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我只有一種溝通方式：「尊敬」。不管他比我小二十歲、三十歲、四十歲，我們在工作的時候一樣平等。不是因為我大你二三十歲，我就覺得你應該聽我的，我不會這樣，我反而是尊敬他，覺得應該聽他的 。就像我剛才所說的，導演是一部電影最後要抓住總原則的人，最後成品的final也是他在決定，所以我當然應該尊重他的決定。我則在音樂上面盡力地做好你要的東西，然後有一些我覺得我想加上去的，我會告訴你我想加在哪裡，然後你聽看看。至於最後要不要採用，決定權不在我，而是在導演。我只要把我所有該做的，我覺得他有缺少的，我幫助他做到在某個段落音樂上面的張力，我的工作只是這樣子。對我來講，每一個人的工作方式肯定都不一樣，所以我不是用「世代」，或是用「年紀」來分別，我是用溝通。跟老導演也是要溝通，對我而言，跟老導演的溝通會比較累，因為比我年長的人並不一定用我剛剛所講的、我對待晚輩的方式在工作。所以說，無論年紀或職位高低，都採取平等的態度合作，其實這種方式對於老導演來說比較困難；原因在於他們過去那個時代，是非常地注重所謂禮節、尊長、長幼、師徒這些倫理的。這些倫理，對於一個沒有經歷過那樣的時代的人，會有點辛苦，原因在於你除了要把工作本身做好之外，還要去注意人跟人之間那種禮節、尊敬的應對方式，那就會比較辛苦。要溝通一件事情，你不能夠比較自由、自然地表現，反而要察言觀色。比如：我這個話是不是該講，這個該不該做？我這樣講對不對？會有很多這樣的顧慮，因為他們很在意；這樣一來反而花很多時間在注意這些細節，而不是在音樂本身，所以就會比較辛苦。至於做出來的東西倒還好，因為我做的音樂不是像比較傳統的古典音樂，所以一般老導演不會找我做，因為他們沒有經歷過我這個世代、或是比我更年輕世代的生活，所以他們的音樂元素可能用不到我正在做的這種。他們還是會去找現在在作電影配樂做的蠻好的幾個音樂家。

問：有沒有自己比較習慣的合作方式或創作方式？

其實我個人比較喜歡的方式是：讓對方如果有先拍出一些demo，我可以邊看著影像邊做音樂。我的音樂會因為他的影像，而產生一些我原本沒有想到的不同驚奇，因為他的影像把我的音樂帶了出來。其實每個人的想像都有侷限的，都有一個大約固定的模式，任何創作者都一樣，所以需要利用別人的刺激去開拓另一個空間。我覺的影像可以做這樣的事情，開拓一個空間與音樂互動。對我來講這也是一個樂趣，因為到最後都會很驚訝，怎麼都沒想過自己的音樂會變這樣。所以，我喜歡做音樂，一部分的樂趣來自於：想像不到、或是根本也不曉得為什麼最後會做出來的驚奇。我有時候會形容做音樂的狀態有像乩童，正在創作的時候，已經沒有「我」，所有的想法、專業、技術都不見了，然後真正進入到音樂，讓音樂主導創作者，最後會很驚訝地發現，這些是怎麼做出來的？想要再重複一遍做一樣的事，卻做不出來。我覺得好壞很難說，可是對我來講那是樂趣，我的樂趣不一定是好，因為我認為好的，別人也不一定認為好。其實創作是很玄的，我們的工作不是照著別人的模子再複製一遍，而是無中生有；本來影像、劇情、或是音樂都是沒有的，然後硬是把沒有的東西做出來，變成一個所謂的作品。除了一部分來自於個人本身的音樂能力，我覺得還有一部分是來自於整個空間：外在的力量。比如說靈魂、精神都是看不到的東西；或是氣、意境，這些東西都不是具體的。可是我們一直要用這種方式來溝通，就表示說我們相信有，創作者在創作的時候就會有這部分。比如說，拿一把吉他去海邊、或拿個MP3去山上，你想要什麼就錄起來；在音樂上想要一個什麼旋律，如果隨身帶一個小的keyboard或是吹奏的樂器機，就可以馬上錄起來。

