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北電影節的餘光中
專訪香港資深導演許鞍華
第八屆台北電影節成功落幕,據主辦單位台北市文化局指出今年票房近千萬,比去年高出三百餘萬元。由本屆競賽項目來看,這個年輕的都市影展逐漸受到國際重視,成為百家爭鳴、新秀嶄露頭角之地。從台北電影節的首選得獎作品,可以看到台灣電影未來不容忽視的新秀以及趨勢。只短短數年,台北電影節從一度乏善可陳的應景影展,能夠很快建立起以年輕觀眾為主體,強調台灣電影新潮流、鼓勵新生代創作者的都市影展的品牌形象,受到國內外電影創作者的重視,值得肯定與喝采。
今年剛出爐的「百萬首獎」頒給劇情片類年輕導演鄭有傑的《一年之初》。影展的評審們對本片所展現出的創新風格多有讚揚,國內這幾年逐漸嶄露頭角的年輕導演們應該會從鄭有傑的獲獎中得到很大的鼓舞。差點讓台北電影節百萬首獎連續二年由紀錄片導演抱走的《醫生》,勇奪「最佳紀錄片」獎,是一部主題深入人心,風格令人耳目一新的電影。《醫生》是知名廣告導演鍾孟宏所執導的第一部電影,僅以一票之差飲恨,據聞評選過程二片競爭激烈,評審團主席陳坤厚導演推崇《醫生》的銀幕邏輯性佳,欣賞導演以節制而不煽情的拍攝手法,呈現一個深沈而動人的真實故事,應該算是雖敗猶榮。榮獲「最佳劇情片」的《海巡尖兵》,則被評審團稱讚『沒有浪費三十分鐘的任何一分一秒』,實至名歸。
本屆台北電影節除了邀請國內的電影人擔任評審外,也有幾位國外重要人士進駐評審團。雖然電影節已經落幕,但是趁此次難得的機會,《放映週報》特別在受邀的香港知名導演許鞍華離台之前,請她談談擔任評審的感想以及對台灣電影的觀察,當然也請她暢談自己的電影創作經驗,提供國內影迷以及電影創作人參考。在本次專訪中,許鞍華導演特別提及台灣的紀錄片的確是台灣最成熟的影片類型,亦具有最高的文化代表性。透過「紀錄片」的媒介,外人看見了不一樣的台灣,她不再只是一個複製著東京、香港、紐約城市的影子,而是一個獨一無二的國度,在其中深入底層的,是人的氣味、地理的特殊、流動的行業、民俗的色彩。(《放映週報》前期頭條正是專訪《醫生》的導演鐘孟宏,錯過的讀者可前往參閱。)
關於許鞍華導演----
許鞍華導演的笑容是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她與人沒有距離、謙虛親切,難怪乎她的電影如此平易近人,她企圖讓觀眾眼中的大明星,成為一個平凡人,同一般人體驗著,茶米油鹽醬醋的生活,如此,我們看見「角色」本身的魅力,平凡帶點不平凡的狂喜哀愁。燦爛笑容裡,許鞍華導演以方程式碼的類型電影操作,開啟了她從影三十年近十數部的精采作品,難得可貴的是,她的作品在觀眾的眼中,彷彿生活的細節、文化的型態,恰恰在悲喜歡樂的感動情境中,早在感動淚水掉落前,已塑樣而成。
不管是靈異、文藝、喜劇、虛擬、寫實,許鞍華導演不為自己的創作設限,無論在性別的身份、題材、類型的創造,她尊重角色的質地,給予適宜情境的安排和說服,在大製作、大明星班底下,尋覓可發揮個人的創作空間之餘,亦考量導演創作者的位置問題。她期待DV數位的拍攝團隊運作,不應只是做為跨足劇情商業製作的橋樑,而是如何把數位媒材的便利和特殊性,發揮到極致的美學標準,正是她所思量的。
本次放映週報在千載難逢的機會,訪問到這位橫跨中港台的資深導演,並藉由這樣的機會與導演聊聊她迷人、寬廣、創意無限、超越類型,在平凡中見其不平凡的許鞍華電影。
一、能不能談談這次來台北電影節擔任評審工作的感想,以及近年幾次參與台灣電影的評選機會裡,您對台灣電影的看法。
許:台北電影節的影片包括紀錄片、短片、動畫、實驗片,我的感覺是台灣透過這十年半的努力,紀錄片已經很成熟,而且紀錄片的類型更多元,許多的題材也是看了以後,更讓人特別知道台灣是怎麼一回事,而不是像傳媒裡頭,沒有什麼地方色彩的感覺,像現代大城市般,如電視、廣告,給人國際化但同質性很高的感覺。對於風土、人情事故,不一定是懷舊,但確是實在的。比如看紀錄片就會知道其實這整個文明的架構裡頭,除了明星還有很多東西!(笑)所以就覺得特別好看,我也覺得特別高興,因為就整體的世界潮流來講,人人都越來越平等、越來越民主了嘛,所以一般人的生活可能比電影劇情片裡頭描述的還要有趣甚至多采多姿,所以應該多拍紀錄片。
您同時擔任過台北電影節的評審與擔任金馬獎的評審,覺得最大的不同之處在哪裡?
