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與歸返：瑞典的薩米人《薩米的印記》

剛獨立的南蘇丹人說：「你知道嗎？月亮是屬於白人的。」

中國商人對家被強拆的農民說：「賠你一棵樹的錢？你連人都是共產黨的！」

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瑞典人對北歐原住民薩米人說：「你們的腦容量太小，沒法在城市生活，只適合留在部落裡養馴鹿過活！」

壓迫會進化但不會消失，永遠是現在進行式。

薩米人總數約有八至十萬人，分布在瑞典、芬蘭、挪威、俄羅斯四國，約莫有二至四萬人住在瑞典；自然環境形塑語言風貌，薩米語有三百種以上的方式描述雪， 如此豐富的語言直至2000年才被瑞典政府認可為官方少數民族語，對照立法院今年五月底將原住民族語列為國家語言，台灣整整晚了瑞典十七年。壓迫少數族群的基本做法就是讓他們自慚形穢，鄙視母語，貶低自身文化，強迫學習官方語言，從台灣到智利到瑞典，儘管文明程度不同，貶抑的手段如一。《薩米的印記》（Sami Blood）要觀照的正是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瑞典政府壓迫薩米人的歷史，從一位原民少女改變認同追尋自我的歷程，看她的出走與歸返，如何映現被壓迫者的挫折與奮鬥，以及最後的和解，與自己與至親與族群和解。

導演阿曼達˙柯內爾（Amanda Kernell）是瑞典、薩米混血女性，父親來自薩米馴鹿家族，拍攝處女作，選擇自己最熟悉的女性與家族故事再自然不過，雙重弱勢的身分彰顯性別與種族的雙重壓迫。如同絕大多數導演的首部電影，全片有直觀生猛的力道，流暢的故事緊扣主題：當壓迫者以近乎種族隔離的方式將族人禁制在山裡，因智識優越而不甘受辱者只能以出走對抗圈圍，以融入對抗隔離。只是，生存從來不是容易的事：離開，以全新的身分與認同對抗歧視壓迫必須堅強；留下來，在山林中清苦過遊牧生活與世隔絕也要同樣強韌。《薩米的印記》從兩個姊妹不同的選擇，直視原民部落在留下或出走兩端擺盪的生命困境。

要拍攝文化逐漸衰微的原始部落大不易，人老人亡，傳承式微，認同淡薄，導演深入做田野調查，訪談許多族人挖掘故事，力圖貼近真實的個人生命經驗與族群歷史。全世界大約只有五百人可以說流利的南薩米語，導演面試無數演員/素人，找到兩個會說南薩米語的姊妹扮演片中姊妹，搭配絕大多數素人演員，整體表演節制收斂，樸實自然。飾演女主角艾拉瑪雅的史佩洛（Lene Cecilia Sparrok）演技尤其深刻有層次，部落原民受自然山林鍛煉的堅韌，不受社會制約羈絆的直接，追求異族愛情的大膽，盡顯在她的眼神流轉以及肢體動態。導演有意識的完全以艾拉瑪雅的視點鋪陳故事，她在所有場景中出現，以「我」一人的微觀命運映照整個族裔的宏觀歷史。

女艾拉瑪雅向母親要求父親遺產繳學費時的絕決，像馬戲團員般在白人面前吟唱傳統歌調時的屈辱；老年艾拉瑪雅對酒吧陌生人介紹自己叫克莉提娜時的自在，聽他們批評薩米人時的沈默，這種種衝突與改變是她選擇出走必須面對的課題。然而，脫掉傳統服裝，拋棄原始族名，否認種族血統，所有這些負面否定，也無法改變事實：她身體裡流的是「薩米人的血」（原始片名）。她被瑞典少年霸凌暴力傷害，如馴鹿般在耳上被割下記號，這個「薩米的印記」永遠提醒艾拉瑪雅，作為薩米人她曾經遭受過的屈辱。

片子最後，死亡與葬禮讓瑞典人克莉提娜回到十四歲就離開的故土，面對薩米人艾拉瑪雅，克莉提娜恨的強度所顯現的正是艾拉瑪雅愛的深度，愛恨原來就是一體兩面，怎麼和解才是重點。當瑞典人克莉提娜獨自走向棺木，在妹妹遺體耳邊輕聲說：「原諒我」，薩米人艾拉瑪雅還魂，她沒有說出口的潛臺詞或許是：「在壓迫與屈辱的時代，我只能跟著心走，自私的顧全自己。」這個和解雲淡風輕，有種自在坦然，讓她以「瑞典的薩米人」雙重的認同，歸返背離多時的家鄉，背離與認同總也是原民故事的核心。在映後座談中最讓導演驚訝的是有很多歐洲白人觀眾對她說：「電影說出我的故事，勾起我被壓迫的記憶，我是從鄉村到城裡打拼的鄉下人，努力改變口音，變成都市人……」階級、性別、城鄉差距的歧視不分膚色、種族，《薩米的印記》捕捉到普遍的人性與社會共像，才能引起不同族群的共鳴。

上個世紀，瑞典將薩米人隔絕在部落山林不接觸；台灣奪走原住民的土地讓他們流離失所。瑞典已經反省道歉，目前半自治的薩米人擁有自己的國會；而台灣政府還沒有按照「傳統領域調查成果」完全歸還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沒有人是局外人，沒有共好，不會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