林：第一個當然是有沒有時間來做。其實我這個人很多的事情都是用直覺做決定，這是我的習性，因為我不是一個很理智或是有邏輯、系統思考的人，所以知道自己不是這樣的人，就沒有太多固定的型態或標準來衡量所有的事，所以我大部分都用直覺。比如說，有案子來我會先聽看看、接著我有沒有時間做、還有我到底會不會做，最後一個才是我要不要做；至於我要不要做，標準大部分都是用當下的直覺判斷，我真的沒有一個好壞的價值標準，而且我盡量不要去分別好壞優劣。今天可以幫一個年輕人做，就算他的片子很爛，可是你幫他可以讓他的片子有成長，這樣也是很好。我現在要學習多替別人想，這樣的工作方法是建立在對人平等，而不是因為他是大師或名不見經傳的學生就用挑的，挑大師可能對個人來講比較有益處，可是用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學生，卻可以幫助人。有一些部分我沒有辦法真正的去回答該怎麼做，可是我自己有一個理想的境界，我希望將來可以用平常心、平等心去對待任何的案子，因為我發現人如果越是想要往高處爬、就越高傲，越看不清楚那些雞毛蒜皮、平常的小事，恃才傲物到那種境界、覺得自己的作品可以跟大師相比，你的態度就越來越高，而且看人永遠是這樣在看的。我不是很確定別人的心態，因為我沒有經常在跟他們溝通，可是我覺得我自己個人在工作、待人處事上面，我認為因為這是好的，我就要認真的去做。我不曉得我這樣的標準，在現代是不是好，因為所有世俗的標準都是好還要更好，我覺得這些「進步」對我來講，是有問題的。對其他人來講可能是理所當然，所有的人都覺得理所當然，本來就應該這樣，可是我不覺得，所以就回到個人價值的問題。

《好男好女》有去法國坎城參加影展，有一天吃完晚飯，我們坐在侯導的海邊公寓前看著海灘，影展大會正在放著煙火，大家很開心，坎城很漂亮(笑)。煙火放完，侯導就對我說，你不要唱歌了，我那時候還在所謂的歌手時期，他說：「唱歌沒有什麼用，你來拍戲，以後我們在編劇的時候，你就來旁邊看我們怎麼編劇，看電影怎麼開始的，拍戲的時候你就跟。」我想了一下跟他說，做音樂其實是很封閉，通常都是一個人的狀態，不是在自己的工作室、就是在錄音室，反正見的人，頂多就那兩三個，而且都還蠻習慣那樣的工作狀態，其實生活圈是很窄的，拍電影能拓寬我的世界，去學習怎麼跟不同的人相處對待，對我是有幫助的；而且我也很樂意這樣學習，因為我覺得我過去跟人溝通也有一些問題，所以我才進入到音樂的世界裡，自己拿把吉他寫心情，把悶著的情緒表達出來，我喜歡這種較間接地方式，透過音樂別人可以覺得比較自在。所以，我跟侯導說，拍電影是因為我想學習更多更寬廣的世界；我今天如果去扮演一個人，比如說李天祿，我就必須去了解他的過去、現在，進入到他的環境，對我來講就是一種學習。我如果不拍電影飾演這個角色，我怎麼有機會去知道這個人所有的狀況？因為拍電影的工作性質、與明確目的，我能理所當然一點也不覺得尷尬：我是因為拍電影才來接觸你們的，大家都會覺得很安全，而不是有一個人沒事跑去，突兀的說我想了解你的生活；我如果要演一個兄弟，每天去看他們的賭場看他們的生活，去酒店看他怎麼跟女孩子相處，看他怎麼跟警察互動，去學習他們的生活狀態，其實是開了眼界。所以我不是要來當明星的，對我來講，電影的工作就是這樣子。我今天會認識侯導，或是侯導會認識我、找我來拍戲，也是因為我是因為做音樂唱歌，並不是因為我拍的電影讓對方看到。所以我就很清楚這樣跟他講，音樂是我的根本。

所以他回台灣拍《南國再見，南國》的時候說：「阿強，那你來做音樂！」他給我機會來操練，我說過去我只會寫歌，電影配樂我怎麼會？他說沒關係，你就試著做看看，這就可以看出侯導身為長輩的包容，願意給年輕人更多的機會。我說好，我用我的方式做，可是我又不想按照台灣一般做電影音樂的方式，所以1995年的時候我才會找雷光夏、濁水溪公社、陳柔錚那些非主流的怪咖來做，因為我知道我有這樣的血液，過去我國、高中聽很多西洋歌，都繞在我的心裡面、意識裡面。所謂獨立音樂、獨立搖滾，或是比較非主流的，雖然聽起來不是很悅耳，可是不能因為他不是流行或不悅耳，就去否定創作者在精神上或是在情感上面的獨特性，不能只是音樂不好聽，就認為它不是音樂。我覺得我在他們的音樂裡面聽到他們的一種性格、精神、以及對人世的想法。我告訴侯導我不要按照台灣流行樂的方式做，我找他們來一起做；另外，我只要告訴他們，這部片大概在拍什麼，之後個別分頭去做，那時候我還在拍《南國再見，南國》，這群朋友他們就這樣做了，好了拿給我聽，有什麼問題我再跟他們溝通。電影拍好後，我又再回去做音樂，做好了全部再丟給侯導，侯導覺得這段音樂要放哪裡，他直接就放在裡面，例如侯導把一段雷光夏的音樂用在我騎車載伊能靜上山找我表哥、準備拿錢幫高捷處理經濟的問題的地方，就產生很有趣的效果，我很開心也很喜歡！那時候開始，我就知道音樂跟影像結合產生的化學作用是非常有趣的。就是因為這樣，我真正的第一步做了下去，開始學怎麼跟影像配合，完全是非職業的工作方法，侯導其實也蠻喜歡用這樣的方式工作的；但是對我來講有個壞處是，用這樣的方式跟其他的導演溝通就行不通了。

