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這是一部希望可以找到「台灣所有觀眾」的電影。

這部片做了非常多的試映，雖然區域上似乎有些差異，中南部有感的觀眾比例似乎稍高於北部。除了一般電影訴求的主力觀眾群（15～25歲），在劇情的編寫上我試圖去掉晦澀，也不使用過於簡化的本土象徵符號，我希望讓觀眾覺得劇中人物能讓觀眾投射，感覺就像鄰居或親戚，讓所謂的草根、庶民、本土還原到一種更細膩而真實的狀態。也因為如此，《愛琳娜》讓中壯年觀眾格外有感，男女主角陳怡蓉和莊凱勛設定在33和35歲，大哥戴立忍40歲、二哥柯叔元38歲、三哥黃鐙輝36歲，所以這樣的人物設定就是個很「中年大叔」的片，那這樣的設定會不會讓年輕觀眾覺得這只是大叔的電影？從很多場特映會的映後座談反映來看，很多大學生也會很有感覺，很多人就會自我投射到女主角的情境中，她（他）們會跟我說「導演，我覺得我就是愛琳娜」，所以它並沒有被劇情年齡設定綁住，在她們的成長歷程，許多人為了將來的就業或家庭生計考量，選擇了易於謀職的工作，但始終沒有忘懷他們心中的興趣（藝術或設計等愛好）。

其實這也是我拍《愛琳娜》想說的重點之一，底層社會中很多人只是欠栽培，就像劇中老爸（龍劭華飾），也都在傳達這樣的訊息。而年輕觀眾也跟我反映，社會議題和抗爭場景都是他們平常在學校和朋友會一起關心、討論的話題，很多大學生和高中生給我這樣的反應，也有人聽聞我要縮短片長的消息後，希望我不要把社會議題的內容剪掉。

林︰我想這是無心插柳的插曲（苦笑）。用一種比較溫和的說法︰我們要百分之百服膺這個僵化的產業體制嗎？我們回到生命情境裡，從年輕時就要面對這個僵化的社會體制，試圖改變它，讓它活化、參與種種抗爭，都是在做這件事。同時創作也是在進行這樣的過程，所以如果我們都只是反覆在做一樣的事，那就不是創作。我想創作的初衷，就必須去面對所有的理所當然、因循茍且和陳腔濫調，無時無刻在面臨這樣的抗爭。

我很幸運地在台灣解嚴前後成年（林靖傑為1967年生），我回想我的生長，何其有幸遇到這個歷史時刻，讓整個大環境衝擊著我們，在最有活力的年紀吸收到這股氛圍。我們不願意被框架框住，認為這個社會可以更理想，所以不斷地希望打破那制約的框架、打破壓迫的社會結構，於是我們透過文學、小劇場、上街頭……種種。回想那時候其實也是傻傻地就去做了，這樣的成長歷程變成血液中的一部份。回過頭來說，問我真的願意那麼愛常常要抗爭嗎？誰不期待舒適穩定的生活呢？所以這部電影也得面對僵硬的商業體制，面對「為何不像好萊塢那種模式的劇情？」，或是「本土劇情怎沒有如豬哥亮那樣的賣點？」之類的質問。

我其實年紀也大了，沒有那麼憤怒了，所以替換成「理解」這樣的說法，我可以理解片商的角度，他們需要為他們所在的位置把關，以經驗判斷好賣的商品，才能夠交代。我認為這無可厚非，我們雖然不在那些商業公式裡，但想要憑潛力一搏、要開創新的模式時，仍免不了挫折與疲累感。

我理想中的電影票房，應該是來自觸動人心的電影，而不是銷售公式和類型電影。就像《海角七號》中，茂伯一句「挖國寶捏！」的台詞讓人覺得古錐，而不是它是鄉土或搞笑類型。

以大量試片、包場試圖做出口碑來行銷，不是一種類型選項，而是形勢使然，我們不得不為這個時局所迫，採用這種打游擊的方式。在過去國片票房慘澹期，因無利可圖，多半比較放鬆，反而在沒有慾望的情況下出現比較多種可能。《海角七號》之後，許多人期待電影獲利，於是專家大量出現，進行各種套裝分析，諸如︰要熱血、要好笑、本土、勵志，公式就出現了，那我想問的是，這難道就是拍出叫座的台灣電影唯一方法嗎？因此，當這種過度簡化的商業判斷奉為圭臬，在正規行銷無路可出的時候，我們只有走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