許:擔任金馬獎評審看的幾乎都是劇情片,可是沒有這個影展(台北電影節)分的那麼細。譬如沒有分動畫跟短片,也沒有那麼多。另外,我覺得這個影展比較多樣化的原因在於,這個影展允許DV跟帶子的媒材使用。金馬獎是一定要用Film(底片),所以如果看這個影展的片子成績是非常有必要的。因為不只是便宜的問題,是你拿著一個DV可以拍到很多,(電影底片)拍不到的東西。
二、您拍過十數部作品,在藝術的表現和市場商業取向均能兼顧,在港台既叫好又叫座,您如何在作品創作中拿捏取捨?
許:其實來來去去就是一個,怎麼講,一個方程式嗎。就是讓老闆跟製作方面去監督這部戲在商業方面能不能回收。比如說,預算就是這麼多,我估計我能拍的有水準我就接受,除非真的不行我才會爭取。譬如他們說演員是主要的賣點,他們就會建議找這個大牌、那個大牌,那我也不會排斥,因為我覺得如果那些大牌能符合劇本的要求,演出那個角色來,這將會增加這部戲的價值,而不會減少。我不一定要用新人。
關於劇情片和藝術片的問題,很多時候我覺得一個所謂的藝術片和商業片,這分野其實不是很明顯,只不過是重點放在不同的地方。除此之外,就是多了解觀眾,知道他們看的時候容不容易接受我們傳遞的訊息,而不是他們喜歡的一定就給他們,就敘事邏輯來說, 只要他們看得懂跟片子不悶,有時候其實悶一點沒關係,最後面結尾不悶就行了。所以我覺得就是憑著這個方程式來做,是有機可循的。可是現在我發現越來越難,越來越難的意思就是譬如一些大製作的電影,它是整套的遊戲規則,跟表達個人的片子是完全不一樣的。
現在如果我出來當導演,一個就是選擇用DV拍,很低成本,可是個人成分很高;要不就是盡量地拍大電影,可是就要服從它的遊戲規則。但是那些遊戲規則不是每個人都能服從的,尤其是在那個遊戲規則裡頭,還要拍一些比較個人感覺的東西,如果你沒有那些較個人的東西也不好,所以我真的覺得這兩方的拿捏很重要,有個觀念就是,不是從拍DV作為一個台階或跳版去拍大電影,而是你用DV拍,也可以成就一部很好的大電影。
三、您的影像創作極其能掌握演員角色的情緒,並能挖掘演員的特長,您如何去掌握並且與演員溝通合作,能不能與我們分享您如何塑造明星和角色之間的關係。
許:其實很多時候這是一個歷史的問題,譬如我以前已經做過幾次都成功,那演員就信任你,也比較容易讓你弄(塑造),那麼你自己也有信心。說到這裡,源自我七十年代的時候在香港電視台工作時就有這個傳統,就是把所有的明星都變成普通人,所以我也是跟著這個傳統,他們(演員)一開始也是跟著一個傳統走,所以我們做什麼他們都覺得是理所當然的。很有名的就是譬如方玉萍找了一個很艷麗的壞女人,王莎莉來演一個貧窮的婦人(笑),我就覺得她演的很好。
後來出來拍戲的時候,因為以前都是這樣做,大家就都有信心照做,所以不是立刻就能做出來,也有一些是碰巧我剛好幫港台(香港電視台)做事,一直有這個工作經驗,我也覺得這可能不是每個人都能做的,也許人人都要用自己的方式去解決問題,也不是一定成功,也不是每個演員都能接受的。尤其是現在他們假形象那麼厲害,有的唱歌的也不會抽煙(笑),你叫她演一個妓女那她肯定不行!類似這樣比較困難的,但不是不可能,可是我感覺這是個別導演自己得想辦法解決的。可能有時候也是不能跨越的,比如我們曾經找成龍去演一些非武打的電影,其實他演技很好阿,但是他不願意、也不敢。因為他說他在戲裡頭,觀眾一直等著他打,他都一直不打(笑),那在戲院看電影的觀眾簡直要暴動了!有這個可能性。這是就個別情況,個別導演的意願跟演員的意願,互相的調和,絕對沒有一套方式。其實也不一定要讓他們變成一定是那個樣子(笑)。
