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台語片《泰山寶藏》淺談台灣原住民族形象再現

下筆前不斷思索著，要如何用「台灣原住民族」的視角去看待台語片時代出產有觸及到原住民族形象的台語片，所謂「台語片」泛指台灣在 50 年代到 60 年代之間所生產、主要服務以台語為母語的民間觀眾的電影，剛好在台灣原住民運動正準備風起雲湧的 7、80 年代之前結束，而也因原運的緣故，原住民族在台灣電影中的形象才有所改變。

《泰山寶藏》這部片的敘事邏輯其實相當清晰，一群人各懷目標的尋寶故事，拍攝手法也相當成熟，我特別喜歡許多揭曉角色的分鏡，可以讓觀眾一目了然角色的情緒和定位，也提供相當明確的故事懸念，在結尾揭曉出來時，並不會讓人感到生硬，對於像我這樣基本上沒看過幾部台語片的觀眾來說，出乎意料之外的精彩。

但畢竟今天得要從早期台灣電影如何呈現其他族群的形象來著眼，因此傑出的技術面先不論，對於藝術層面上的稱讚也得先擱置，而 80 年代以前的台灣電影對於原住民族的形象再現其實有很多可以批判討論的，當然也就包括台語片時代出產的台語片。

在看這部片之前呢，我所看過有出現台灣原住民族形象的台語片就是《王哥柳哥遊台灣》（1959），其中兩段出現原住民的段落也被眾多評論者所詬病，認為是建立在對原住民的漠視下才會出現的問題，在《王》片中，其中一段是屏東三地門鄉的原住民族，除了被塑造成野蠻和淫亂以外，另外一點就是沒有台詞，不通也不懂「人話」，搭配上不知道錯置到哪個文化的符碼，如同大腳怪般，是活在漢人神話想像中的「動物」；另外一段則是在日月潭兩位主角受到當地頭目的「熱情」接待，並且「觀賞」著那些「被展示」的原住民族風情，各種刻板印象的噴發讓當代觀眾如我觀賞時莫不皺起眉頭，日月潭的邵族人其實自日本政府時期便成為觀光景點直到今天，在某個層面來說，觀光的凝視出現在這樣的段落之中，合情合理也令人感嘆。

其實這兩段是可以判定，導演是有意要呈現「他想像中的原住民」，應該說當時的原住民確實沒有能夠詮釋自己的機會和權力，不管當時的台語片還是國語片都一樣，台灣原住民作為一個在社會空間與政治空間弱勢的群體，在影像上的呈現一直是由他人代言，且扮演著大社會依自己的觀點所建制化的結果。這當然也凸顯在《泰山寶藏》這部片中，即便出現的是以馬來亞（可略稱為馬來西亞前身）為背景的「土著」，但當土著角色出現時，背景音樂卻是號稱是取自阿美族傳統歌謠的〈賞月舞〉旋律，足見這個導演是有意識使用台灣原住民族的形象。

若片中土著角色是台灣原住民這件事情是成立的，那就可以來說說這部片在呈現原住民族形象再現上有什麼問題，「泰山」的故事脫胎於美國作家 Edgar Rice Burroughs 於 1912 年起所撰寫的《人猿泰山》（Tarzan of the Apes），1948 年時台灣有中文翻譯本《人猿泰山叢書》的出版，泰山的故事便進入了台灣社會，導演或許是因此才有了拍攝這部片的構想吧，但經過了台灣文化脈絡之後，泰山作為台灣原住民的形象卻沒有與之改變，服飾錯誤且文化錯置，但讓該片導演或是台語片擔下罪名也有失公允，真要說，80 年代以前的台灣電影展現的那些錯誤的原住民形象所代表的，不過就是整個台灣社會對於原住民族根深蒂固的誤解和漠視後的結果罷了。 

譬如說本片中出現泰山夥同一班土著所帶的武器是弓箭這件事情，故事背景是設定在二戰之後，至少是 1945 年之後，但是要知道有文獻紀載台灣原住民族擁火槍的紀錄，已經可以在 1710 年的《諸羅縣志》中得知，但不管是這部片還是之前之後，原住民角色配備的武器都會是弓箭長矛，而當時的火槍甚至是與當時的漢人交易而來的呢，顯見有關於原住民族的相關歷史記載並非當時大部分的電影從業人員所會關心的面向，僅靠著零碎片段的認知去想像，通常的結果就是混搭了北美原住民以及非洲傳統族群呈現出的四不像。

另外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是，在 80 年代以前的台灣電影，原住民族角色都是說著相同的語言，日本政府時期說的是「日語」，國民政府後國語片說「國語」、台語片則說著「台語」，這當然也牽涉到觀眾取向策略，但這放在族群視野的歷史脈絡來看，族語的噤聲是可以被視為殖民的手段與結果，自我詮釋權的閹割，甚至是延續國民政府治理原鄉地區的「山地平地化」政策的影響，不只是要將原鄉地區的生活水平「提高」至與漢人一樣，在所有文化祭儀、政經制度也得朝向政府希望改變的方向前進，其同化的意圖非常明顯，這也使得台灣電影中的原住民角色呈現成比較像次等漢人的感覺，像是若同時有原住民與漢人共同競爭，都會是漢人獲勝，而原住民會心懷怨恨成為片中反派或其助力，在本片中的莎美便是善妒不聽勸言，甚至夥同反派來捉捕淑芬，又如莎美哥哥因為向淑芬求歡被拒，就出言挑撥莎美與泰山的感情，原住民角色較無「道德光環」的狀況相當普遍。 

但你要說 80 年代後的台灣電影就完全沒有原住民形象再現的錯誤認知嗎，答案絕對是否定的，對於原住民族的歧視偏見並沒有隨著原運和時間而不見，而是轉變了，在面臨認同的污名之後，轉變成更細微更難以察覺的微歧視，如今許多有呈現原住民族形象的電影都可能犯下 80 年代以前電影的致命錯誤，就算不是也都有難以忽視的問題，這也使得如何能夠從歷史的演進找到這些錯誤認知的蛛絲馬跡彌足重要，絕對不是將這些重見天日的電影，鞭笞撻伐到台灣歷史的陰暗角落，而是透過充足的認識和反省，從中找到族群之間的差異，並最終能夠尊重。

我也相當樂見更多破損塵封的台語片能夠修復完成，除了給予研究者更多研究素材以外，作為對於族群議題相當敏感的人來說，台語片揭示的那個年代，正處於世界原住民族運動蓄勢待發的當口，這也意味著，儘管能預見就算有更多有原住民角色出現的台語片逐漸被修復，也不可能讓這個時期的台灣電影擺脫掉缺乏族群意識的「原罪」感，所謂的原罪並不是將台灣的漢人片段地標籤成壞人的後裔，而是藉由背負著原罪的方式試圖去理解不同視野、不同史觀的台灣歷史，或許將這些原罪視為歷史的重擔比較好，透過對於這些歷史的了解並且每個人都能夠承擔的話，其實更能加深作為現代民主國家公民的生命厚度。

在台語片修復的各種積極意義中，或許上段的結論才是像我這樣的現代族人能夠安放的位置吧，如今操著標準到不行的「國語」，或許正與其他逐漸忘記自己母語的人共享著某種可以溝通的傷痛，如同台語片受到正統中國式的威權結構刁難時，那些逼不得已以及無可奈何，其實也不斷重複又重疊在原住民族身上。■

．本文由國家影視聽中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