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蟻》：影像與主題的迷失

資深紀錄片導演朱賢哲在劇情長片領域初試啼聲，便觸碰嚴肅沉重的社會議題，其創作野心與責任感令人欽佩。加之演員全心投入地用力表演，不矯飾，不刻意煽情，也讓《白蟻》確確實實稱得上一部難得的誠意之作。然而在晃動的手持鏡頭下，影片周轉於白以德（吳慷仁飾）與湯君紅（鍾瑶飾）有限的生活空間—住家、課堂、書店、路上，雖然所探討的對象具強烈的社會性，卻不慎困守在片中人物的小世界裡，而讓影片很可惜地小了格局。 

 《白蟻》運用了大量的手持鏡頭。影片或許正是以這樣的鏡頭在實踐一種窺視。當白以德收拾著偷來的內衣褲時，那個極度傾斜、從桌腳窺視的鏡頭，尤其打破了傳統的構圖曲線，甚至明白暗示著觀看者的存在，不是電影中的人，卻正是攝影機與觀眾自己。影片中極少中遠景，即使有，也同樣是以近似偷窺的視角出現。經常性的特寫鏡頭讓人被迫將目光投注於人物身上，不論是身軀、面容、腳步，還是其他。於是一方面觀眾既像是一群帶著原罪的窺視者，不斷被提示著當下凝視偷窺者的雙重觀看行為，也在這一過程中一遍遍進行著自我檢視與反忖；另一方面，相當弔詭的，這種近距離的貼近，又似乎是在企圖建立觀眾與電影中人物的認同。  

當白以德失控地陷入不可自拔的情緒中時，彷彿也牽動了觀眾自我幽暗的內心深處，於是銀幕內外達成了一種共同的宣洩。這樣的鏡頭運用延續了朱賢哲作為紀錄片導演的慣常做法，解讀起來似乎也意義不凡，某種程度上晃動的鏡頭更是人物躁動內心狀態的映射，然而相當可惜的，這卻也讓影片缺少了一種安穩的電影感。游移與不安的影像雖顯影了一種粗糙與寫實，卻也帶來令人分心的眩暈。於是這樣的手法是否真的必要，卻也令人存疑。 

在這樣關照人物內心的影片中免不了的是鏡像。作為一種最直觀的自我觀看過程，鏡像中的自我赤裸，而又無可遁逃。在《白蟻》中，鏡面經常性地把畫面分割成兩個甚至三個區塊，框限著畏縮於一隅的人物，實像與虛像間彼此對照。即使不是鏡像，在影片大多數的畫面中，人物也是經常性地出現在畫框的邊邊一角，尤其是左方，在影像上承受著某種擠壓。然而雖然在構圖上別具心思，萬分遺憾的卻是影片在意象上的缺乏。 

片名「白蟻」取自主角白以德的諧音，也是他在社群網站上的筆名。兼具蟻居與惹人生厭的害蟲意象，「白蟻」出乎意料地並未在影片中象徵性地出場。影片中多次出現的物件如CD盤、信封等也多只停留於物品本身，而具豐富意涵潛力的頭髮、母親做衣服的針等，都很可惜地欠缺進一步的刻劃與串聯。於是影像便成了對人物狀態的純粹觀看，少了更進一步的在意義挖掘上的可能。 

在影像之外，回歸到故事本質，《白蟻》掙扎著企圖觸摸到一個更高的主題，但直至終了卻很遺憾地未能達成，甚至其主題本身都顯得模糊。一方面，《白蟻》依舊落入了某種校園「霸凌」的範疇。只是跨出了校園的場域，年歲來到大學，甚至在視覺上更長。影片中的某些嘗試其實是極具主題潛力的，例如它事實上並非物理上的暴力，而是遠距、真空、不可觸及的，在彼此猜忌的捉迷藏遊戲催化下的；它也並非言語的暴力，而是影像的，以手機拍攝的數位影像存放於CD盤中，播放於電腦上的；它更不同於新時代的網路暴力，而是屬於更早的紙本時代，以信件來傳遞的。 

這一系列的不尋常足以讓影片織出不一樣的味道。事實上，影片在逐步揭開謎底的過程中，也在不斷試圖辯證著幾組對立或近乎對立的概念—受害者／加害者、偷窺／反偷窺、正常／不正常、正義／自以為的正義，甚至是比較級的概念—變態／更變態等等。然而，這些概念在影片中卻多近乎只流於對白，僅是稍稍點到，而未能被編織進細節裡。我們聽著白以德的母親（于台煙飾）一次次追述過去，聽著年輕人彼此對話，直白卻未見深刻。 

另一方面，要追溯白以德的戀物癖，家庭描寫是少不了的。於是可以想見，戀母情結再一次被推到前景。男孩目睹母親與人做愛，於是一方面男孩在父親去世後對母親產生的依戀幻滅，情感與慾望進而移轉到了母親與其他女性的貼身衣物上；另一方面，男孩在目睹之後也產生了閹割恐懼，於是亟欲尋求母親揭露前的遮蔽衣物，來緩解自我焦慮。然而，倘若僅是如此學理上的典型解釋，好像對於爬梳戀物癖背後複雜的社會／個人脈絡還是過於簡單了。影片本有更進一步開展的可能，尤其在母親這一塊的心境描摹，其困囿於乞求原諒的牢籠與迴圈，以及對白家男性的責備與自我懷疑，都頗具深入點。只是白家究竟發生了什麼，影片直至最後卻都未有充分揭示。當母親塗抹上紫色口紅，現身於家庭聚會，在薄弱的家庭書寫下，其意味也顯得模糊不清了。 

值得注意的是，當白以德走離書店，拋下一句「為什麼你們什麼事都能重來」時，他所直接評論的是重打發票這件事，那麼在他短暫的生命歷程中他又希望什麼重來呢？在那一片魚類絕跡的白色深海裡，湯君紅同樣也提到了某種可以重來的魔幻。於是當影片尾聲，湯君紅復又回到那片海時，我們也不得不凝神細視起「潛水」這一行為本身所可能具有的豐厚內裡。它洗滌的或許是罪咎與不安。可是關於潛水，關於重來，鋪敘得太少，終究還是太過單薄了。或許本可以期待的，是一個更有力的收場。

《白蟻》確是一部凝聚創作者真誠與熱情的作品。如果說，《白蟻》讓人感到最可惜的是影像上的躁亂、意象上的闕如，還有主題上的隔靴搔癢，那麼其實歸根結底，其最嚴重的致命傷或許就在母親與醫師對話的那一場戲。當醫師將「戀物癖」、「憂鬱症」等名詞簡單直接地一一道出、對應、歸位時，其所暴露的不僅僅是影片在言語之外的動作、情節刻劃上的力有未逮，更讓影片落入了詞彙本身的框架中。倘若被描述者的脈絡足夠複雜，又怎是用一兩個名詞就能窮盡和指涉的？更不用說這樣的名詞並置本身或許也是粗糙的。進一步言，這些名詞背後，也往往黏附著某些社會施予的刻板印象，而這些刻板印象，或許也恰恰是影片的創作初衷所欲正視與挑戰的。指認了命名，反倒窄了影片探討議題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