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這三個人根本是瘋子，不過組合在一起我覺得非常恰當。這裡面如果有兩個林義傑走不完、兩個劉柏園也走不完，他們三個人各自鑲嵌、扮演互補的角色。林義傑的經驗和知識很強，我們從他那裡得到很多關於身處極地、身體熱量等等的知識，比如很冷發抖想要取暖時，他會告訴我們：發抖也是身體製造熱量的方式，如何靠發抖去產生更多熱量、照顧身體等等，這方面他真的太強了。劉柏園他本身就是個企業經營者，他很有意思，必要時會有很強烈的決定，甚至會蓋過義傑。我們在那個地方沒有方位感，所以每個人只能靠手上的GPS行走，不安全感很強烈，小小的偏離角度可能就會迷失方向。這種時候劉柏園會下判斷說：「我們往這邊走。」這樣的作法，方向對錯是一回事，最重要的是他可以讓一個team的概念完整：馬上做決斷、發現錯誤馬上修正，而不會受困在那邊產生太多消耗的討論。而陳彥博則是太重要了，他幾乎是這趟旅程能走完的最大功臣。他那種搞笑讓每個人能夠放鬆下來。出發前我在想：能不能拍到他們三個人在吵架、爭執，讓影片更有戲劇性？實際情況是，他們在過程當中會有討論，有時緊張的氣氛剛要升起的時候，彥博都會跳出來去扮演緩和的角色；但他也是哭最多的，不管在鏡頭面前或在我面前，另外兩個都要當硬漢，他們有沒有偷偷哭我不知道，但彥博真的在我面前哭過好幾次。

導演與他們三人之間呢？

楊：我跟他們之間其實有點被設定距離，因為那是一場正式的比賽。主辦單位希望不要因為拍攝減緩他們行進的速度，另外又擔憂我們這隊有比較多的資源、怕我協助他們，我覺得他們擔心太多了，我沒拖累他們就好了。我是跟另外一個奧地利的工作人員一起拍攝的，我們兩人睡一個帳篷，他們是三個人；我們跟大會工作人員偶爾會分開，改成跟他們走，這樣才能拍到中間的歷程，但我們到某一個程度就不能再過去，必須要退回來。對拍攝來說，要穿越一個高壓冰層很複雜，所以我們坐小飛機，到下一個CP補給站等他們。在實際比賽中我跟他們的關係沒有辦法太過密切、不像出發前或受訓時那麼密切。也因為這樣才會有《活者》這部影片，我有更多自己的時間，不能跟著他們時都把攝影機交給他們去拍。

楊：我一開始出發的時候就設定了：正式比賽過程在影片中佔的比例是有限的，重點是前面的準備期。因為「冒險」這件事好像常常被誤解，它並不等於冒生命危險，冒險之前有一個階段很重要，就是「準備」，這也是義傑告訴我們的，看他們如何準備裝備、做訓練、開會檢討等等，因此把這個比例加重。另一個原因是，比賽過程中有些我不能跟隨的地方，我就把攝影機交給他們拍攝，雖然拍到很多素材，但能用的並不多，畢竟他們不是攝影專業，天氣、身體狀況也實在太惡劣了，他們可以在很累的情況下記得把攝影機拿出來拍一下就很棒了！

有沒有原本沒有預想到的意外收穫？

楊：我當初的確想要看看有沒有機會碰觸全球暖化、環境的議題，也蒐集了很多資料，但是知道自己沒有那個斤兩。因為只有我一個人去，除了要照顧好自己、還要照顧好影片，就算有那樣的企圖心，出發前我就知道所能著墨的真的有限。我們去的時間是四月，季節大概是冬末春初、母北極熊開始帶小熊出來，那個時候是比較安全的、不會有冰層崩毀的問題；如果是夏天去就比較危險，也比較可能拍到冰山崩落的畫面。因此，我已經知道可能拍不到，比較不算太大的失望。

比較大的收穫是拍到了獵殺北極熊這件事，因為我一直不認為這件事會發生。我原本一直以為騎機車排放廢氣也是殺害北極熊的兇手之一，或是像《明天過後》、《不願面對的真相》那樣嚴重警告我們暖化的問題。世界上的對錯、罪惡好像是由像美國這些國家告訴我們的；到了北極去後發現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我看到他們直接宰殺北極熊，奧地利攝影師委婉地告訴我這是合法的，但我一直不能明白合法性在哪；我回台灣查資料才知道：原來北極熊本來就不是被列為受滅絕威脅的保育類動物，所以每年有一定的額度是可以殺的，那個比例很重，比如加拿大大約是25%，但只能殺公熊。這是我覺得很意外的部份，同樣也是很遺憾的地方。我覺得我拍得不夠，但是沒辦法，我只有一個人、時間又太短，這件事又太過複雜。我的功課只能回台灣做，而這部紀錄片的重點還是用影像去說故事，北極熊的議題部份就顯得比較不足。美國為什麼不把阿拉斯加的北極熊劃為保育類動物？因為如果被劃為保育類動物，就必須要規劃生態保護區，裡面就不能有任何工業行為，那財團怎麼能進去挖石油呢？這些部份都是我覺得很遺憾無法處理的，至少這部電影傳達了「北極熊並不是保育類動物」的訊息，而這件事幾乎所有人都不知道。

