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最後一名跑到哪裡去了？──專訪《廢物》導演樓一安
繼 2009 年的首部劇情長片《一席之地》之後，時隔多年，樓一安再度推出長片《廢物》，藉由美濃客家聚落中幾個人物的命運流徙，開展出土地開發、農村困境與毒品氾濫等問題。本片緣起於客家電視台「南風。六堆」系列影片拍攝企畫，由樓一安、張榮吉等六位新銳導演參與拍攝，深入高雄、屏東客家庄，實地考察，萃取其人文風采，化為一個個地方故事。除了名為《月光森林》的電視電影版本，樓一安另外完成片長近兩小時的電影版《廢物》，以求更完整地呈現他想說的故事。
《廢物》創作概念源自交工樂隊於 2001 年推出的客語專輯《菊花夜行軍》，史詩般的歌謠敘述經濟蕭條下，決意返鄉的青年當起花農，並遠赴南洋迎娶印尼新娘，守著田地，勤勉哺育下一代。而在《廢物》片中，在台北劇團擔任業餘演員的秀仔，見在城市混不出什麼名堂，決定返鄉務農，無奈卻讓年邁的父親徒增憂煩，為其不成材而心傷愁苦；偏偏這時又有人慫恿父親賣掉土地，在優勝劣敗的狂潮中，作為劣勢的一方，是否就該全面棄守？
全球化浪潮捲動著一個又一個單薄的個體，鄉間青壯年人口普遍外流，農村日漸凋零，土地成了商品，即便自反水庫運動起，累積了深厚抗爭經驗與地方意識的美濃，亦難抵禦此番洶湧局勢。《廢物》反映了台灣乃至全球農村普遍的困境，也可見樓一安一貫對中下階層之生命境遇的關照。樓一安自嘲他是「勝利者」，因為自小跟人家競爭倒數前三名，他總拔得頭籌，勇奪「最後一名」。《廢物》講述的，正是關於這些最後一名們的故事。本期「放映頭條」專訪導演樓一安，談述本片的構思梗概，並預告他接下來在創作上將採行的新嘗試。
──無論是您的短片《水岸麗景》、長片《一席之地》、《廢物》，或是跟陳芯宜導演合作的《流浪神狗人》、《阿霞的掛鐘》，皆牽涉到土地議題，您對於聚落迫遷、都市開發等議題的敏感度從何而來？
樓一安（以下簡稱樓）：真要說，其實可能就是跟馬克思有關吧。所有老派的馬克思都會特別關注這個議題。我也沒有刻意，但很自然地就會碰觸到這個議題。文林苑那件事還沒有爆發前，我們就已經寫了《阿霞的掛鐘》，當時我們就覺得法律是有問題的，但沒料想到政府竟然會去拆人家的房子。很久之前，我們就會特別注意到這個問題。至於《廢物》，我個人覺得出發點不是土地，只是可能我對這個議題還是會特別的關注，所以在寫劇本時難免會碰觸到這個部分。
──《廢物》起源於客家電視台「南風。六堆」系列電影的拍攝計畫，請您談談此一拍攝緣起。
樓：對，就只有我比較奇怪，人家只要 80 分鐘，結果我的本寫了 130、140 分鐘，太長了，另一方面，可能裡面也有些比較不適合電視播出，後來我就乾脆做成兩個版本，一是電影版，比較完整，電視版則是以男女主角這條主軸為主，其他旁支就真的只是小配角而已。一開始要選擇要哪一堆（編按：共計內埔、佳冬、竹田、美濃、萬巒、麟洛六地），美濃是我十幾年前就想要拍的，因為交工樂隊於 2001 年發行專輯《菊花夜行軍》，這是一張概念性專輯，當時就想把它變成劇本，所以聽到有這樣的案子，第一個就選了美濃。實地勘察之後，才發現真的要把《菊花夜行軍》原原本本改編成劇本會有困難，畢竟時空環境不太一樣，現實也不太一樣，他們已經沒有人在種菊花了。
