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瓜人生》：隨風來去的「苦瓜」們

一邊聽著Sophie Hunger的《風會帶著我們》（Le ventnous portera），一邊開始寫這篇關於《酷瓜人生》（La vie de courgette）的觀影小心得，這首歌被用在片末roll card時播放，而演唱者則是這部片的配樂，基本上聽到的那些吉他彈奏，想必都是出自她的手。影片收尾用這首歌來總結全片似乎再適合不過，歌名本身已經有其暗示性——這些無助的小孩基本僅能依靠外力來推動他們；而歌詞裡頭某些意象（比如「Ton message à la Grande Ourse / Et la trajectoire de la course / Un instantané de velours」，你給的北極星消息還有航行的軌跡一瞬之間如天鵝絨，註）也貼近影片內容（比如酷瓜會寫的「圖文信」，給黑蒙、卡蜜和西蒙分別帶來過溫暖）。而影片也開始於一片藍天白雲，帶著些微的風聲，開始了酷瓜如風般的生活。

誰也沒料到這部短小精悍的動畫片（總長66分鐘）除了已經囊括了2016年安錫動畫影展（Festival International du Film d'Animation d'Annecy）的最佳影片，並且順利入圍了2017年的奧斯卡最佳動畫片——片商選擇在這個時間點上映，大概除了從另類角度配合「情人節」外，或多或少也對它押了一下賭注（否則我第一次觀看這部片，已經是去年11月中的一場試片會上看的）。事實上這部片有其先天討喜的優勢：首先是一部「手作感」很重的黏土停格動畫，其次是影片並沒有沉溺在題材本身很自然引導出來的悲戚氣氛，反而以一種輕快、樂觀且明亮的節奏推進情節，使得觀眾的眼淚，會是在一種先驗感受（即對孤兒或各種家庭問題下的小孩之同情心）在得到了影片調性與故事設定的安慰下自然噴發，亦即，影片並不消費這個議題，但這點很可能跟影片賴以改編的繪本有關（但筆者無緣親睹原著繪本，在此也僅能猜測），不過也可能跟編劇者有關。

影片的導演克勞德巴哈（Claude Barras）是首次執導，所以一般觀眾大概不會是針對他來的（當然，這裡是假設觀眾都有「作者情結」；但大部分觀眾基本沒有這層意識），很可能是衝著編劇瑟琳席安瑪（Céline Sciamma），她之前備受矚目的《裝扮遊戲》（Tom Boy）也同樣以某種輕盈的語調，講述了一位女孩在成長過程中，在性別認同上產生的一段插曲；儘管片子大抵引入了懸疑偵探片的氣氛。但真正令人訝異的是，她在同一年推出的另一部編劇作品《熱愛十七》（Quand on a 17 ans，中文片名是金馬影展放映時的名字，直譯為「當我們17歲」），竟也入微地深入描繪出兩位17歲少年之間若有似無的情感（而其中一位男孩甚至也在另一位男孩的母親之性幻想的世界中，這位母親的丈夫長年待在軍中，後來竟也「毫無懸念」地為國捐軀），沒想到在駕馭孩童情感世界（儘管有原著作為基礎）時，居然也是駕輕就熟！此姝前途不可限量。總之，不論是《裝扮遊戲》、《熱愛十七》或是有點想仿效科西胥（Abdellatif Kechiche）的《少女最搖擺》（Bande de filles）似乎都保證了她在劇作上的張力布置；但是令人動容的是：她並沒有把這一點以一般人預期或想像的那樣，用相對浮面的方式，放到《酷瓜人生》來。

因此，就算毫無意外在收容所裡頭有個小霸王西蒙，但他並沒有被寫成極端壞的角色；相反地，他帶有強烈的正義感，正因為他的好奇心與這種正義感驅使，他閱讀過所有小孩的簡歷，進而萌生了需要用強力來保護這些同伴的心理。如此便能理解為何他要用高壓的方式來面對新成員（先是酷瓜，後是卡蜜），一方面可以確保新成員在向他臣服的前提下，不會欺負舊伙伴，二方面也是他能藉此滿足好奇心（所以他總要問人是怎麼來到收容所的）。同時，也正是因為他的這種積極性格，所以才會在卡蜜身陷危機中，急智地想到解救計畫——關鍵道具出現的場面非常含蓄，甚至當它後來成為重要的工具時，觀眾還會驚訝這不起眼（甚至被主人嫌棄）的禮物，竟大大改變了卡蜜的命運。卡蜜或許是隨風而去來，先是父母的特殊情況，又是整個社保機制的協助，但這些助力隨後還包括了情感因素（同伴們的革命情懷以及黑蒙的古道熱腸），以及堅定的意志（西蒙的助人意志與黑蒙的領養決心）。

因而，戲劇性衝突全來自孩童們那些神情，這也是為何人物的造型是如此地誇大了頭部，因為在這些孩子們單純或稚幼的心靈或許並不容下過多的思維，心靈小劇場遠不如木訥神情來得令人疼惜；恰恰相反，他們越是沒有心機，才越能得到觀眾們的認同與愛憐。所以影片以愛莉絲為典範，來表達出即使他們要「藏」，也只能是隱藏「外在」（她的左眼有一道傷痕，因此她始終用瀏海遮住左眼；是卡蜜的來到，才幫她掀起了瀏海，又在同伴陷入危機的時候，她自己又放下了瀏海），象徵冒險的Alice之名卻放在最封閉且停滯不前的角色身上，無疑也是一種極大的諷刺。而這一切都肇因於大人世界的失序，孩童總是無辜的，自然無須承受起扭曲且複雜的戲劇性發動機這樣的任務。

但即使在有限的人力與資金（800萬美金），長期的製作過程（7年），單純的故事、場景與人物，但是細節還是非常豐富，包括酷瓜原本房間內各種畫作，如何去體現出他對父親的欲求，這位父親被裝扮成超人的形象，畫在風箏上面，象徵了他對於一位從天而降、能保護他的父親是有多麼渴望，這個前提是，他有一個鎮日消沉且對他暴力相待的母親。風的意象於是充斥全片，風箏道具也成為幾次關鍵情節的觸媒，並因此強化了風與這群孩子們的關係。而風箏也成為物的一個提喻：我們都知道玩具或物品對於小孩（其實對大人亦然）能起的移情作用，但在片中沒有篇幅去處理每一個小孩的情況（儘管都或多或少有意無意地帶到他們手上或身上的此類印記），只能就酷瓜來順便影射出其他同伴的狀況，所以除了風箏，片中也強調了啤酒罐對酷瓜的重要性（它象徵了母親；大抵上，從性的角度來說，也有某種程度上的隱喻，這部片雖是兒童片，但也涉及到一點點關於性的話題，估計影片的觀眾還是有想瞄準成人）。這也是為何觀影過程中，讓我不斷聯想到《騎單車的男孩》（Le gamin au vélo），這部片不僅也同樣處理了收容所的題材（想必這個議題在法國算是滿嚴重的問題），且也透過物（單車）來象徵男孩的情感投射，只是在達頓兄弟（Jean-Pierre Dardenne與Luc Dardenne）那裡這是非常嚴肅的現實問題，而在Claude Barras和Céline Sciamma這裡，則得以用更溫馨與溫柔的方式，表現為一則關於愛的寓言。

註，歌詞翻譯參考自幕迷影評，http://www.movier.tw/post.php?SID=124135#sthash.eaxsloJg.dp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