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烈：培養自己的眼光，是成為一位製片的重要學問。前兩個禮拜，我跟《總舖師》劇組的製片聊天，她是台灣目前非常年輕而優秀的一個女製片，在她的觀念裡，一個製片要掌控預算、經費，用最精簡的錢把戲拍完。但她很苦惱，不知道怎麼判斷導演的要求是否真的能讓電影更好，她什麼時候該跟導演say yes，什麼時候應該要斷然拒絕導演的要求。錢在她手上的時候，要怎樣做才能幫電影加分，可是又不會傷害電影？這個是做製片最困難的地方。

但我一直以來的製片概念不是只求嚴格控制預算。我不是科班出身，對我來講這是優點，也可能是缺點，目前看來優點大於缺點。我只是因為做了演員，從很小的時候就一路跟著這個產業長大，沒有受過任何理論的訓練，或是在課堂中上過一天課，去學這方面的know-how，所有的東西都來自入行後的歷練。舉我自己的例子來說，《囧男孩》原本的製作費預算是一千兩百萬，在比較緊張的狀態下，可以把戲拍完。一千兩百萬的數字怎麼來？當時《囧男孩》已經拿到四百萬的輔導金，我又算了一下台北票房、全國票房的大概數字，再加上把海外發行、DVD、電視版權的收入，扣除成本後，我最慘可能就賠四百萬。我再算了一下，以我自己年紀到外面打工，可以做幾年，是不是可以把債還清。算一算，好像還的了，於是我就幹了。

可是一開拍之後，我發現一千兩百萬不夠。我就問自己，要堅持一千兩百萬之內拍完，還是我多超支個一百多萬，讓導演可以把戲拍得更好、更精緻。對我來說，一部沒有知名度，不曉得怎麼宣傳的電影，如果再沒有質感，這部電影就掛了。電影掛了，最慘的就是我。可是電影如果質感好，讓導演可以拍到他要拍的東西，那我可能還有機會不賠本。這時候，我又想起鈕承澤常常跟我講一句話，那句話叫做「債多不愁」。反正我已經欠了銀行一千萬，再多欠一百多萬，真的沒什麼差。好吧，所以我就又幹了。後來證明了我的決定是對的。如果那時我讓製片組去跟導演說：導演你這個不行、那個不行，我這個不給你、那個不給你，底片就十萬呎，對不起，不追加了，你要的場景、美術就只能這樣子……那《囧男孩》勢必會變成一部粗糙又難看的電影。

李烈：導演不是只需有點子，會分鏡、喊action和cut就可以勝任的工作。目前我和陳玉勳導演合作《總舖師》，也跟易智言導演籌備新戲。比起之前都跟年輕導演工作，我發現和中生代導演合作很輕鬆。因為他們什麼都懂，完全不用擔心他的判斷。我以前當年輕導演的製片，什麼都要盯，從演員的髮型，到鞋子、襪子怎麼配色。表演也要盯、劇本也要修、場景我通通要去看有沒有問題。可是你跟這些四、五十歲的導演工作時，你完全不用花費這些心力。因為他們把導演該做的每一樣細項都盯得好好的，不是年輕導演自己不盯，而是你會擔心年輕導演犯錯，當你發現他下的指令不太對時，就要去偷偷去拉一把。

一個導演會不會掌控一個演員很重要。我一路以來遇到很多年輕導演，他們對於教戲、引導演員這件事功力還不夠。導演必須要是全能的，必須真的把身上功夫都練足了，才能去作導演。中生代導演中，比如豆導、陳玉勳、易智言導演，都懂得如何教戲、操控一個演員，因為他們人生的歷練，在工作崗位上的磨鍊都夠豐富，所以清楚怎樣調教演員。但這是年輕導演非常欠缺的。所以碰到年輕導演時，唯一補救的辦法就是一定要在開拍前上課訓練。我每一部戲的演員最少要上課兩個月。在那兩個月裡面給他們很多的功課，不見得是教表演，而是給他們功課，讓他能夠早點深入角色。

製片可以是半瓶醋的通才，什麼都得懂，但不用精。但是作為一個導演，都得要精才行。一個導演不能在面對技術人員提出問題時，完全不曉得怎麼回答。為什麼一個好的導演這麼難，為什麼一個好導演那麼受大家尊敬，是因為他肚子裡有深厚、扎實的東西。可是在台灣，我不管走到哪，每個人都跟我說他要做導演。也常有很多人來問我說，烈姐，你要不要做導演？導演真的不是多看了幾部電影、待過幾個劇組就可以當的。

李烈：很多人說現在是台灣電影的榮景，但我們其實也擔心這個榮景可能很快就會破滅掉。可是，光擔心是不夠的，反正就是努力做吧。前兩天碰到侯孝賢導演，我就問他會不會擔心。他告訴我他一點都不擔心，他非常肯定地說，他覺得台灣電影至少還有十年光景。對他來說，現在的榮景不只是市場上有很多熱錢，更重要的是有越來越多人前仆後繼進入這個行業，這對整體產業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事。

電影是個非常辛苦的工作，沒有足夠的熱情是撐不下去的。所以對侯導來講，現在所投入的人才，是未來重要的基礎。現在作為製片人，拍戲時最困難的不是錢，而是找不到工作人員。我現在每一部片子，都要在開拍前半年先把每一組的key men鎖住，如製片組的執行製片、燈光師、攝影師。如果不鎖住這些人的話，半年之後開始籌備拍攝可能會找不到工作人員。我們現在極度欠缺工作人員，因為過去二十年台灣電影低潮，這一行沒有指望和出路，導致技術人員嚴重流失，產生了斷層。