楊：這是拍完熱血片之後比較深入議題的片子，已經快完成了。我從紀錄片的故事或議題試圖去發展一個方向，也試著找到關於紀錄片很本質的東西。拍了十幾年的紀錄片，我從來沒有處理過這樣一個議題，是拍攝者與被拍攝者共同處理同一個命題，就是「記憶」。從某方面來講，紀錄片是把記憶、時空的瞬間永遠保留下來；可是這次被拍攝者的記憶是漸漸消失的，我們正往兩個截然不同的方向走。我們每天去拍攝，但他們都會問：「你是誰？」我們無法建立任何關係，每次拍攝都是從零開始。這群失智老人在我的紀錄片當中全部都是片段單元，沒有聯結性，而和記憶最直接相關的命題就是「真實」。舉例來說，我那天去拍一個八十幾歲的奶奶，她正在復健，我問她幾歲，她想了想回答說28歲！旁邊所有的醫護人員哈哈大笑。但是，當我看到一張佈滿皺紋的臉孔，對著鏡頭說「我28歲」的時候我卻在發抖，因為我拍了一輩子的紀錄片，而紀錄片中最重要的就是真實。在這種情況下，到底是我要詮釋的是我的世界真實？還是被攝者的世界的真實？她絕對沒有說謊，因為在她的記憶裡她真的28歲、她的女兒2歲。其實我們在樓下碰到她的女兒，她已經當媽媽了，她孫女已經大學畢業了。這樣的紀錄片呈現的究竟是被拍攝者個體的世界真實，還是之外的世界真實？

另外一個拍攝對象李伯伯，每次他都拒絕被拍、還罵我們，後來才知道他以為我們是共產黨。他知道他住在台北，可是他認為湖南就在旁邊，實際的地理空間在他腦袋裡是完全不一樣的。那麼這個真實又是什麼呢？如果紀錄片是關於真實的話。

我每年都會拍完一個熱血的影片之後，再回歸到一個很社會、很本質的題材，讓我能真正去思考紀錄片這件事。商業映演是我這個階段一定要做的，我記得剛從南藝畢業時，拍了一部紀錄片叫《我愛080》，我本身非常喜歡那部片，在校園內放映邀請我去演講時，觀眾卻只有5個人。那天對我來說很關鍵，我一直在想該怎麼做才能夠讓我這麼喜歡的電影類型可以讓更多人接受？因此我開始跟公共電視合作、做商業映演，希望能培養紀錄片觀眾。《奇蹟的夏天》上映的時候，我看到有很多中小學生去看，其實是很開心的，因為我知道他們人生中所看的第一部紀錄片並不沉悶，這樣他們也許以後可以回頭去看更多關於社會命題的紀錄片。有時我會自嘲我是拍「小學」階段的紀錄片，就是針對不熟悉、甚至不喜歡紀錄片的觀眾看的片；可是我也很清楚，在商業運作下，有一天製片再也不會投資我，因為有更年輕的導演、更棒的議題，對他們而言有更多附加價值的紀錄片的生產時，他們就不會再投資我了。這時候，我就可以去拍我想拍的紀錄片，但是要達到那樣的紀錄片能做商業映演的階段，大概還要三、五年，我覺得我應該在這幾年把紀錄片的觀眾培養起來。

楊：現在的會員大概有170幾位，但加入會員的控制比較嚴格，因為我們希望是真的以紀錄片為志業的人進來。工會是兩年多前決定要做的，因為它可以提供勞健保，以及組織的凝聚力。如果以90年代的發展來看，紀錄片學校成立了、願意播放紀錄片的公共電視台也成立了，他們 (包括企業團體) 也願意提供資金拍攝、政府也願意補助，接著台灣的紀錄片也在國際影展發聲了、商業映演也漸漸被看到。我們發現不管從校園展演或是商業映演的端點來看，整條線已經完整了，所以它可能會成為一種產業，因此需要一個工會組織。這個組織必需夠強壯去承接整條脈絡，產業才能發聲，這是工會成立的原始想法，目前也朝這方向走。

目前我們有勞健保，關於基本勞動權的討論並沒有變少，但能被接受的相對的不多。例如我們提出合約範本，投資者還是會去看導演是誰、實際效益等等，我們的理想很高，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勞動條件的保障並不是用嘴巴說，我自詡做一個良好的示範，也試著讓投資者了解紀錄片工作者合理的常態。

至於《紀工報》的發行，我們希望它成為一個理解紀錄片的習慣。目前工會有在做一個蠻重要的計劃，就是紀錄片的DVD發行，持續在洽談努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