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濤最深處》團結擁抱多元價值Diversity in Unity
導演黃明川在映後座談開宗明義說道：「想離開自己的國家多一點，離開自己的性別多一點。」他每一回拍電影，無論類型或內容，都是夫子自道的實踐：「跨過習常，我才看到那從未遇過的自己。」拍攝新作《波濤最深處》（Deepest Uprising），他尤其跨越得徹底：跨過生理性別，跨過黑水洋流，離開熟悉的地域，望向比台灣國境之南更炎熱，更接近赤道的熱帶南亞，駐馬聆聽女詩人的言說，呈示她們的集體心聲：反抗不正義、不平等、壓迫人的社會。
黃明川閱讀海量亞洲女性詩人的作品，選擇記錄台灣、印度、菲律賓、斯里蘭卡共十六位女詩人，全片交叉剪輯訪談、朗誦、聲景、地景、日常，讓四個國家的女性隔海對話，參差對照。人類可能面臨的掙扎與困境，關於身體、情慾、自然、文化、暴力、侵犯、反抗、異議、殖民、國族、爭戰的思考，詩人用自己的話語闡釋，並朗誦詩作直接表達觀點。當然，紀實訪談揭露的事實與訊息無論如何求真存實，都只是導演選擇並再現的結果；片中各個女性的主觀意見，透過男性導演的剪輯，再現為相對平衡、客觀的看法，其中的觀點轉折以及主客位置，特別能激發觀者對性別權力關係的深層思考。質言之，《波濤最深處》可謂：女性言說，男性裁剪，女性與男性觀點，呼應、相詰、互補、交映的影音對話實錄。
影片一開始，印度詩人畢娜·薩卡（Bina Sarkar）就豪氣發言：要以創作直面甚至對抗社會的不公不義不平，提出女性觀點。薩卡一番話說得從容大氣，為全片題旨定調。她拿出夏曼藍波安所贈刻有詩句的石頭，分享自己收集石頭的小癖好。一個偶然的舉措，不經意間串聯起原住民詩人，台灣首部原住民發音電影《西部來的人》，以及獨立導演黃明川之間的神秘連結。真實在不刻意安排之時自然揭露，最是動人。
詩歌是冷門文學，女性是弱勢族群，女詩人則處於雙重邊緣的地位。在性別平等意識相對落後的亞洲，尤其是衝突死傷不斷的南亞，社會顯然毫不看重也不理會女性的吶喊。黃明川詢問在南亞各國相遇的女詩人有關女詩人的影片，她們都一致回覆：過往沒聽過有此類型的影片；有幾位甚至回問：這奇怪念頭從何而來？弱勢者習慣了被壓抑，習慣了邊緣的位置，就有可能遺忘如何主張自己的權利。質言之，這部電影專注於邊緣的文字、聲音、影像，再現表面似乎是靜水暗潮，但是在波濤最深處卻翻湧拍擊的異境與意境，張揚「I Dissent」的異議精神，由女詩人梳理黑暗歷史，反省殖民記憶，宣示本來就屬於自己的發言權與詮釋權。
然而，生命可以非常個人非常內向，完全無涉於外在的階級、政治、社會，女性確實比較「一生兒愛好是天然」，亦即對身體的敏感，對感情與人事物的直覺，更貼近人性向內看的「人的況味」。所以片中朗誦的詩作，每常描摹歌頌女性身體特徵或生理狀態，例如乳房、子宮、月經，這是順應生物天性，即便符合刻板尋常想像。相形之下，台灣婦運先驅李元貞的性自主觀點，因為稀罕而珍貴，高揚女性情慾解放的行動與意志：
「我愛所有
吹笛人
用雙乳酬謝
生動的笛音」
「我愛所有吹笛人」是多麼強悍的兼愛宣言，情慾主張！ 在專制戒嚴碾壓人性、屠殺異議者的時代，當丈夫埋首於革命事業之時，是他們柔韌的妻獨自撐持一個家，照顧全家老小；當丈夫慷慨赴義，沈默的妻只能咬著牙噙著淚為丈夫收屍，然後隱姓埋名獨力撫養孩子長大。走過近半個世紀的白色恐怖戒嚴時代，台灣女性以諸多詩作反映並反省時代的禁制與失語狀態，這是異議家庭中沈默的女性獨有的生命情境。女性無需男性代言，可以自己代表自己，只是需要與男性平等的資源與機會。
台灣撒奇萊雅族詩人撒韵武荖是另一個動人的典型，她在挖掘族群文化，從而建立自我認同的過程中，與私人生命的碰撞、衝突，凝結了所有獨立女性的掙扎：要委屈自己成就愛情/婚姻/家庭，還是放下情感牽絆，聽從內在的聲音追尋自我？她無意當個簡單的女人，不想拋開複雜難解的想法，堅心尋找自己的文化根源，因為她心裡有很多關於生命的問題需要回應。真正的革命者會去創造機會改造現狀，讓自己得到支撐生命的力量，這是撒韵武荖對付逆境的積極態度。
菲律賓華裔詩人瑪可欣·席胡克（Maxine Syjuco）則是全片最突出的異類，無論是服飾妝容或者詩文內容，她都顯得殊異不凡。席胡克毫不隱瞞自己是享有特權的富裕之人。財富賦予她一種優越從容的質氣，所以她可以居高臨下，站在舒適的高樓居室，毫不遲疑地形容在街道上攢動的人流是動物蟲豕。席胡克或許沒有貶抑他人的心思，在我聽來卻異常刺耳，只因為我自己的意識形態與階級立場，即便這是黃明川作為導演，必須善盡容納多元觀點的責任。而正是在這種打擾觀者安寧的時刻，令人反感的時刻，最能刺激觀者換位思考，反省甚至修正既定觀點，從而成就女性觀點更完整的光譜。
黃明川自陳《波濤最深處》是他拍得最規矩的作品，但是他終究忍不住求變求新的慾望，用一小段快速靜照變化，宣洩小小的實驗心思。賀照緹在嘉義國際藝術紀錄影展說過一段話：「究竟的問進核心，對美術館類和本格派紀錄片都需要處理的是：有沒有夠勇敢地問進一個無人涉與的主題？冒著失敗的風險，獨自走一條比較危險的路？——形式或內容皆然。」黃明川再一次以新作品，呼應並印證紀錄片導演同儕的觀點——形式與內容皆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