鈕：主要是為了作品的完整，以及時間的關係。它本來就只是一個過程，最後我也不想賣弄，不想只是讓觀眾笑一笑、爽一爽，換得一些票房，這部電影並非出於我完全的主觀意志，它有自身的命運，變成了現在這個結果。

我當然知道這邊觀眾會笑死，但最後覺得還是算了，免得變得不倫不類。希望這部電影是比較腳踏在地上的，希望樸實一點。原先那段新兵訓練過程非常好笑，整個剪掉了；海龍當然也拍了很多，最後只留下一部分，讓觀眾能夠進入那個狀態就好，而不要流於賣弄或耽溺。

鈕：我不知道，我並不是一個理論基礎很扎實的人，我是一個戲子出身的導演，我就在那個戲劇的世界當中長大。我希望我的東西都是禁得起考據的、禁得起挑戰的，換句話說，戲裡面出現的每一物件，都存在於那個場域、那個時代，但我希望可以重組，有一個我們自己的狀態。

它跟《艋舺》還是不一樣，其實這一次不只屏棄了直觀的華麗，而是屏棄了華麗，但是我希望八三么當中存在著「旖旎」，它必須是符合角色、符合身分、符合其社會階層、符合當時的生態。我們去勘景時，發現那些彩色玻璃已經殘破了，在原本的八角窗上，我說，這太正了！這光影打進來，自然會產生一種什麼。如莎莎，一個貧窮悲苦的原住民女生，她的房間一無所有；像妮妮，她是一個家裡環境很好的上海小姐，只是為了交換減刑來到了這個地方，自然會去哪兒買一塊布，在那卑微不堪的生活之中創造一點自己的情緒。

我確實不是一個完全寫實的狀態，沿路看下來，這也許是這個團隊的風格之一吧。但我並不知道下一次會怎樣，比方，我跟美清（編按：本片藝術指導）說，下次不要看到美術。以前就巴不得人家看到，雖愈來愈內斂，可總是有痕跡，下一次，我想做一很小成本的電影，我想拍一個台灣家族的故事，我要真的看到那個家，但不要讓人驚歎美術好厲害。我們自己也有這樣的警惕，在面對不同故事、不同題材，就會有不同展現。

鈕：場景打造搞死人了。我是一個很雞婆的導演，拍完《艋舺》，我企圖說服市政府保留下來，否則剝皮寮就變成蚊子館，日前寶斗里青雲閣被拆除，我心裡當然非常不捨。透過剝皮寮重建的過程，創造了那麼大的效益，這次也希望跟金門縣政府可以有這樣的合作。我最早的計畫更大，想重建兩條街，一是片中呈現的陽翟大街，另一則是如今依然繁榮興盛的沙美老街，但我打算整個換掉地板與招牌，做一些門面。陽翟已經荒廢了，有一些遺跡，我重新陳設，把店再開起來，配合陳清吉洋樓，即八三么主景，它們剛好在方圓兩公里內形成一個三角地帶，可否有一台戲中使用的巴士或卡車，之後留給縣政府，使之成為一個商圈，安排一趟《軍中樂園》一日遊，遊走於這三個景點。沙美最終功敗垂成，花了很久的時間溝通，最後我資源不夠，放棄了，就把主要力氣花在洋樓和陽翟上。

陽翟以前是一條專門服務阿兵哥的街道，有一些店的遺跡，比方理容院、澡堂，其他大多荒廢，大門深鎖。我們做了很多田野調查，既然要服務阿兵哥，總需要有郵局、電影院、文具行、書店、冰果室、撞球間，可不可能還有一間百貨行，賣著資生堂香皂？我把當年就已存在於金門的特產，再開到這條街上，如炮彈撿來打成的菜刀、貢糖，現在仍生意很好的壽記廣東粥。

整條街重弄，花了很多時間，挨家挨戶拜訪，開說明會，重新建設裝潢，也重鋪地板，因為以前是沒有柏油路的，那是一個很大的工程。先是思考全片拍攝動線，參考很多老照片與影片，再建設了一條「屬於我們的陽翟」（笑）。

