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語奇幻冒險片的未來之影：《刺殺小說家》與《超級的我》

三年前，韓延執導的漫改動作冒險片《動物世界》（2018）將鏡頭對準封閉郵輪上的生存遊戲，在典型的好萊塢敘事下，以腦洞大開、運鏡流暢的特效激盪主角的憤怒奇思，展現令人驚艷的商業執行力。

如果說，彼時《動物世界》的問世預示著華語電影已逐步具備調度微架空、高概念商業類型的工業實力，那麼由路陽執導的奇幻冒險動作片《刺殺小說家》（2021）憑藉其絢麗的視效與浩瀚的世界觀，無疑再度印證：技術將不再是困囿內容發揮的絆腳石，反而有機會成為讓想像力馳騁的羽翼，大幅提升故事的可看性。

與《刺殺小說家》一樣遊走於現實與虛境的，還有張翀執導、《復仇者聯盟》系列導演羅素兄弟監製的《超級的我》（2021）。精巧細密的特效和打鬥設計，同樣為該片的奇幻屬性拉滿了氣氛。

然而，兩片的票房表現卻大相徑庭。據傳《刺殺小說家》投資成本介於4-5億人民幣（亦有稱不低於7億），在中國春節檔上映，雖然受同期雙強作品《唐人街探案3》與《你好，李煥英》壓制，票房表現難稱得上驚喜，但依然穩步開出累計10.35億人民幣的票房成績；耗資2億的《超級的我》於四月初上映，票房走勢卻一路低迷，終究未能突破千萬人民幣。究其根本，最終還是回歸到對內容的討論。

探索未知之「異」

倘若將「奇幻」置於與「現實」相對的光譜，我們或能發現，幾乎所有奇幻作品都在探索並構建一個相對於熟悉之「我」的未知之「異」。

而《刺殺小說家》與《超級的我》的創新之處正在於，當它們戮力於尋找故事中的「異」時，對於所謂「異域」的建構已不再侷限於具象的地理異世界，而跨足到對時間、意識與存在的抽象思索。

在《超級的我》中，沒沒無聞的小編劇桑瑜（王大陸飾）飽受噩夢侵擾，無法辨清夢境與現實。當虛實兩界的模糊流動成了他生活的常態，他也宛如在一夕間獲取穿梭於不同時空的金鑰匙，擁有開啟另一種人生的無限可能。

在這一過程中，也帶出了影片的無數拋問：如果意識曾經經驗過，是否就證明經驗確實存在？如果肉體餘有傷痕，是否就揭示夢境實際為真？這當中的諸多曖昧不可解，含混不可知，讓故事的奇幻之「異」有了更多讀解的空間。

不過，較之《超級的我》仍舊在精神分析框架下玩夢裡夢外的翻轉，《刺殺小說家》事實上做到了更為龐大且不可思議的三層文本調動：路空文（董子健飾）筆下的小說異世界，關寧（雷佳音飾）的異都夢境，以及李沐（于和偉飾）的新科技統領下的近未來現實。三個世界相互參照，相輔相成，彼此驗證，互為因果，也不知到底是誰滲透進了誰的故事。

這不單單只是創作者機關算盡的文本遊戲而已，想像力的張狂外延事實上讓這些文本成了可以自由生長的有機體，直到最後一刻，都在引領著觀眾於狂想中肆意飛奔。這躍動著的新鮮脈搏，讓人尤為振奮。

尋覓情感起點

細察兩部電影的立基點，不約而同都起於寫作者的私我困境——在創作瓶頸中的精神無措。這實際上觸及了創作的靈性層面，一方面創作者赤裸地卸下「靈感」的聖光，以殘酷的自我揭露將創作焦慮轉嫁到奇幻異想上，並往往藉由作者的象徵性死亡來續寫故事；另一方面，它也確實帶有強烈的作者意識，是最直覺簡單的故事切口，但同樣容易落入自戀的陷阱中。

