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國民戲院多年來最主要的策展人就屬王派彰，現在雖然已經沒有國民戲院這個招牌，但是台灣電影文化協會還是希望能夠舉辦一些以概念為導向的影展。例如去年我幫協會所策劃的「文學月影展」雖然是和台北市文化局合作，策劃概念上也不以文學改編電影為主，而是能夠以文學出發，給予更多能夠以影像思考的空間，我想這就是台灣電影文化協會一直希望做，這也是派彰在主導國民戲院的時候就希望做到的。

台灣現在的影展其實非常非常多，多到我覺得觀眾好可憐，像我自己都看不完（笑）。不論規模大小每個都很有趣，而其中例如女性影展、CNEX影展、紀錄片影展、金馬奇幻都比較有主題性，而金馬、高雄電影節、台北電影節則在方向上各有不同。但是很多比較前衛、實驗的電影在影展中的空間越來越少，以往台北電影節還有實驗片的競賽項目，這兩年也取消了。我們本來就可以料到像這樣子以概念取向，或是比較主題思考的影片，一定會比較冷門，可以接受的觀眾一定較少。但從國民戲院的派彰開始，我們就希望能夠用另一種思考的方式來看電影，若是這種抽象概念或是閱讀電影的方式能被建立或被教育，看任何電影都可以有這樣的思考方式，提供電影藝術的思考的刺激。

楊：即使我不是古典樂迷，都聽過阿格麗希的名字，但是我聽過得比較像是它結婚非常多次，每次的另一伴都是大大有名的指揮家、音樂家，她也是非常任性的女皇，所以即使音樂廳滿座，她可能因為不滿意鋼琴的調因而當場掉頭走人，那個形象讓崇拜她的樂迷覺得是她對於音樂的堅持，對其他人而言也是很迷人的。

她有三段婚姻，有三名女兒，其中一位是一個女導演，她也是最常和母親巡迴演出，關係最親的一個，而這部紀錄片就是由她所做的紀錄片。而這部影片就有幾重的身分在裡面──音樂家和導演、母親和女兒──甚至在拍攝過程中，這個女兒懷孕準備要生孩子，阿格麗希準備當祖母，因此她自己曾經身為人母的經驗再度回到身上，影片中有幾幕便捕捉到她焦慮的一面。阿格麗希的紀錄片非常多，但據說從來沒有人能拍到這位鋼琴家最私密、放鬆的情感交流。甚至在影像紀錄的過程，除了記錄阿格麗希的音樂生命外，也不免挖角到他們的家族歷史，就有點像不那麼勁爆的《莎拉波利家庭詩篇》，片中紀錄者和阿格麗希三重身分間的對話，一層一層還原了阿格麗希的身分，將她從高高在上的音樂女皇，變成家庭的一份子，甚至到最後你會看到她的音樂會如此細膩、情感豐沛，其實也可還原自她身為一個人本身的情感。

在這部片中最顯而易見的就是它是一個聲音在音樂家生命留下的痕跡，但更有趣的是我們怎樣在影像中「看到聲音」。聲音是電子的訊號，還是人所發出的聲響，當聲音本身去延伸擴大聲音的定義時，她就不再只是音符或音響，而是透過音符、音響、甚至是語言所乘載的生命歷程。在《超女》之中，她是用一個比較溫暖的方式去呈現這個概念。

楊：《希林公主》當初是在香港電影節看到，大家知道阿巴斯這幾年有許多如《10》、《5》等比較實驗的作品。我覺得他的《希林公主》是用另一種方法作實驗，例如當時有些訪談問到導演為什麼想要拍這部片，他說其實是想滿足自己的渴望，作為一個導演，他想要看到觀眾看到他的作品的反應是什麼，從這個想法發展，他開始覺得「觀看」電影這件事情其實變得很有趣。

辦「聲音的痕跡」時，我覺得這部片也是從這個角度記錄下的是：電影的聲音是如何在觀看者身上留下痕跡。阿巴斯非常厲害，他找了100位有名的女演員，其中最知名的當然就是茱麗葉畢諾許，其中也包括了好多位近年台灣比較熟悉的伊朗名角，還有一些寶萊塢早期的女明星。他讓他們觀看這部寶萊塢經典影片《希林公主》，但我們從頭到尾看不到電影的任何片段，但是我們可以聽到寶萊塢那種高潮迭起、蕩氣回腸的情節。

這部電影其實是寶萊塢很經典的故事，過去也經過多次翻拍，故事有點向是我們的王寶釧與薛平貴，就是講兩個交戰國家的王子與公主的愛情故事，揉雜了愛情與戰爭，裡面有許多寶萊塢常見的大場面，我們雖然看不到電影的畫面，但是我們看到銀目前的女星有時候慌張，有時候默默地流淚，這樣的特色也點出了聲音影展的概念。