四、您有一部份的電影創作還蠻能從類型電影切入,塑造出新樣來。您如何去看待類型電影的創作和應用,這部份對您作品的概念出發又是什麼。
許:我拍很多不同類型的電影的時候,那時候是沒有意識到的。當時也覺得沒必要去嘗試,也許是那個時候我們都沒有提到什麼路線、主題、大環境。人家問我『你們想拍什麼樣的電影?』我們就跟他討論劇本,不會說我們是拍個類型電影。因為當年電影很蓬勃嘛,不需要去說哪種片子觀眾會看。
其實我們都不拍那些主流電影的,我剛開始拍戲的那個時候,主流電影是古裝還有武打,最多的是笑片(搞笑片),當年文藝片並不是主流電影。可是他們讓你拍(文藝片)、願意讓妳嘗試是因為錢多,(現在的電影工業)才會考慮哪一個是最不冒險的。可是現在我覺得在香港沒有主流電影可言了,台灣更是早就沒有了,因為以前的主流電影是七、八零年代,電影工業很蓬勃的時候,瓊瑤的文藝片是主流。
現在我倒覺得反而不應該去嘗試很多的片類,應該是找最有把握的,感覺現在這個社會觀眾最喜歡看什麼戲有什麼戲,然後就這個方向去建立一個主流。文藝片可能是一個主流,如果有好萊塢出產的文藝片或是本地出產的文藝片,觀眾是有可能選本地的文藝片來觀賞。在這文藝片的類型,有兩個前提是觀眾主要考量的,一個就是必須要有偶像明星,這個我覺得是現在中港台都缺的,不是沒有,是太小了(市場)。很多大明星,不論演什麼戲,一定有人會跑去看他,一般來講文藝片比較容易掌握,而且也比較接近一些個人感受的影像創作。雖然它很具市場性、很商業化,很多的時候明星佔很重要決定性的因素,加上文藝片,製作也不是很困難,我感覺是這樣子。如果是有目地的去嘗試,要打回一個市場,我不覺得是每個導演去拍不同類型的電影可以打造出市場來的,最重要的是要去建立那個觀眾群,譬如我們那時候八零年代,都是武打片,觀眾就不停的去看。
靈異片通常也是可以以小搏大,而且在一個不好的環境裡頭異軍突出的。另外,一個鬼故事反而會顯現出一個地方的深層文化,所以我覺得靈異片其實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可是因為靈異片是不會大賣的,很難。不過最近有些譬如好萊塢的靈異片都變成很大的片子,因為以前他們的鬼片都是三級片,就是C級的,資金特別少、沒有明星、光靠嚇人,譬如,《鬼眼》這部片子裡頭,靈異片變成一個大買賣,很多人看。
五、香港的電影工業近年極力往大陸做版圖擴張,融合兩地資金和明星技術資源,您個人對這樣的影壇趨勢,有何看法。
許:他們其實好像是在2003、4年左右,尤其是03年,有很多香港的戲跟大陸一起合作,因為他們放鬆了合拍片的約束。可是好像都不成功,就算票房不錯也是給評論罵的很厲害,觀眾也不喜歡。延伸而來的問題就是,在香港不賣座,在大陸也不賣座。所以現在香港電影在重整之後,就希望把預算拉的較低,然後還是拍些香港本地的片子還比較划算。因為長遠來講…我覺得現在還在調整吧!拍電影(彼此借用技術人員)是沒有關係的,我覺得能開戲(拍)就好了。就是工作的開心,拍出來的戲好,我覺得是沒有關係的。很多都是這種經濟、文化各方面的自動整合,我覺得沒有什麼。因為根據一個政策或策略去做的東西,在電影好像不是很行得通。原本最初的用意是希望開拓大陸市場,可是我覺得問題是他們沒有想像其實兩個地方(香港、大陸)的文化是很不一樣的。另外一個東西就是大陸在檢查方面(電檢)是非常嚴厲的,而香港其實沒有經歷過這樣的檢查,很多東西都碰壁了。像《江湖》這類型的香港黑幫電影,在大陸要不就是無法發行,不然就是上院線時,被剪得很厲害,嚴重影響電影本身的品質。
