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馬五十舉重若輕——《我們的那時此刻》

近一兩年，先後有兩部關於台灣電影的紀錄片，都由官方出資委託拍攝，也都和黨國機器的歷史有關。《光陰的故事──台灣新電影》由台北市政府出資，趨近於資深文青的影史觀點，這對不熟悉台灣電影史的人，特別是九〇後出生的新生代，不經意間設下了難以跨越的觀看距離；《我們的那時此刻》則是文化部委託拍攝，試圖梳理金馬獎五十年來的歷史。這樁委託案看似容易實則艱難，尤其是在台灣不斷轉型之際──包括合法取用影音著作權等規範 。難能可貴的是，全片除了剪入大量影史經典片段，並由電影工作者現身說法之外，還穿插庶民／影迷觀點，分別由不識字的紡織廠退休女工，年少即投身軍旅的外省中年男子，以及解嚴後才出生的年輕電影工作者，三類不同性別、背景、年齡的素人現身發聲。此種素樸庶民史觀很能打動人心，呈現電影與生活，生計和生命的互動關連。說到底，無論社會體制是民主自由還是戒嚴專制，電影始終是最普遍的常民娛樂，大眾怎麼「看」電影，為什麼「看」電影絕少被關注，欣見《我們的那時此刻》納入庶民想法，展現由下而上、更具包容性的敘事觀點。

片子一開始，導演直接再現過去戒嚴專制時代看電影、進劇場、聽音樂會必經的愛國儀式，銀幕上赫然出現「請起立唱國歌」字樣，黨國MV伴隨著「三民主義，吾黨所宗……」的樂聲，為《我們的那時此刻》拉開序幕，讓台下觀眾錯愕之餘忍俊不住，引起滿堂噗滋笑聲。開場伴隨著笑聲，觀眾自然入戲，也為本片的拍攝觀點與剪輯手法定調──且讓我們輕鬆笑看電影作為「時代倒影」的反覘／反諷視野。這樣的紀錄片手法與風格，楊力州最是擅長，他誠心與最大多數觀眾 交心溝通，儘管要鋪陳的是頗為曲折的政策決定論與政治壓迫史，他執意用生活化的口白（由桂綸鎂幕後主述），詼諧幽默的風格，讓觀眾一邊笑著一邊領略金馬獎自1962年創立以來的歷史梗概。

金馬獎草創之初，從「金馬」二字到頒獎日期，始終依循「藝術為政治服務」的思維，創立的前二十年實則是威權統治的自我催眠史，試圖以各種教忠教孝、主題正確的電影製作，鞏固獨尊黨國美學的意識型態。片中刻意剪入《英烈千秋》一幕：張自忠將軍自刎殉國前，高喊「蔣委員長萬歲」，頗讓人啼笑皆非。張將軍出身西北軍，盧溝橋事變後與日軍周旋虛與委蛇，被官方黨報〈大公報〉在社論上斥為「張逆自忠」，他奮勇堅持戰到最後被日軍射殺，既非自刎也沒有高喊神化口號。電影當然沒有義務必須符合史實，電影可以是藝術，可以是娛樂，也可以是壓迫工具與造神媒介。中國的共產黨與台灣的國民黨都牢記列寧教誨：「電影是教育群眾最強有力的工具之一」。諸如此類只談對日抗戰壯烈勝利，不論國共內戰潰敗遷台的電影政治，硬生生斬斷了台灣民間在上個世紀五十、六十年代盛極一時的台語片風潮，也就排除了許多台灣歷史、人民記憶與共同情感。而政治現實揭露的是殘酷真相：抗日愛國電影只是台美斷交/中美建交下作為鞏固黨國的代罪羔羊。

當藝術無法觀照政治/社會現實，觀眾轉而寄情於三廳浪漫愛情劇、香港娛樂電影以及武俠片，逃避社會現狀。電影創作被壓抑了二十多年後，直到八十年代初期，新一代電影工作者才突破黨國體制，以既合作又抗拒的迂迴姿態迸發出創新活力。面對這些台灣影史的幽微黯面，楊力州若要直搗核心，出聲批判，恐怕會落得「耽溺悲情，撕裂族群」的批評，所以「此時彼刻」，他選擇不直面，輕輕放下，轉個彎另闢蹊徑，以輕盈的口述白描，對照並列台灣影史經典畫片，一部關於台灣電影、浮世人生，以及政治荒謬的紀實喜劇，於焉誕生。

然而，輕鬆看待幽微歷史並不意味著對現實鄉愿，《我們的那時此刻》最令人激賞之處就是在回看「那時」的金馬五十之際，舉重若輕地揭開「此刻」的社會現實。楊力州刻意剪入1983年電影《搭錯車》的場景：國家機器為徵收公園用地而強毀民房，並與2013年苗栗大埔張藥房被怪手摧毀的新聞片段平行剪輯。三十年的時空距離，執政者以開發之名圖利建商枉顧人民居住權利的惡行如出一轍，映照出政商勾結的黑暗金權，以及小老百姓被迫入戲的殘破人生。映後座談時楊力州有句話博得滿堂鼓掌叫好：「我看到一個機會很開心：劉政鴻縣長可以在這部紀錄片裡留下不滅的歷史形象，便毫不遲疑剪入張藥房被毀片段。」偉哉斯言，《我們的那時此刻》呈現的不只是戲院裡的暗黑電影史，還有走出戲院，烈日當頭底下，台灣社會五十年來的變與不變。

金馬獎在1990年之後由官方轉交民間團體主辦，走向開放兼容並蓄；自1996年起，只要電影是以「國語」為主述語言，不限出品國家、資金結構、演職員國籍都可報名參賽，中國電影因而符合資格也納入競賽。質言之，現今並不存在其他影展競賽類同金馬獎，因為金馬獎非關國別、語言，也不拘泥於客觀地理空間，更無種族限定，而是以泛華人文化概念作為參賽資格標準，展現成為泛華人圈最高電影獎的企圖與視野，超越了藍／綠、統／獨的意識型態之爭。這個比金馬獎歷史更深層的電影政治不在本片探討範圍殊為可惜，卻是根本課題，朝野政黨與社會大眾宜深思之，也值得電影史/文化史學者專家探究。

無論家國，和解共生是台灣唯一的出路，而和解的前提不只是還原歷史，更要懂得如何得理且饒人的「理－解」歷史。國府撤退來臺後的台灣電影史就是政治壓迫史的微型延伸，「讓藝術的歸藝術，政治的歸政治」從來都不是崇高理想，只是震天嘎響的口號，因為人與事很難完全免於「管理眾人之事」的勾連與糾結。質言之，《我們的那時此刻》可以作為理解台灣電影史的入門起點，透過大銀幕讓觀者發現：原來六十多年前的賣座國片是臺語片，也曾有過「美麗新世界」。且讓我們笑看金馬奔騰五十年，如何走進社會現實，然後艱辛站上世界舞台，笑著明白金馬獎前半期的電影壓迫史與後半期大開大闔的道途。