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同理」上升為一門技藝 ——是枝裕和《第三次殺人》

所有作品同樣都從一開始，就將面對自己的結局。而在那個其實不遠的結束到來以前，作者可以選擇中間蜿蜒的路要怎麼走、去哪些地方。著迷是枝裕和的粉絲可能會覺得，在《第三次殺人》裡，他變了。但那些乍看之下缺少溫暖、以及過去常見情感的地方，其實作者都已經把同樣精力、技巧花在從「理解他人」的母題裡，走得更遠之上。

他一向擅長契訶夫式的劇本寫作，在看似鬆散的日常對話裡，一點一點拆開歲月，揭露角色的人生。因此，在一種緩慢、停滯，甚至彌留的氣氛中，觀眾終將從鬆散的劇情終理解：啊，原來你承受了這樣的過去，最終成為了這樣的人。電影因此往往沒有驚天動地的轉折，兩小時過去，只輕輕地換來一刻舒坦、淡然的理解。而這點僅有理解，對於一個人而言，其實已經是場豐收了。《海街日記》如此，《比海還深》也是如此。這是契訶夫體系下劇本的人生觀：既然我們無法無時無刻不勇往直前，至少可以每時每刻都用心聆聽。相對地，易卜生、好萊塢式的劇本，在事件緊湊的前提下，其實把人生拋得更遠。破碎生活並不存在如此精巧，以至於每分每秒都有新事件發生的狀態。

那是原本《第三次殺人》該走的路。在驚悚懸疑題材裡，當三隅先生在開頭殺人之後，抽絲剝繭地發現一層層人際謊言、複雜關係。然而這並非是枝裕和要挑戰的。相反地，故事在重盛律師第一次走進他辦公室後，便漸漸「契訶夫式」地停止了。他們開始辯論，年輕律師認為為了幫三隅辯護，有必要走訪一趟北海道見他離開多年的女兒，但老神在在的重盛卻一口回絕：辯護不是交朋友，不必什麼都知道。關於「幫三隅辯護」的故事主軸，從這場戲開始便幾乎停止，沒有突破性進展之於，也將所有人捲入試圖理解三隅、受害者妻子及其女兒的深淵。

電影重點在於：並不是因為三隅先生說詞不一，劇情才陷入僵局。相反，正是希望劇情不要一味通往單一、平板的結局，才設計了三隅先生這道門檻。往後所有對話，編劇都盡可能結合契訶夫式揭露過往的語言、與海明威著名的冰山理論。對話不再推進劇情，期待看到懸疑驚悚片的觀眾開始感到失望；而是枝裕和的忠實粉絲同時也覺得，緩慢對話間失去過往的熟悉。但抒情顯然已經完全不是是枝裕和的母題，以兇殺案為題材的他發現，原來人與人之間的理解，這麼遙不可及。因此片中主要角色的心機，以及語言密度，事實上比過去任何作品都還要高。每句話被說出前，都不曉得得在每個人心中被斟酌多少次。

最精彩、且令人心碎的幾場戲，以重盛律師在公園與受害者女兒會面為例。當重盛試圖問出事發真相時，她沈默許久後，竟只回答了：「對不起。」而重盛也停頓半晌後說：沒關係，是我問得不好。在女孩說出「對不起」前，沈默中思考了多少人際關係、與目的，那攸關了女孩十幾年人生，所累積出的世界觀，一幅獨立、完整、複雜的宇宙。沈默證明了角色的複雜，而台詞也都精確浮出冰山最高的一角。所以角色更不像虛構，而更像現實你我都能在街坊相遇的他者。另一場令人提心吊膽的戲，則出現在女孩與母親在廚房獨處的場景。為了金錢隱瞞工廠黑心真相的母親，被加以外遇罪名，而當她關門，孤獨地靠在安靜洗碗的女兒背上索取溫暖時，女兒竟只淡淡說了一句：鍋子舊得都刷不乾淨了呢。究竟在聽完母親的撒嬌過後，她從過去幾十年已逝的記憶抓到了什麼？母親？父親？於是她是想攻擊？還是防禦？我們其實無法掌握女孩的心理地圖。而為了建立角色可能的「全貌」，是枝裕和盡可能讓每一句精雕細琢的台詞，都開啟了更無底的深淵。

這場母女攻防、辯論的戲，與經典亞瑟．米勒（Arthur Miller）1947年首演的劇本《All My Sons》遙相呼應。在《All My Sons》裡，兒子譴責父親販賣瑕疵飛機引擎，掀起家庭革命，最後父親自殺。但2017年的《第三次殺人》裡，金錢、資本已經使這一切更加不戲劇化地，在陰暗廚房中完成妥協。女兒必須聽從母親指示，選擇說出對資本有利的故事。從這點出發，與全片的殺人主題並置，可清楚看見是枝裕和已經將其編劇從個人場域，轉移至社會。事實上，他清楚回應日本近年延燒的殺人話題。從2015年《絕歌：日本神戶連續兒童殺傷事件》這本少年隨機殺人犯的自白出版，引起社會抨擊、轟動；到2017年，入江悠編導、藤原龍也主演《第22年的告白：我是殺人犯》，以異常蒼白手法呈現受害者心理；終至2017年，是枝裕和以兩個小時篇幅，展示了「理解」用盡全力的姿態、以及終究揮之不去的空白與徒勞。審判定讞後的結尾裡，重盛與三隅的最後一場監獄對話，玻璃上重盛清晰的臉孔不斷追趕三隅更加透明的臉，當前者前進，後者便再度遠離。這幅單一影像再度說明全片兩人的關係。但稍後我們又發現，其實兩者身影都只是鏡中成像而已。導演用三種層次，揭露了他者面孔的「虛」：重盛、三隅、與是枝裕和三個主體，互相無法捉摸。這是面對殺人與死亡，導演盡力理解後，最終的答案：我們其實並不理解任何一人。某種客觀事實當然可被歸納，並在現實與一般懸疑片裡找到相應安心的結局。但身為人文作者——不是科學家、律師、檢察官——他更想問的是：難道道德批判也如此簡單？如果《海街日記》、《比海還深》是比較輕易的理解，因在快速找到相同處之餘，感到溫暖與安心，那麼當相似點消失，「同理」上升為一門技術，它還可能走得多遠、多深？

這是《第三次殺人》帶著人文、哲學色彩的思考，也是是枝裕和個人作品的轉捩與躍進。它不關於洗滌與和解，而是一場實驗與提問：若將電影視為人生，那麼在死亡（結局）來臨之前，我們對於他者能產生多少的認識？於是，兩個小時的過程中，他幾乎捨棄所有情節，把篇幅貢獻給探索角色內心了。儘管如此，走到結尾的他仍感受到巨大的不足。抒情消解背後，是枝裕和不是變了，而是試圖以更徹底的思考，承攬「不正常」人身上裝載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