林：一個人創作是一回事，比如說我要出唱片，要寫自己的歌就很自在，要寫什麼隨便我；可是要和別人合作一件事情的時候，最重要的就是「溝通」，在工作上面的溝通到底清不清楚，我覺得這是第一個要素。現在在學校學影像創作、拿DV玩的年輕朋友也很多，電影或是數位影像都有，北藝大有數位藝術的研究所，他們過去可能是復興美工學畫圖的，進入數位用美學的心態和角度來做數位藝術，變成另外一種創作，所以我說影像創作並不侷限在記錄片或是電影，現在還有一些領域完全是視覺的藝術。我建議從身邊的朋友開始練習，慢慢的學習一些經驗，兩個人來溝通看看音樂要怎麼做。我的經驗不一樣，不是從學校進入到業界裡，我一開始就跟侯導一起工作，當然每個人的際遇不同，我也沒有那個際遇去學校裡面找很多年輕朋友來跟我一起合作。所以並不是說我的方法是對的，應該是每個人都要尋找方法，我的環境本來就是這樣，我那個時代電影也還沒真正上軌道、真正學電影的也不多，我要怎麼樣去學校找年輕朋友，跟他們合作呢？所以有機會就去跟大家一起工作、一起溝通，這是對想要進來從事音樂工作的朋友，比較簡單實際的方法。所以，第一溝通能力要好；第二個，一定要能多替別人想他需要什麼，而不是想自己要表現什麼。大部分的創作人第一個都想要表現什麼，要要出名、要讓自己的作品更快去感動人、讓音樂受到更多人的肯定。可是我覺得做電影配樂不一樣，要能當配角，不能當主角，可是當配角不是不能做主角的事情，還是要做主角的事情，而且可能要做的比主角更辛苦、更用力，可是你還是在後面配角：導演沒有想到的事情要幫他想、要幫他加分。如果覺得音樂上，哪裡能夠讓整個影片的張力感覺更好，就一定要給導演這些東西。就這兩點。

林：我對於Creative Commons這件事情的看待比別人更簡單。我不是在擔心CC條款裡面很複雜的法律條文細節，我只有一個觀念：就是取自於公、用之於公。一個創作人如果用目前的著作權條款，他的著作權基礎是All Rights Reserved著作權人所有，不管使用者目的是什麼，只要不告知就犯法，因為所有的權利都在於我。Creative Commons釋出一個善意，就是Some Rights reserved部分權利所有，把一部份的音樂、文字、影像權力釋放到公領域裡面去，讓大家隨意的使用、散佈、複製，我覺得這樣很好。幹麻所有的製作人每一個文字，每一個音符都要拿錢？有這些智慧也是古人給的，人家也沒有用這樣的方式來對待你，人家有跟你拿過一毛錢嗎？CC條款一個非常商業時代的法律產物，為了要保障創作者能有更好的創作環境。

我想找一個文字創作者、一個影像創作者，再加上我的兩首音樂，音樂、影像、文字結合成一張DVD，全部CC授權在商業市場裡面銷售，消費者買了後，可以在家拷貝、贈送親友，完全不犯法。若有商業行為，則需要告知創作人用途，創作人有權利決定可不可以用、要多少錢，不需經過仲介公司來幫我談這個事。目前問題在於，創作者有沒有像我跟朱頭皮這樣的觀念，願不願意釋出部分的作品，讓公領域的人可以自由散佈或是使用，只要很多人願意釋出善意的話，公領域的創作會更多元、更有發展性。所以我一直強調，凡是不要以自私自利為主要待人處事的原則，當然我也在學習這個事情，過去我都自私自利。中研院資訊所知道這樣的授權條款之後，他們在研究討論、開座談會等，可是他們不負責推廣；推廣單位是CC Garden，是我跟幾個畫圖的、做板畫、文字創作、影像的朋友一起弄得，我們跟國科會提案，希望他們撥款來做活動跟數位平台，目前還沒有平台，計畫是由NII國家資訊基礎建設單位執行，其中一位執行長很認同這樣的觀念，他跟CC其中一位史丹佛的發起人過去也認識，其實這就有一點像是社會運動，希望社會能更公平、公正。這是好事情，我們就做！

當然我們遇到的阻力很大，很多唱片公司都罵我們，因為現在整個主流就是錢。我的想法其實很簡單，現在大家認為：所有人都應該謀取個人更大的利潤，但我們這些人還是願意，認為應該替公領域的人想一想，釋放出一些善意給人家？這當然不是主流，但是我們認同這樣的價值，所以我們就應該去做，我過去做事情的方法，都是在用這個原則。在做《南國再見，南國》的時候我為什麼不去找流行歌手？因為我發現主流的那一塊價值對我來講是有很多的問題的，我自己會覺得不自在。一路這樣走來，我發現有些東西必須要刻意跟世俗、或是主流保持一個適當的距離才可以更清醒，要不然在這個漩渦裡一直轉，就陷進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