楊：像是彼得梅提爾（Peter Mettler）的 《時光餘燼》（The End of Time）這部片很好玩，梅提爾是加拿大非常有名的實驗片導演，作品非常多，我每年都會去香港電影節，它有一個單元叫做「前衛眼」，每年都會選一位導演做焦點人物，並蒐羅當年度較重要的實驗片。他們的放映場地也是一個大約80人左右的小廳，每次也都不太滿，但真的是出於一種回饋影人的佛心（笑），我就是在那邊認識了這個導演。

他非常厲害，因為這次的拍攝是更困難的，聲音的痕跡已經很難捕捉，但他還想挑戰時間的痕跡是什麼。很有趣的是，他是透過很多正式的訪問，訪問了粒子對撞科學家，去了解背後的原理，另外則有很多儀式化的人類學的影像，從這兩部分，不同人去看會有不同的解讀，就像聽同一首古典樂，每個人的解讀各自不同，因為你可以放的重點是不一樣的。而他就是將很多影像變成音符化的組合，去談時間和聲音如何在影像上成為一首交響曲，這個概念非常的迷人，但是觀影的過程真的很有挑戰性，有時會覺得好像是在看紀錄片，有時又變成非常影像化的、抽象的視覺疊印，接下來卻又會看到原住民的吟誦。這也是國民戲院想要找的片子，就是在這樣的片子的觀影過程中，觀眾不再用習慣的觀影方式等待被餵食，而是去主動出擊，而且建立自己的觀看方式。

這樣的片子就是一種概念的組合，聲音所有的痕跡在影像上的呈現會被觀眾感知，並且喚起觀眾自己對於這個感知的情感與記憶。舉一個比較好玩的例子，前陣子我看了《料理鼠王》，片尾有一段主角打動食評家的料理，就是看起來很平凡的燉菜，這道菜的味道喚起了他溫暖的童年記憶，但同一道菜在別人口中喚起的情感記憶可能又是不一樣的。這個例子就具體而簡單的解釋了聲音的痕跡和感知、感官、與電影閱讀的關係。看電影可以是這樣，也應該是這樣，只是我們看敘事電影時，很容易就希望從故事裡或自己的觀影經驗找到一種邏輯套用，因為好萊塢太重複了，讓我們太習慣這樣的觀影方式，因此當偶爾我們接受到一點刺激，大部分的人都會反彈，連我自己都會這樣。但當我們辦這樣的影展，從一開始就告訴你這些片子會比較有挑戰性的時候，向是先給大家打了預防針，這時再來看這些影片，就會覺得這是有趣的，每部片攤出來，會喚起你對時間、對聲音的感知是不一樣的。

楊：從菲利浦的作品看起來，會讓人覺得他好像是一個很瘋狂的人，所以這次選了《美的決心》就是想讓大家看到它比較正常的一面，但它的拍攝對象反而是個狂人（笑）。足立正伸早期是跟大島渚合作多次的編劇，標榜自己是永遠的左派，所以大島渚70年代作品中可以常見許多左派、情色、慾望、身體、自由這些元素，他自己的作品也是，當初偶然間在香港看到，我很驚訝東亞竟然有電影可以「左」成這樣，是台灣看不到、日本也很少見的。當年他為了實踐他的左派理想便跑到了黎巴嫩、巴勒斯坦加入他們的人民解放組織，他就是這樣的一位傳奇人物。他現在已經回到日本，是個花甲老人，但是他知道年輕時的行動力已經過去了，他還是看的到「永遠的左派」這個想法還在他心底燃燒。

這部片有趣的地方在，他也不是讓他侃侃而談他傳奇的人生，而是跟著他，跟他走過他看起來尋常的日常生活。相較於《白色癲癇》這也是一種還原，我們去拍攝一位傳奇人物，整部片大部分的聲音多半來自他的獨白，講述當年的事件，透過他的自白，透過當初拍的一些影像素材，透過他現在看起來非常日常的生命細節，我覺得這部片透過影像還原了他的生命軌跡，他生命最輝煌熱血的過程已經過去了，就算我們就在那個時刻裡，我們也看不到那個最輝煌的生命狀態，這一切都留存在他的身體裡，存在他每天的日常生活中，這個導演選擇了這個方式帶你進入他的生命之中，越是安靜的聽他講述一些壯闊的事件，反而讓你可以對這個人、那個時代、甚至當下的社會產生更複雜的感情。

所以從這部片我們可以看到菲利浦是可以正常的，但是他的正常又不正常，如果是一般的紀錄片導演去拍這號人物，有太多的素材可以讓它變成一部灑狗血是的紀錄片，而《美的決心》用安靜的方式讓我們去聽這個人自白，讓聲音這件是擴張到一種訴說、說法、自述的時候，這部片就是一部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