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時光旅人的亞洲異想——專訪2015台北電影節導演聚焦影人
此次葡萄牙導演聚焦，除了請到當代最富聲譽的佩德羅科斯塔（Pedro Costa）外，也邀請了朱奧佩德洛德利蓋斯（João Pedro Rodrigues ）、朱奧胡格拉達瑪塔（João Rui Guerra da Mata）兩位當今同樣受到影壇矚目的影人，完整介紹他倆從1990年代末期開始到2014年的作品。兩人是合作多年的創作伙伴，除了共同執導了一系列以亞洲為題材的短片，在洛德利蓋斯編導的三部劇情長片中，格拉達瑪塔也擔任他的美術指導與選角。有趣的是，當洛德利蓋斯1997年初試啼聲拍攝短片《生日快樂》（Happy Birthday）時，格拉達瑪塔正是他的主角，等到2012年格拉達馬塔首次獨自執導短片《焰火》（As the Flames Rose, 2012），這回則換成洛德利蓋斯在鏡頭前獨挑大樑。兩人不斷變化的合作形式，就像他們的電影一樣充滿想像力、跨越各種界限，也因而創造出豐富奇妙的音像世界，有待我們探索，開啟未曾碰觸的感知領域。
你們的創作合作從1990代晚期的《生日快樂》開始，但兩位是否更早就有接觸了？
洛德利蓋斯：其實更早，我從電影學院畢業後當過助導、剪接，第一部參與的片子是佩德羅科斯塔1989年執導的《血》（O Sangue）。我們第一次合作是在1995年為一部片選角，後來我拍自己的《生日快樂》，當時格拉達瑪塔幫我選角。當時我不想和職業演員合作，就找了很多人來試鏡。但選角時，他竟然忘了按錄影鍵。所以他只好跳到鏡頭前解釋。我看著他，覺得他應該可以來演主角。那部片之後，我又拍了三部劇情長片，格拉達瑪塔都是擔任美術指導。
格拉達瑪塔：我學的是平面設計，然後我遇見佩德洛，那一次選角真的不是故意忘記錄的，而且後來佩德洛說服我好久，才讓我答應演出。在當導演前我都是做美術指導，2007年我寫了一個關於在里斯本的中國女孩的故事，就是後來的《中國、中國》（China, China），本來希望由佩德洛執導，但他覺得我投入很多心力在劇本中，又有很多視覺上的想法，於是就邀我共同導演這部片。
洛德利蓋斯：在那之後，我們就決定要合導一系列跟亞洲有關的電影，但我們都還是會有各自的創作。我也還是繼續拍我的劇情片，格拉達瑪塔也開始導他自己的第一部片《焰火》，而我則成了這部片的主角，我們的角色顛倒過來，也讓這兩部作品產生了某種程度的聯繫。
格拉達瑪塔：因為整部電影只有一個角色，我想找到最對的人來演，所以我在選角的時候也找了很多人。有天我看著佩德洛，突然覺得主角就是他了，不需要我要再花時間去找。然後我才發現這和《生日快樂》的選角過程很相似，這兩部片也是我們各自首次執導的短片，我便想進一步探索這兩部片的相似性，於是我也將拍攝場景選在與《生日快樂》相同的地點。
上圖：《生日快樂》。
下圖：《中國、中國》。
在你們共同執導的幾部短片之間，也都可以找到關聯，像是《麻將》（Mahjong, 2013）延續《再見澳門》（The Last Time I Saw Macao, 2012）的故事線，在《紅日初升》（Red Dawn, 2011）也同樣能找到與前兩部相同視覺元素，如黑色高跟鞋。可否談談這幾部片的創作過程？
洛德利蓋斯：並非一開始就有這樣的想法。我們會拍這一系列的短片，是因為澳門有格拉達瑪塔的童年記憶，但三十年來他再也沒回去過。而我們認識以來，他就一直說想要回去看看，而我也沒去過，我們曾經想在2009年澳門回歸中國的那一年去，但也沒有成行。最後我們找到了非去不可的理由，就是去澳門拍紀錄片。我對澳門的認識則是來自於電影與學校讀到的歷史。所以一開始我們只是想拍跟回憶有關的紀錄片，但在過程中發現這個地方好像想告訴我們一些故事，我們便想要把它們拼在一起，來描述這個充滿想像的地方。我們最後決定運用好萊塢電影常見的偵探類型或是黑色電影（film noir）的元素重現記憶裡的澳門。