《超級的我》顯而易見地選擇直接將這樣的基點當作人物起點——汲汲渴望成名的桑瑜懷才不遇、窮迫潦倒，直到有一天他化危機為轉機，解封夢中取物的秘密能力。但在缺乏對人物的充分共情下，也極易讓主角因而變得幼稚自溺。三番兩次、千篇一律的取物奇招，初見新奇，很快便後繼無力，甚至到了中後段，一度落入年下癡情男追逐女神的愛情片框架中，讓人倍感困惑。

相較之下，《刺殺小說家》則並未讓這份創作焦慮掌舵故事，反而選擇以父愛為書寫起點。經歷喪女之痛的主角關寧為了找回女兒，鍥而不捨地追逐人口販子，甚至不惜答應屠靈（楊冪飾）的邀約，接下刺殺小說家的荒誕任務。在片中，小說家扮演了牽動故事並串聯多文本的關鍵角色，卻一點也不喧賓奪主，而是退居一旁，成為這位父親的旅程中的搭檔與輔助者。第一時間讓觀眾走入故事的，不是對獵奇的窺探之心，而是對親情的理解與認同。

近兩年，以親情為底蘊的華語電影頻出，收穫了廣泛正向的市場迴響。從在台灣以女性群像搬演家庭倫常的《孤味》（2020），到在中國驚奇穿越與母親當閨蜜的《你好，李煥英》（2021），又或是聚焦自我與親情抉擇的《我的姐姐》（2021），不論影片詮釋深淺，至少過去不被普遍看好的親情題材如今竟能獨挑大樑，可稱得上是一大喜事。這既是市場觀影漸趨成熟化的標誌，也再度揭示，情感內核之於電影，永遠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發掘奇幻真義

正是在情感基點上截然不同的選擇，讓兩部電影自此分道揚鑣。

作為一部噱頭十足的商業大片，《超級的我》固然提煉出了一個引人入勝的高概念假設題——如果人能靠夢境致富，你是否願意以生命相搏？並最終將故事落於「尚需腳踏實地，莫想一步登天」的警示寓言。然而片中的情節鋪排與人物領悟，卻也多在料想之中，在意義內蘊上難免落得淺薄。

與之相對的，《刺殺小說家》雖然在節奏上略顯冗長，但在人物形象與情境佈設上卻明顯帶有強烈的隱喻色彩。

且不說主角群幾乎都擁有身在不同文本的分身——一個看似存在又不存在的「我」，片中對妖怪黑甲的形象搭建，更直接衝破了我們對既往妖怪形體的固態想像，甚至以「寄生」的狀態與空文的軀體相融，不分你我。人怪共生，異界共存，這無異於是對「所謂『自我』究竟是否存在」砸下的重重一拳。

而如果說《超級的我》更偏向個人成長面向的道德哲學思考，那麼《刺殺小說家》還進一步擴及到了對社會政治的關照。

開篇以販運幼童入題，再遁入奇想虛空，幾乎可說是為沉重的社會議題尋到了魔幻刻寫的新途。爾後在異世界皇都中側寫狂人暴政與集體狂熱，復又是對權力貪婪與人性醜惡作了深刻諷喻。

說到底，或許我們所要探討的終究還是奇幻電影真正存在的意義。那些天馬行空的虛境，不該只是人們逃逸現實的庇護所，又或是創作者自我抒發的出口，而更該被期待具備拆毀常規的蓬勃新意，以及投影現世、回撞現實的生猛力道。

既要立「異」，便需懷有更寬敞的視野與野心。尤是在冒險片中，當旅途的關卡早有既定套路，如何闢出新徑就格外考驗創作者的決心與想像力。即便是開展出人意料的《刺殺小說家》，其處處開枝散葉的龐雜情節依舊被挑剔詬病。

當技術天花板一再抬升，龐大的資金投注固然一定程度擔保了影片呈現，但也極易流於審美疲勞的炫技轟炸，在在檢驗影片敘事是否足以承托視覺的華衣。當視效動作的花俏不再能輕易滿足觀眾，回過頭來，內容還是作品成敗的決戰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