六、身為一個女導演,應該很少人會從性別的角度切入,來看您的作品,能否談談身為女性導演在創作上和男導演有無不同之處,以及您如何去看待性別在劇本角色的呈現部分和女性形象的問題。
許:我其實以前沒想過(笑),給人家問多了我不敢不去想!因為我拍電影、拍電視都是在女性主義還沒開始的時候,女性主義思潮八零年代才開始,到那個時候的時候我就覺得我沒必要刻意想阿。後來到現在當然有過濾一下,不會去拍一些汙辱女性的片子吧,那麼過濾了就沒事了。就這樣子,不用刻意去描述女性,也更不要刻意的去描述女性的好處,因為拍電影從來不是做廣告,無論是什麼主義都好。因為你一旦開始去表揚某個東西,你的座標就已經是一種推廣,不是不好,而是這本身不是電影應該做的事。它只是要顯現一些東西而已,而不是要刻意的去賣一些東西,我感覺是這樣子。
對於香港電影工作環境對女性的歧視部分,我自己是沒有這個經驗,因為可能也是跟我自己的個人經歷有關係,我那個時候是進電視台,幾乎百分之七十的編導都是女性。這當然也是一個歧視的結果啦,因為很多男性如果同樣是電影學院畢業回來的話,不願意到電視台,也覺得那個薪水太低了。那女性可能不用養家,也許沒那麼實際吧,就全都進電視台,所以電視台是有很多女人的,其他的工作人員是男的也不敢怎麼樣(笑)。我後來在電視台裡頭都跟那些攝影師等技術人員都合作久了,才出來合作拍電影,所以是自己的班底,當然沒有歧視的問題。如果一開始就進電影圈可能會有問題。
七、對於台灣電影您有怎樣的建議和想法,台灣電影近年在以行銷為手段宣傳電影,希望拍出具商業又藝術的電影,以您資深的編導經驗,您如何看待這部份,有無建議的提出。
許:我覺得政府的介入在這個階段是必須的,因為他們必須有錢來鼓勵,要不然沒有這個市場老闆根本不會投資。至於他的方式我就沒有資格說,因為我也不知道具體的情況是怎麼樣,當然他們是根據實際需要跟怎麼去推動這個東西,所以特別的東西會慢慢改良吧,看每一年的成果。而且這個真的不是一兩年的事,是慢慢的培養生態,因為他除了培養工作人員,導演、編劇,他還要培養技術人員,他還要培養他的觀眾阿!讓他們(觀眾)不光看碟也要看電影阿,然後還要培養演員啦,所以我覺得這都是一個非常龐大的計畫。
台灣是否有機會朝商業導向市場發展?
我覺得不需要這樣子吧,我覺得先不要培養一個工業來賺錢,先培養一個工業來拍戲跟讓人家來看戲再說吧!(笑)不過其實你培養了幾部特別好的電影之後,觀眾就會接著來了,培養文化跟這些政策是急不來的。
八、很高興有機會能與導演有這樣的晤面,能否與影迷們分享您接下來的計畫是否有新作會和大眾見面。
許:我剛完成一部電影是在上海和安山拍的,去年十月開拍,才剛拍完,片名為《姨媽的後現代生活》,是斯琴高娃和周潤發和趙薇所主演的,是部悲喜劇,希望下半年會在國內放映。那麼未來拍電影的計畫是還沒有,現在正在找題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