格拉達瑪塔：我們去了澳門三次，其中一次我帶佩德洛去「紅街市大樓」（Red Market），那是澳門唯一紅磚建築的市場，小時候常跟我母親去，有很多深刻的記憶。之後我們決定為它拍一部電影，那時我剛好在讀珍妮羅素（Jane Russell） 自傳，她是電影《澳門》（Macao, 1952）的女主角，片中導演史坦伯格（Josef von Sternberg）拍她用高跟鞋丟一個想佔她便宜的男人，結果鞋子飛出窗外，打到男主角勞勃米契（Robert Mitchum），於是他拿著鞋問：「你們兩個哪一個是灰姑娘?」我們覺得非常有趣。想像如果鞋子沒有飛出窗外打到人，而是掉落在澳門呢？因此從《紅日初升》開始出現黑色高跟鞋，還有不時在水中現身的美人魚，我們想像她是一個遺失高跟鞋的女人，這個想法繼續地發展成為了《再見澳門》的角色Candy。後來我們受到一個葡萄牙影展的委託拍攝一部低成本的短片，我們決定拍一個中國女人，帶著金色假髮，穿著Candy的旗袍，當然還有高跟鞋。
洛德利蓋斯：我們也想在片中呈現葡萄牙北部最大的中國城，所以就想像這個女人在那裡出沒，因此《麻將》便延續了前兩部片所形塑的人物。我們喜歡這種有趣的連結，既可以獨立來看這幾部片，它們也呼應彼此。雖然一開始是記錄，但也有虛構成分，像《再見澳門》就結合了歷史與個人記憶，混雜真實和想像。
格拉達瑪塔：《紅日初升》看似紀錄片，但我們並不做任何旁白解說，只在一旁默默觀察，真實地呈現市場裡肉販們快速地放雞血，並熟練刮魚鱗的過程。但同時也融入美人魚、高跟鞋這些與市場無關的虛構元素。
上圖：《麻將》。
下圖：《再見澳門》。
《紅日初升》還記錄了市場裡各種吵雜的聲音，取代了旁白創造更豐富的聽覺世界。能否談談環境音的運用，像是在你們個別執導的片子《生日快樂》與《焰火》，都有從電視、收音機等媒介傳出的流行音樂、甚至還有日本動畫《七龍珠》的片段與電玩聲音等。
洛德利蓋斯：我們做了很多聲音的處理，通常會先聽現場的收音，然後再去作細部處理，建構出音景，與影像平行。我不喜歡現在的電影用過多的背景音樂。
格拉達瑪塔：大家都以為音效（soundtrack）就是只有音樂，忽略了各種環境中的聲音。
洛德利蓋斯：我們認為不只音樂或旁白可以說故事，而是聲音本身就能產生意義，並跟影像一樣能夠建構環境，不需要靠旁白說明，有時候沒有聽見的，才是故事要說的。電影能夠創造一種張力，在見與不見之間。看不見的聲音來源，產生了想像空間，而電影的一切也都跟想像力有關。我喜歡的電影，是不用什麼都解釋清楚的，它要有神秘感，並且它會丟給我問題，也會讓我想要提問。第一次看到台灣導演蔡明亮的電影《河流》跟《愛情萬歲》時，他說故事的方式真的讓我產生共鳴，覺得很能親近他創造的電影世界。
格拉達瑪塔：不過《麻將》作法完全不同。我們那次特別找人配樂，混合了電音跟中國的樂器，這也是我們第一次嘗試，讓作曲人看片子，依視覺需要來創作歌曲。同時我們也會一邊聽著音樂來剪接。在這之前佩德洛在他自己的《兩個漂泊的靈魂》（Two Drifters, 2005）也非常有創意地用了老歌〈月河〉（Moon River），並賦予這首歌新的意義，探索不同於通俗劇（melodrama）裡的愛情複雜面。
《紅日初昇》
你們的電影中常出現動物，像《再見澳門》片尾畫面上一連串的鳥、鴨子、魚、狗，跟老鷹等，有時動物也是一種比喻：《暗夜魅惑》（O Fantasma, 2000）裡的主角像狗一樣喜歡到處舔跟聞東西；《生日快樂》的年輕男孩也像貓一樣地喝牛奶。這幾部片裡動物與人之間關係又是什麼？
洛德利蓋斯：人其實也是動物，而我非常想知道人的哪一部份屬於動物本能，所以《暗夜魅惑》的這個角色，就是想來探索這個問題，他像小孩子一樣跑來跑去，什麼都想玩。或許我們每個人都有動物性，只是在社會裡被壓抑，而這部電影就是在探索人們如何表達動物本能的情慾。
格拉達瑪塔：關於《再見澳門》的結尾，因為那一年剛好是2012，好萊塢拍了有關於世界末日、地球即將被摧毀的電影，而我們思考的是，如果世界是因為人類對環境的傷害而自我毀滅，那這不是世界末日，只是人類文明的結束，其他的動物都能存活下來，重新展開生命循環。一個好玩的想法是，人要變回到動物的狀態，才能獲得重生。
洛德利蓋斯：總之我們的電影探索各種界限，人與動物、真實與虛幻，記憶與歷史…
格拉達瑪塔：也來回在城市與鄉村之間。
洛德利蓋斯：與跨越性別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