劇，包括《命中注定我愛你》、《敗犬女王》、《拜金女王》、《蘭陵王》等等，每一部都叫好叫座。陳玉珊認為，電視與電影共同的本質，在於說一個好故事。不過一開始她完全沒想過要當導演，只是因為找不到適合的人，監製葉如芬要她自己來導，跟侯孝賢叫吳念真自己拍《多桑》時說的話一樣：「自己的故事自己拍。」

但是在工作角色轉換的過程中，專業與心態都需要調整。「我以前都罵人，現在是被批評的，其實是有點壓力。」陳玉珊笑著說。第一次拍電影，她也需要大家的意見，也很在意做出來會被說太像電視劇。陳玉珊說：「我抱著學習的心態，去認識一些不同的人，彼此學習碰撞。」她找來第五十屆金馬獎年度台灣傑出電影工作者葉如芬，一開始爲了鼓勵她接受這項挑戰，給了她一個玫瑰色的夢幻世界，把拍電影說得很輕鬆。但後來發現，真實世界根本沒有那麼美好，從勘景開始，不但要在荒山野地日曬雨淋，還有更多為了創作要承擔的事。在學習的過程中，陳玉珊發現電影人對細節的重視，如此嚴肅的態度，讓她越來越謙卑。

製作人習慣解決問題，加上電視劇較長，要抓穩方向讓導演去執行自己的意思。但電影不同，導演的想法非常重要，也需要各種不同專業技術的人才來給予咨詢支援。「身為導演，要他們執行你的意志？還是貢獻他們的才能、豐富我的視野？我的傾向是後者」陳玉珊肯定地說。她會先讓對方讀劇本，聽取不同的意見，再去溝通自己的想法。在工作上，她不妥協，但期待驚喜，要能做到超乎她想像，加分成更好的狀態。比方說，電影音效大師杜篤之建議她去掉一些旁白，不要說得那麼清楚，讓觀眾自己去想像，電影需要留白，不說完反而能溝通更多訊息。雖然花了些時間去理解，但她最後認可，也發現不只留白，聲音與演員表現都是建構電影感的必要元素。

第一次拍電影，儘管吸收了許多專業人才的意見，但她還是有自己想走的方向、想講的鏡頭、堅持要呈現的戲劇性。陳玉珊認為，聽覺也是感受1990年代不可或缺的元素，因此即便是版權費極高的情況下，也堅持一定要用當年的經典流行歌曲，如〈忘情水〉、〈失戀陣線聯盟〉等等。同時她也體會到身為導演必須在做出決定後去面對、承擔，但不能因此限制了自己的創作，向現實妥協。她形容第一次拍電影的經驗「是一趟很奇妙的旅程」。

雖然有評論將本片與帶起青春懷舊風潮的《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做比較，但該片並非校園青春片的典範。校園青春片類型的歷史可追溯到台灣的1980年代，又以開山始祖林清介導演的作品為主，如《一個問題學生》、《學生之愛》、《同班同學》等等，不僅架構出該類型片的必要元素，或隱含或直接地點出學校教育的僵化專制，也對後來的校園片影響甚巨，如《藍色大門》、《九降風》裡的游泳池場景，就是突破禁忌的空間。幾乎每部校園片都會有司令台訓話、朝會時當眾處罰壞學生的場面；以議題而論，從1987年的《白色酢漿草》裡探討的資質迷思，還有因為天生自然捲而被認為是燙頭髮違反校規的壞學生，到楊雅喆在《金馬10+10》聯合創作中的亮眼之作《唱歌男孩》，都是在批判好學生與壞學生的刻板印象。若把《我的少女時代》放在此脈絡，可以更清楚劇中四位主要角色設定的含義，表面上是校園片裡的典型人物，包括德智體群美兼優的歐陽非凡，討師長喜歡、功課好又漂亮的乖乖牌陶敏敏，也有平凡的林真心，和小流氓徐太宇。但隨著情節發展，觀眾對這些角色觀感逐漸改變，好與壞也開始不斷辯證（好學生也會犯錯），並進入故事的核心概念「擺脫他人的定義，勇敢表達自己。」對此，陳玉珊認為：「我們的教育讓我們很害怕跟大家不一樣。很多老師的偏見會扭曲我們自己的模樣。」

例如，片中的壞學生徐太宇考得好成績，卻被認為是作弊，這段情節來自導演的親身經歷。她回憶，當年的導師在書包裡搜到情書，就認定她在跟男生交往，是不好的學生。但為了要扭轉印象，所以努力唸書，考了全班最高分，老師還第一個發她的考卷（最高分的都最先發），讓全班為她拍手。接著，老師叫陳玉珊進到辦公室，說了她永遠忘不掉的一段話：「這次成績考得不錯，是怎麼作弊的？我要你站起來接受班上鼓掌，就是要看你臉上有沒有羞愧的表情。」經過多年，這段話重現在銀幕上，可見老師的話對學生的影響如此深遠。但這段痛苦的經歷並沒有擊倒她，跟劇裡的徐太宇不同，她拒絕為別人的期待而活：「我的人生如果按照老師貼的標籤走下去，我就永遠是個不努力的壞學生，但後來理解到，讀書是為了自己。」因為那次事件，也讓陳玉珊體悟到「人生有很多時候必須跟自己對話，特別是沒有人相信你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