片中所有物件都是當年就有的，但我們經過重整。所有東西，包括故事，都是從那個時代長出來的，可是最後我也不知道哪個是真的、哪個是假的。

鈕：非常痛苦啊。我跟小天以前拍《我在墾丁*天氣晴》時會翻臉，《艋舺》和《愛LOVE》都非常愉快，但到這次，有些時刻又會在憤怒的邊緣。因為他的年齡已經超過了小寶這個角色，我希望這個角色一方面純真、一方面又很有生存能力，一方面傻愣愣、一方面又很幽默，不好掌握。

陳意涵更是，她是這麼的現代、這麼的宅男女神、這麼的古靈精怪、這麼的過動，要丟到那個時代，演一個這麼複雜、難以理解的角色，確實是一趟很辛苦的旅程，對演與導皆然。

電影拍完了，我覺得他們表現都不錯，當然沒有達到我心裡面的滿分，但是這趟工作經驗一定都為他們的生命留下了一些很扎實、很深刻的什麼，我相信這也會是日後他們被記憶的角色之一。

鈕：選角的過程當中，是從劉德華想起，他看了劇本，很喜歡，但最後沒發生；後來劉青雲得了金馬獎，我們也交上了朋友，但他也不能演。後來想到大陸有這麼多硬底子演員，看到他們，常讓我覺得看到我爸那一輩的風采和身影，那是港台演員沒有的，有一點復古，帶著一點泥土感，很扎實。

我以前沒看過陳建斌什麼表演，只有多年前看過兩集《喬家大院》，覺得這演員還不錯。那時，《後宮甄嬛傳》很紅，他飾演雍正，我覺得他表演應該是有想法的，就約了見面。他之所以答應接下這角色是因為他很喜歡《艋舺》、很喜歡這個劇本，但開拍前一度辭演，我也找了一個台灣的演員朋友救火，可怎麼就覺得不對。我們在高雄開拍了，我突然知道要跟陳建斌說什麼，就把我的監製叫來，要他直接打給建斌，幫我轉達他應該接這部電影的原因，過一會兒，他一臉不解走進現場，說：「他說OK耶……」

後來我跟陳建斌熟了，他才說其實他有壓力，很多人勸他別來拍這部戲，他身為一個共產主義長大的人，要來演一個國民黨的軍人，這有政治上的風險。且片酬極低，聽說，當初他一看片酬，驚呼：「是少了一個零嗎？」正是我叫人打電話給他那一天，不知怎麼，他把劇本拿起來看，看著看著，心想：「這劇本真好啊、這角色真好啊，我真應該演啊，可怎麼辦？我已經推了！」然後，電話來了。

鈕：我不自覺。但他們是有點像，也許體內的那個少年一次一次的經歷成長，上一次是黑道的一種友誼的、義氣的幻滅，這一次是時代的壓迫與終於對命運的一種尊重及理解。我們曾經如此相信，直到發現全是謊言，但最後會知道這其實是命運。

鈕：這一切都是神祕不可測的。侯導與我，亦師亦父亦兄亦友，這是我十七歲時跟朋友講的。我已經演了七八年戲，在《小畢的故事》碰到侯導，而後又拍了《風櫃來的人》，他完全改變了我對表演的觀念，顛覆了我對導演的印象，不是高高在上、而是跟我在一起，不是制約我如何演繹、而是給我一個情境。童星階段，我常常不快樂，因為導演下令：「哭！」「笑！」，叫我講一些不是人說的台詞，到了侯導，通通不需要。他給了我一些觀念、一些話語，二十年後，突然發現，我怎麼跟我的演員講一樣的話，比方永遠不要用表情、嘴巴演戲，要用你的眼睛演戲；要連結到你的生命狀態。