到了美濃之後，我發現還有其他一些問題，就把它加進去。片名是《廢物》，客台會有意見，所以電視版就叫《月光森林》。之所以取名「廢物」，其實是因為向來流傳「美濃出博士」的說法，我找了一些資料，也從旁人口中聽到，美濃雖然有很多博士，但嗑藥的比例也不低。我在想，有第一名總會有最後一名嘛，那些最後一名跑到哪裡去了？不管是現在在學校裡面的最後一名，或是以前是最後一名，畢業後跑到都市工作，發展不順，回到鄉下，卻被老爸視為廢物，我想要寫關於這些最後一名的人的故事。
──過去接受《放映週報》專訪時，您曾提到您是黨政要員的後代，而不管是您對於最後一名的關注、或是對於底層的人的同理，這樣的關懷是源自於什麼？
樓：因為我就是最後一名啊，我總是跟人家競爭倒數前三名，我一直都是勝利者，都贏了，都是最後一名。黨政要員是很久以前的事，那是西安事變時代，當時我爺爺也是跟蔣介石一起被囚禁的，早就已經過去了。因為我從小就是私立貴族學校的最後一名，因成績太爛無法直升高中，就跑到外面去念高中，才發覺那些同學跟我想像中的台灣人不太一樣，我以前以為台灣人都是像我們家那樣的黨政要員的背景。到高中突然發覺跟我原來以為的不太一樣，開始接觸到一些不一樣的想法，讓我有一點訝異。另一方面，可能我自己也有點反骨吧，野百合學運發生時，我仍是高中生，雖不太懂那些大哥哥大姊姊在搞什麼，但又覺得好像他們說的也有一點道理。那時候開始有一些轉化。
我大學念的是廣告，念了六年，差點畢不了業，也沒念什麼廣告，那時還是大傳系，我修了一些影傳的課，接觸到一些文學研究、文化批評、馬克思的東西，那是一個更大的轉變。
我下下一部片《計時開始》的緣起就是華隆罷工，人家都已經罷工一百天了，也沒人鳥你，媒體也不報導，那有什麼辦法可以讓他們報導？好像只有放幾顆炸彈。我不會做炸彈，那就在劇本裡面放炸彈。
──剛稍微提到，實地到美濃勘景之後有了一些新發現，這部分可再多說一些嗎？有跟哪些地方人士接觸？有無找林生祥聊過？
樓：我沒有直接去找生祥談，一開始就是因為他的音樂讓我想拍這部片，所以很早就跟他說配樂要讓他做，但真正帶我瞭解美濃的其實是「美濃愛鄉協進會」，他們從美濃反水庫運動開始，長期投入耕耘地方事務。
去美濃的第一印象就是很多房地產廣告，很多人在賣地。國道十號開通之後，有一種說法是，美濃是高雄的天母，大家把它視為高雄有錢人蓋別墅的地方，高速公路開通之後，愈來愈多人到那邊圈地，農民年紀大了，無法繼續耕作，年輕人也不回來種田，就荒廢在那邊，任土地待價而沽，愈來愈多人把地賣給土地掮客，蓋起一幢幢別墅。美濃真的是一個很古樸、滿漂亮的城鎮，近幾年蓋了愈來愈多別墅，景觀其實滿突兀的。景觀的問題倒還是其次，比較嚴重的是，愈來愈多人不想耕種了，這些別墅的存在也影響到現有農地所需的水資源和陽光。片中有出現菊花田，那是冬季特有的景觀，這幾年才出現，這件事其實滿弔詭的。因為大家不想種田，土地休耕，乾脆就種菊花，意外變成每年冬天美濃的景觀，每逢春節就大塞車，大家都跑去觀賞。農業這方面的問題是美濃愛鄉協進會給我的一些靈感。
除此，對於「美濃出博士」這個說法也提出了挑釁，有在地人說，美濃究竟有沒有出那麼多博士並不確定，但嗑藥的比例很高。在都市裡面嗑藥的比例可能反而沒有那麼高，在都市邊緣的城鎮可能反而滿高的。