人才離開後只剩一些老的在支撐，現在台灣電影忽然一下子興盛了，每一年拍的戲的數量越來越多了，但工作人員卻不夠用了。好的工作人員手上都有好多檔戲在搶。這反而是目前我自己比較擔心的，技術層面的工作人員非常難培養，要靠時間累積。不是在學校裡聽課、看書就會的，技術真的需要日積月累。

坦白講，我們會擔心說這個產業未來會泡沫化，很大的原因是現在很多人是在趕這個熱潮，想撈一筆就跑。我們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這麼一點點觀眾，他們對於台灣電影的信心可能很快又會被打掉。可是再想想，自由市場的機制不就是這樣子嗎？你就應該要有各種不同形態的電影，讓觀眾自己去選擇，去決定市場的方向。台灣的觀眾太久不看台灣電影，這些年來很多人看台灣電影的動機，不可否認背後其實是靠著民族情感在支撐。不少電影因此而得到好的票房。但民族主義不會持久，兩部電影、五部電影、十部電影之後，觀眾就不會買單。所以對我來說，市場可以淘汰一些不適任的人，或是一些品質粗糙的電影。這是我自己對未來台灣電影比較簡單而樂觀的想法。

李烈：在去年年底的時候，我做了一個人生中很大的決定，我本來是個自由自在的人，我有間小小的公司，因為很小，我說了就算，想上班就上班，不上班就在家窩著。有戲拍就拍，一、兩年拍一部戲，就算錢賺得不多，日子過得很開心。去年年底，我答應讓企業界在我公司增資，增資的金額說大不大，說小不小，之所以會答應，是因為要有那樣的資金，才能衝出一定的製片量。

電影人才的培育不是說有就有，剛剛有同學問我要用什麼方式培養電影人才？沒什麼方式，就是要有持續製作足夠產量的電影，自然就能磨出人才，所以我做了這樣一個決定。

我公司今年要拍五部電影，不是因為我要多賺錢，而是因為我現在是公司的專業經理人，拿月領的死薪水。但對我來說，一年可以拍五部戲的話，就能加速人才的養成。我還蠻自豪的兩點是，第一，我自己劇組帶出的工作人員，表現都很好，第二，我讓工作人員知道什麼才是正常、健康的工作方式。台灣以前拍戲一天工作十六到十八個小時很正常，工作人員常被操到身體壞了，也賺不到什麼錢。所以對我來說，產業要正常化，就一定要有足夠的量，來持續培養人才與正確的觀念。

李烈：媒體在報導《花漾》圖利中資，我看了覺得還蠻莫名奇妙的，這對我來說是一則完全不負責任的錯誤新聞。新聞流出去之後，對於電影公司的傷害還蠻大的，所以我想剛好今天趁這個機會，跟大家解釋一下。

因為《翻滾吧！阿信》有以進口片的形態進入中國市場，所以我對大陸發行實況還有一點簡單的認識。新聞的說法是：《花漾》大陸投資一千萬人民幣，採取包底分紅來拆帳，條件是大陸的票房要超過五千萬人民幣，台灣投資方才可以分錢，接著下結論說這簡直太誇張了，圖利中資。

大家要先搞清楚一件事，「圖利中資」這四個字的先決條件，是電影要先賺錢才能圖利。電影在中國還沒上片，你怎麼能說他圖利中資？第二點，這個五千萬人民幣做基準，其實是很好的條件，剛剛已經說了，五千萬票房人民幣票房，電影發行公司實際的收益，算多一點大約是百分之三十，所以只有一千五百萬到一千七百多萬人民幣之間。

投資方付一千萬人民幣買下發行權，但他在大陸上片，還有一堆發行、宣傳、規費的成本。我們之前計算過，在大陸要上片很辛苦，不談宣傳、發行費用，光是歷經審批、申請准演執照等流程的費用，大概就要花一千萬台幣，反正大陸就是什麼都要錢。以前台灣都是視同外商在處理，但現在因為ECFA的關係，許多費用的價格已經有所調降。

撇除這一千萬台幣，大陸幅員廣闊，如果要做小型規模發行，大概最少要兩百萬人民幣，中型的話最少要三百到五百萬人民幣，如果要做一個大規模的發行，沒有八百萬人民幣，人家不知道有你這部電影。

這些成本加總起來再換算成台幣，它的數字有多少？所以，人家要求，五千萬票房之後，台灣這邊才可以分紅，對我們來講，都是很好的條件，因為我們大家之前談得條件更差。所以對我來說，我覺得事情一碼歸一碼，切割清楚。

我這樣的事情發生之後，我覺得日後如果有大陸投資方本來有興趣投資台灣電影，人家會卻步、害怕，覺得投資台灣電影太麻煩。坦白說，對大陸很多投資方來講，他投大陸電影就好了，對岸市場這麼大，他真的不在意你一個小小台灣市場。一旦他發覺投資台灣電影後面有這麼多的麻煩與波折，也許就決定不投了。要成為大陸合拍片，一定要有大陸資金，這是明文規定的。但當大陸資金不敢投的時候，電影就無法以合拍片身份，而是條件限制較嚴苛的進口片登陸。

週刊新聞裡面有段最誇張的是說，大陸才投一千萬人民幣，為什麼發行權要交給大陸方？但電影在大陸上片，發行權當然是給大陸，台灣人有能力在大陸發行嗎？任何一部電影到台灣來必定也是交由台灣公司發行，這是一定的道理。

▲日前媒體指控《花漾》圖利中資，被李烈駁為錯誤報導（翻攝自《壹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