我很尊敬他、喜歡他，看到了一個電影作者所能達到的高度，除了作品，還有待人處事，大方、仗義、大器，都影響了我後來的行事，雖然我是一個不孝的徒弟，如此的爭議，但他始終引領我、規範我，如果我有什麼作為，很多是來自他給我打下的基礎。他一直是我的一個父親形象，尤其我父親是那樣的狀態。可命運的安排就是，本來《童年往事》我也要演，但當時接了另一部戲，從此分岔，流落到底層，沒有戲演，在複雜的社會當中摸爬滾打；而他，成了一個大師。但我一直很愛他。

之後我也成為一個導演，每拍好一部戲，就會給他看，希望得到他的肯定，但他永遠就是批評，不管是電視或電影，我也會很憤怒，心想，你都是拿坎城的標準來看我這個電視單元劇，也不太公平吧，爸爸。

一直到去年，我經歷了人生一次很大的震盪，我在希臘看到沸騰的媒體對我的批判，訪問了侯導，他說：「活該啊！他答應人家的事就應該做到啊！」當時我非常無助，發了一則簡訊給他：「侯導，為什麼每次在我最需要你的時候，你總是這樣子……。往事歷歷在目，你就不找我演戲了，《艋舺》時，你說一粒老鼠屎壞了一鍋粥。」但後來我還是把它刪掉了。

那次經驗很巨大，我真的踏入了一段旅程，頭被壓下去了，不再像以前那麼任性囂張。小天去拍了《聶隱娘》，侯導對他特別慈祥，一如李行導演對我，就像傳統家庭的父權結構，爸爸盯兒子、爺爺疼愛孫子。小天常跟我說：「豆哥，不要說侯導不愛你，他超愛你的！跟我聊天，每次都講你！」我心想，是嗎？

經過去年那件事，我突然懂得我跟他之間的情義結，我很想得到他的肯定，又很想超越他。我突然覺得這事很荒謬，我變得柔軟了。去年某次活動碰到他，第一次，我問他要不要來看初剪，以前從未有過，我總是電影完成後才請他來看，要他說好，他永遠不說好。

後來他來，看完，我說，這片子很長，又想參加影展。他說：「那我來幫你剪一版吧！給我個十幾、二十天，等我《聶隱娘》剪完。」但我不能等，因為有要送影展的壓力，他說：「好，那我早上來剪你的，晚上剪《聶隱娘》。」

有一天，我出國，接到簡訊，說，侯導來了，早上十點就來了；到了晚上十點，他們說，侯導剛離開。我很激動。

他每天早上都來，過幾天我回來了，就幫他泡杯咖啡，陪他坐坐，看著他，一直碎念：「侯導你應該很愛我吧？」我突然知道我的心情了，他就是我父親。我從十歲開始，父愛有了斷裂，因為父親生病了，而外公在我十九歲時過世，始終沒有一個人，可以在我成長中給我提醒、給我無條件的關愛，同時也必須讓我服氣。

侯導二話不說，沒有談任何條件，我心裡真的有一個好大的傷口、好大的渴望，被療癒、被滿足。他幫我去蕪存菁，在面對這段我一開始就想腳踩在地上、樸實完成的故事，他確實又讓我馬步再蹲低了一點，也許最後它是更不市場的，但卻是我這部電影需要的。有一個斷裂得以銜接，有一個傳承很清楚地展現。

侯導掛過很多次監製，確實前面的籌備拍攝我也沒煩他，我覺得「剪接指導」是一個非常合理、符合事實的稱謂。我在片末加上一張字卡：「謝謝侯孝賢」，不單是謝謝他這一次幫助我整理素材，是謝謝他為我打下的基礎，給我樹立了典範。他是養育導演鈕承澤之人。

在幫我剪接時，正逢他的生日，我後來買了一件日本潮牌雨衣給他，很好的質料，藍色的，然後我自己買了一件黃色的，就是一個兒子，看到一件喜歡的衣服，買給了他爸爸，要他不要總穿得那麼老氣。他一拿到，直說不敢穿，但還是穿上了，跑去鏡子那邊照了半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