──不久前上映的國片《山豬溫泉》、《白米炸彈客》同樣也處理到青年返鄉的議題，離鄉／歸鄉也是您想要談的命題之一嗎？
樓：本片的構想來自《菊花夜行軍》，雖然沒有完全把專輯改編成劇本，但有把裡面一些概念搬過來。至於劇中男主角名喚「秀仔」，則是因為《我等就來唱山歌》專輯中有一首歌就叫〈秀仔歸來〉，歌詞裡提及長輩鄰里認為回來沒路用之類的。他剛回到美濃是偷偷摸摸的，那其實也是來自專輯裡的概念。這麼做有點致敬的意味。至於《菊花夜行軍》裡頭提到種菊花的過程以及娶外配一事，就沒有放進來了，因為菊花已經沒有人在種菊花賺錢，而外配在片中就被設定為只是邊緣的角色。
──片中要角是客家人，高慧君飾演的則是嫁至美濃的原住民，裡頭也有設置外籍配偶和外籍移工這樣的角色，可以看到台灣的多元族群圖像，這是您眼中的台灣社會嗎？
樓：我沒有要表達什麼多元社會、族群融合的觀念，就只是一個巧合。高慧君飾演的美霞這個角色原本的設定其實就是一個美濃人，但選角有點困難，正好看到高慧君在一部短片中的演出，覺得她還不錯，她本身的感覺也滿像我對於這個角色的設定，後來就把這個角色改成原住民，一改，發現有另外一種味道，出現另外一種意涵。
外配多少也是因為《菊花夜行軍》，在寫本的時候，把這個概念放進去，其實也是因為這就是美濃。今天我要寫一個美濃的故事，將這個非常寫實的元素放進去，我覺得會更貼近美濃。美濃有很多好吃的東西，除了客家菜，我覺得最好吃的是一家泰國菜，我們也常吃一家越南小館，都很好吃、很道地，我覺得美濃的當地菜其實應該已經要包含泰國菜、越南菜，因為真的很多外配在那邊，才會出現這樣的菜色。
──《廢物》曾於第三十八屆香港國際電影節放映，在本片簡介上寫道：「當一部又一部台灣新片努力去建立少一點寫實性的類型骨架時，突顯出樓一安（《一席之地》，33 屆）是個固執的『土地派』。」這句話意味著，當前愈來愈多台灣導演試圖在影片中注入商業元素，而非沿襲自新電影時期以來樹立的寫實傳統，您自己怎麼看這段評述？
樓：我下一部電影其實也是商業電影。我正在籌備的片子是拿到輔導金補助的作品《假象》，這故事源起於一個命案，藉由圍繞在這命案周邊的每一個角色，各自看這起命案的不同觀點，逐漸拼湊出整個命案的全貌，但最後我們才發現這個命案的全貌或許不盡然是真相。同時也透過這個命案看到在命案周邊的這幾個人各自的困境。目前定調為懸疑推理，但現在正在改本，有可能會變得更心理劇一點。
台灣電影近年確實有此發展趨勢，這是現實的問題，你要找到足夠的資金來拍下一部片，就是要放入一些類型的元素、一些比較商業的元素。這幾年我也有在嘗試，《廢物》其實是一個意外，原本我也是想說接了客台的案子，好好把它拍出來就好，但寫太多、寫太滿了，故事太長了，又不捨得割捨，就自己再找一點點錢，把完整的故事拍出來，對我來說，這個故事是我還滿想講的。就像你一開始說的，我的創作主題好像是有一脈絡可循的，《廢物》這個故事真的是我想講的故事，只是我也很清楚知道這樣的故事不是一個可以讓觀眾花錢進戲院看的電影，所以我們這次是用單廳放映的方式。但畢竟這是我很想要講的，還是希望可以透過電影這個媒介接觸到更多觀眾。這部片有很多我對於這個世界、這個社會的觀察，還滿希望可以透過這部電影發聲。我之前曾說過，如果有一天，我不再有話說了，就不會再拍電影。
若要談到台灣電影的整體氛圍，我覺得沒有什麼對錯。就像韓國電影，也有很多商業類型的電影，但其實也有很多不一樣的片型、一些比較不是那麼主流的電影。一個電影工業應該是可以有完全不一樣的東西。因為近年電影氛圍如此，我也很難說拍自己爽的電影就好，所以後面的兩個計畫有朝著這個方向一直在調整，我抽離掉比較多社會寫實，但還是會有一些社會寫實，更多的是在談論人性，會用比較驚悚或心理劇的類型去包裝，讓觀眾更有動機進戲院來看，當然投資者也會更有興趣。這是我第一次的嘗試。
但我還是對於我想要講的、人家不想要聽的這些話很有興趣，很想要講，那怎麼辦？既然如此，我就用更類型的手法來包裝我想要講的話。譬如，我很希望可以讓更多人知道華隆這件事情，所以下下一部片《計時開始》就是用一連串的爆炸案來貫串，套入推理、動作的類型元素，吸引更多觀眾進來看。之前我拍的電影，不敢冀望有多少觀眾可以看到，意義可能就沒有那麼大，如果今天可以有更多觀眾，電影或許真的有機會作為一種改變社會的媒介，雖然我不是直接指名道姓在談華隆，但很明顯是在影射它。籌劃這部片，我自己是覺得還滿爽的，當我寫完劇本，我覺得我已經完成我創作的一部分，因為那是我一直很想要做的，又很擔心沒有票房，但當我寫完之後，發現這不會沒有票房，雖然投資者會擔心這部片沒有辦法進大陸市場，但我可以說服他們有港台的市場應該夠。我覺得滿有成就感的，因為我想要講的東西有講到。一些酸民喜歡說，你們那些導演都喜歡在那邊自爽，那我就弄一個我也爽、你也爽的東西，我試試看。
──未來您的創作還是會延續多線敘事、黑色、諧趣的風格嗎？
樓：其實很難脫離耶。《廢物》多少還是有這樣的影子，只是一開始的設定，80 分鐘、講美濃，我就決定專心講美濃，好好說一個故事，不要像以前那樣弄出一大堆線，但我最後弄出來還是一大堆線啊，只是還是有一個主軸，我試著讓它不要太分散。黑色，我覺得還是黑色，只是不會那麼露骨地去嘲笑，但其實還是在嘲笑。
《計時開始》則是在查案，過程中會碰觸到非常多角色，角色比《假象》更多，《假象》的投資者已經在嫌人物太多了。我習慣性地為每一個角色設想他們的背景、他們的過去，也習慣性地為他們辯解，因為我覺得每個人都有他們的理由，以及之所以成為現在這樣子的原因。像《廢物》片中，染上毒癮的阿傑，他的戲份不多，但這是真實的狀態，來自我聽聞的故事。他的確有不對之處，但也有他的理由。我自己設想，也許他們家從祖父那一輩就沒有田地、沒有錢，他也沒有什麼機會可以念書，最後變成現在這樣子，所以玉梅才會希望可以改變她的處境，不要跟她爸爸一樣。玉梅的爸爸當然也有他自己的理由和藉口，他也不是真的希望如此，也希望可以變好，但這整個社會的結構、這個體制未必允許他得以成為他想要成為的樣子。
除此，那個小朋友阿泮仔儘管家境很好，功課卻一塌糊塗，還跟朋友私下嗑藥。就像我也是從小就功課不好、從小就抽菸，對我來說，我常會覺得是因為學校老師的緣故才導致我不想念書，當然我也有我的藉口，不過當時我自認為很有道理，也是中二病啦，回想起來，我覺得還滿可愛的。阿泮仔也不是本性真的多差，只是他的環境或家庭造成他現在的必然性。
我覺得寫角色是滿有趣的一件事情，所以每一個角色對我來說都是活生生的，當我寫下這個角色之後，就會愈來愈愛他，才會變成每個人物的鋪陳愈來愈多，很自然而然地便發展成多線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